凌云岚

　　暗藏危机的开端

　　1905年，中国人第一次学会使用“抵货”这一抗议手法，对象是美国。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源于美国从19世纪晚期开始的辱华条约，在美的大批华工开始受到当地人的排斥，美国政府也因此于1882年制定了华工禁约，这是美国唯一明确指定某个种族不得入籍的法案。之后二十年内，这一针对华工的禁约不断升级，不单是在美华工，对一般华人移民的入境限制也渐渐升级。

　　即便是在积弱已久的中国，这些条约和相关事件，对政府和民众而言，也是无法掩饰的屈辱。在弱国无外交的前提下，中国民众对政府显然并不抱多大期望，于是由民众自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从国外延烧入国内，1905年由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

　　1905年的中国知识阶层可谓忧心忡忡。如何让普通人了解运动的必要性，是运动的发起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唤醒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热情，在当时的背景下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让普通民众参与这场看似与他们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运动。抵货运动的领导者试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比如白话演讲、制作宣传歌曲、征集签名、发布广告宣传国货等等。

　　为了尽可能地煽动起民族主义情感，当时的参与者还采取了“散布谣言”这一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法，比如宣称美国雪茄有毒。这恰如在2008年“抵制家乐福”活动的过程当中，QQ群和BBS上，不时谣言四起，如“家乐福管理层称不怕抵制，抵制家乐福的短信发不出去”等，甚至引发整个运动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家乐福大股东支持达赖”，也被家乐福方面完全否认，且一直没有人能够举证加以说明。从这个角度看，在整个事件当中，“谣言”这一手段可以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使用着——大规模集体运动的参与者身份相当复杂，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主要是民族主义激情，而谣言所能激起的共同愤怒恰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加强这种凝聚力。这大概是历次抵货运动，谣言都如影相随的根本原因。

　　让1905年的热心发起者煞费思量的，绝不仅是如何发起群众。更让人头痛的，是如何对已被发起的群众加以控制，即怎样才能在理性的范畴内将运动进行到底。从历次抵货运动中不难看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激发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困难，而要驾驭这种激情却绝非易事。对于1905年的发起者而言，义和团阴影尚未消除，狂热而无知的民族主义激情产生的暴力，对中国实际造成的伤害依然历历在目。因此，在运动中，强调“理性”、强调“节制”贯穿始终。

　　上海《外交报》上发表《论抵制美约》，也强调在运动中要“坚持本义，不生枝节”，特别警惕在运动场合可能出现的暴力、出格举动，会转移运动焦点，破坏运动形象，甚至引发国际纷争。事实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确实引人注目，特别是在新闻传媒发达的今日，群众运动中的点滴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国际形象。1905年的先行者们并非是杞人忧天，当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中，传出有人侮辱、焚烧法国国旗的消息时，不单法国大使馆表示不满，许多国人也颇有疑虑：抵制家乐福，本是基于“国外某些媒体有意歪曲报道、妖魔化中国”的认知，但抗议行动中的某些过激行为，却有可能反过来加剧这种“误解”和“反感”，从4月底开始，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省爱国情感的表达方式问题，正是这种忧虑的表现。

　　1905年的抵制运动，最终渐告消退。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人认为是中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最终对参与运动的民众施压所致；也有论者认为，单纯的爱国情绪无法支撑这样一场集体运动，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共同的目标，加上抵制手段的单一无法补偿部分参与者的损失，是导致运动终结的主要原因。

　　爱国声中的难题

　　1919年的湖南《大公报》曾以《爱国声中之三难》报道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一幕：一个小学生回家之后，将父母小摊子上的日货通通扔在地上，用脚踢毁。父母怒极，对孩子打骂不已，此时恰好宣传的中学生路过，了解前情后立刻出钱作为补偿，并对其父母宣讲抵货运动的宗旨。夫妇两人感动万分，拒不收钱，且承诺再不卖日货。三方行为，均属难得，所以报纸编辑特别赞赏，指其为“爱国声中之三难”。

