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

　　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又是不可选择的。

　　父亲很少谈自己的少年事，仿佛他十八九岁之前的日子是一张白纸。那时候留至现在仅有的痕迹，是一张破旧的高中毕业证和一张他穿着军装的黑白相片。毕业证上，父亲的名字依然清晰如刚刚写下，照片上，父亲的笑容天真、面孔清秀。对我的人生而言，父亲的人生仿佛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后来的故事被人们的语言补白。

　　20岁时，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结婚。20岁的他仍带着孩子般的稚气，母亲长他三岁。婚后一年，我出生。我八个月大时得了一场病，几乎死掉。姥姥回忆说，在镇上简陋的医院里，父亲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或者瞪着眼睛一夜夜地不睡觉。我曾问过他当时的感受，时光太久远了，他记得并不深刻，只是说：“那时啊，你都要不行了……”两年后，弟弟出生。我和弟弟像一横一纵两个坐标，把他永远地定格在了父亲的位置上。

　　婚后三四年，父亲成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干了几个月，他不想干了，觉得挣钱太少，每日看着一群孩子也无聊。那时候四爷爷还是党支部大队书记，跑到家里游说父亲。母亲炒了几个鸡蛋，切了一盘咸菜疙瘩，他们爷俩喝了半小桶散白酒。四爷爷的目的只有一个，劝父亲继续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不知道四爷爷和父亲谈了什么，但起了作用，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没hold住，大概也是酒喝多了，答应了下来。他也许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决定，成了一生的关键，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讲台。其实，他当时并非没有其他选择，而且是种田之外的选择。当年他曾和一群村民搞过一支小建筑队，那还是三十多年前，起重机还远未成为中国的“國鸟”，建筑队刚刚从四面八方兴起，很有发展潜力。后来的年月，在为交不起学费而看到父亲犯愁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父亲没教书，而是去了建筑队，家里的状况肯定要好得多吧。我猜他也这么想过。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又是不可选择的。

　　民办教师的收入可想而知，每个月不到一百块钱，常常还要被以各种名目克扣。有一年年底，父亲从学校回来，母亲问他今年结了多少工资。他一脸无奈和悲伤：一分钱没挣，算来算去，竟然还欠了学校两百多块钱。为这个，母亲许多次劝他放弃这个看起来永远也转不了正的工作。他没放弃，不是什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只是因为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已经不再适应艰苦的农活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永远有一个“苹果”挂在空中诱惑他——转正。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能转正了，不仅每个月的工资可观，还在身份上成了国家的人。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渴望的“苹果”。

　　或许，我要感谢这一点，正因为他做了教师，多少与单纯的农民有所不同，后来才会耗尽力气供我和弟弟读书。父亲为了教学，订过一段时间《小学生作文选》之类的刊物，它们成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还有一段时间，父亲四处寻找武侠小说，聊以排解农村长而无聊的暗夜，而我却是这些书实际上的第一个读者。这时候母亲又显示出她对我们宽厚的爱，在其他人家，一个男人不但不种田，还要看闲书，一定会成为家庭矛盾的根源。母亲似乎天然地理解父亲的苦闷，或者，她本能地觉得这些书自有其价值，帮着父亲去搜罗。我记得清清楚楚——读初中放暑假时，母亲赶着驴车去乡里接我，顺便卖粮食。回家的途中，母亲把车停在一个旧书店门口，说：“给你爸买本小说看看。”那本书似乎叫《三杰八俊十二雄》，是一本武侠小说。拿到书的父亲很高兴。若干年来，每当念及这一幕，我都对母亲心怀无限的感激。

　　然而，这些书和书里的故事，并不能缓解日子的辛苦。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承担着家庭的压力，读初中、高中时，我们每次回家要钱，都是父亲的屈辱。他常常跑遍整个村子借一两百块钱，对方给他算高利贷，他承诺了秋后或者年前还。每到有人来要债，父亲和母亲都显得极为不安，小心翼翼地诉说家里的困难，让人家再宽限些时日。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努力让我和弟弟觉得这没什么。从那时起，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贫穷所带来的屈辱感，那感觉甚至会导向莫名的愤怒。后来再遇见这种情景，我会走掉，不听不看，假装不知道。我心想，儿子不在跟前，他们在债主面前或许会少一点内心的负担。

　　父亲也有过梦想，特别是摆脱贫穷赢得尊敬的梦想。无奈他生在特殊的年代，又是穷乡僻壤，他们那代人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这种郁闷，让他年轻时经常酗酒。他会把偶然在路上遇见的同村人拉回家，摆上咸菜喝两盅，喝到有了醉意，就挥动着手臂诉说一些自己的英雄事迹。酒精成了消解内心苦闷的唯一良药，也渐渐成为损伤他健康的毒药。有一回，他醉酒后半夜骑自行车回来掉在了沟里，把腿摔断了，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才重新站起来，但那条腿还是留下了病根，每到阴天下雨就会酸疼。也许是这次疼痛让他彻底放弃了跟自我的抗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此后的父亲，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和重心——供我和弟弟读书。

　　父亲还在为了转正而努力，他和一些具有同样情况的老师们，三番五次到乡里的进修学校去学习，买回一堆资料来看。可实际上，在这样的农村，是没有真正的进修可言的，他们不过是要营造出一种学习的气氛，以支撑自己继续教书，继续相信自己在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然而后来他们真的陆续转正了，那时候，他已经作为民办教师干了快二十年了。乡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参加某种考试，合格后，就有可能转正。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都认真学习。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他把握不住，几十年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末班车，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乡村教师。

　　转正后的父亲，有了稳定的工资，那时我读了大学，弟弟已经工作，我们不再是家里的负担。父亲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感到了生活的乐趣。教书不再是为了转正所必需的过程，而是越来越成为他身份的某种标志，也是因为生活状况的好转，他们这些乡村教师第一次在农村有了地位。家长们逢年过节时都会请老师们吃吃饭，有一些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也偶尔拎着东西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这时候，父亲就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自豪感。

　　2008年，父亲告诉我，村里的那间小学被合并，他被调到另一个村的学校去了。我从他平淡的语气里听出潜藏的伤感，但却无法安慰，我自己也陷在童年的学校被撤销的伤感中。从家里到他新任职的