　　然而仔细看来，这三难之“难”还不仅仅是“难得”，同时也是“难题”之难。难就难在，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会给运动的参与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大到生意关门，小到生活不便。这一点，从日货占据中国市场的份额便可判知。恰如《林家铺子》当中所描写的那样，从日用百货到工业原料，日货在国人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何对因为参与抵货运动而受到损失的群体进行补偿，或者看得更长远一些，如何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弥补抵货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是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抵制日货，和“抵制家乐福”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法国商品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并非不可取代，尤其像LV这样的国际一线品牌，与普通人生活并无关联，因此即便中国抵制法货，类似品牌仍可宣布其销售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与普通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正是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而且家乐福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不足以造成居民巨大生活损失，居民尽可以选择别的大型超市作为替代。从抵制法货再缩小范围到“抵制家乐福”，这次抵货运动的难度可以说降至最低，而一般民众也就不至于像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国民一样，在民族工商业相当滞后的情形下，坚持自己的爱国激情，并为之付出那么多的牺牲。

　　运动必需付出牺牲，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然而运动中绝大多数个体所能付出的牺牲一定是有限度存在。超出这个限度，要求个体付出过多，则一般状况下，集体运动必然不能持久，这也是1919年抵制运动参与者所担忧的问题。因此，从运动伊始，就不断有人强调要避免“五分钟热度”，如武汉《大汉报》1919年登载的《热心童歌》，告诫的是“前几次，提倡功，可惜只有五分钟。因此故，外人中，笑我热血五分钟。今日事，更加凶，热血不可五分钟。劝同胞，报国忠，绵绵不绝五分钟”。

　　曾有研究者从集体行动的特征来探讨抵货运动，并且指出，集体行动中人员组成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参与者的认识水平处在很不一样的层次上，参加运动的动机更是不一：他们中有的为社会正义、民族主义等情感和意识形态所激发；有的为运动的壮烈场面所鼓舞；有的借运动宣泄个人的情感；有的无非是凑热闹。参与者的动机不一，当然，他们愿意为行动付出的牺牲也不一样，持久性更是不同。1919年的抵货运动，参与者中最热情的是学生和知识阶层，支持他们的当然是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忧虑和热情；而综合比较，大概付出牺牲最大的要属商人，也因此，商人群体在运动中的形象也是最复杂的。一方面，运动没有商人的参与和支持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运动中最容易产生动摇的，因此商人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矛盾也最易被激发。

　　1919年的抵货运动者们，以“救国十人团”这一特殊组织形式，将一个极大型的集体行动“分割”成无数个小团体，以十人为一组，解决了“如无团体何以持久”的问题。普通市民、工商业者、店员、工人和各个阶层成立无数的“救国十人团”，纷纷在报纸的投稿栏发表宣誓，承诺自己在抵货活动中要实现的六条誓言，包括不买日货、不受雇于日本人等等。作为结合的和行动的单位，十人团将责任和义务具体到个体。在2008年“抵制家乐福”活动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类似十人团的组织，但是，考察“抵制家乐福”事件的传播方式，不难发现，QQ、短信、MSN等方式成为运动组织的重要形式，其中也部分地借助了参与者的个体人际资源。最典型的如“MSN签名档加红心”的活动，便是借助这种手段迅速传播的。

　　另一方面，抵货运动的参与者也采用了各种方式对运动造成的影响进行补偿。在1919年的抵货运动中，各地学生成了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宣传抵制日货，并且负责监督商店是否出售日货，甚至在街道上盘查行人，收缴他们随身携带的日本产帽子、雨伞等物。除此之外，学生们也极力宣扬国货，甚至自己制造一些小生活用品贩卖。如湖南长沙的长郡中学，学生统一组织贩卖国货团，每日由学生携筐装载国货贩卖。同时，搭发一种国货单，每当有人购买商品时，便赠送国货物品单一张，上面分列出常用物品中，哪些品牌属于国货，哪些乃是“仇货”。

　　学生贩卖国货，对于无法购买日货的普通人来说，部分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难题。而对于运动中更大的损失者——商人阶层来说，需要作出的补偿无疑难度更大。1919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尝试着以救国储金捐助的方式来解决。这年4月，知耻会在上海成立了一项基金，征募5000万银元，用于军备和资助民族工业，发展民族经济。短短三周内，知耻会便筹集到了25万银元，到6月份，筹款达到了2000万银元。这种方式，是试图通过给予民族工业适当的扶助与补偿，来降低抵货运动造成的商业损失。这次抵货运动因政府压制而流产，但其成熟度远超以往。

　　规模大的集体行动，因为参与者众多，反而容易流于口号而疏于行动。“抵制家乐福”活动，最先是依靠网络发展起来，而网络的特点也决定了这场运动没有一个“实名”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网上的支持者在参与活动时付出的只是激情，却没有任何监督机构保证参与者都能将理念付诸实践。与历史上抵货运动的另一个区别，是“抵制家乐福”活动缺乏强有力而明晰的目标。目标的不明确也是运动无组织的必然结果，而这样的自发性运动，恐怕还是会像1919年抵货运动参与者面临的难题一样，最终难逃三分钟热度的命运。

　　抵制运动的可能性

　　抵制运动从19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究竟这一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能否达成参与者的愿望，似乎是无法回避的问题。1905年的抵货运动，最终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渐告消退，虽然多少改变了美国对华人的态度，但运动最初定下的目标“废除禁止华工条约”，最终还是没有达成。

　　抵制运动的效果，随着每一次运动的目的、范围和规模不同而不同。在民国时期，抵货运动的出现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比如一般提倡民族消费文化的手段，如设置高额关税来禁止或者限制进口商品。在近现代中国，这样的手段完全是不可能的奢想。从1900年到1937年，这一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因此，要表示对一个国家的抗议，只能靠民众自发抵制其商品来达成。

　　如果抛开每次抵货运动的直接诉求，抵货运动的影响会在长时间内慢慢发酵。在运动中培养起来的爱国心，以及这种爱国心和爱国生产、爱国消费等的结合，必然长久地影响着一般国民。但单看其直接诉求，即抵制特定国家的商品，则其是否具备有效性相当可疑。抵货运动发展到21世纪，其发生的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从“对外开放”这一国策的确立开始，中国经济环境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要区分什么是国货，什么是法国货，已经相当困难。

　　先回头看看1928年的国人所作的区分：第一等国货是“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第二等则是“大部分本国原料，国人工作；或是大部分本国原料，外国技师”，这样一直到第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但这一标准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代的中国社会，正像在“抵制家乐福”活动中很多人所指出的一样，家乐福所卖的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且雇用的员工也全是中国人，抵制对法国经济影响大还是对本国经济影响大，难以确定。总的说来，国籍与产品的关系越来越不相干，全球性的消费文化正在取代民族主义消费。在这样的语境中，抵货运动这一手段的有效性更加有限。

　　看看“抵制家乐福”活动的全过程：2008年4月，天涯社区上出现了在法国火炬传递过程中种种场景；4月10日《爱我中华，抵制法货》的帖子现身，且将目标锁定了家乐福；4月13日，有人将网上抵制转变成了现实行动，在北京白石桥的家乐福门前出现了宣传抵制者；4月15日左右，伴随抵制活动，网上同时开始流行在MSN签名前添加红心的活动；从15日开始，抵制行动在全国各个省份进一步升级；17日开始，法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弥合裂痕；随后，国内的抵制活动开始慢慢降温。5月1日的假期过后，抵制的声音已经基本消失在各类媒体上。

　　和历次抵货运动一样，“抵制家乐福”的运动来势汹汹，持续时间却不过一个月左右。与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评价这场运动的得失，不如说它最大的作用在于为民间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口，也为之后民族主义激情的进一步凝聚和高涨奏响前奏。

　　虽然运动已经过去，抵制引发的思考却在继续，也许这才是历次抵货运动包括“抵制家乐福”能给历史留下的东西。抵制形式的选择、抵制中的重重隐忧、抵制中不同人基于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选择……所有这一切，历史上的历次抵货运动似无多少不同。抛开这些，在重重话语中，我们想努力爬梳出的，是在运动中，抗住民族主义激情的压力、持续发出的、相对微弱的自我反省之声。

　　在“抵制家乐福”的叙述接近尾声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1905年，在总结了抵货运动中应该注意的种种事项之后，《论抵制美约》的作者不忘提醒国民，美国的辱华，一方面固然是欺侮弱国之民；另一方面，华人自身所有的不良习气也要为此事承担责任。如果不能改良自身，那么即使这次运动成功，也难逃将来再被欺侮的命运。无论运动成败如何，中国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革不该停止。

　　这样的提醒，也许正是我们不应忘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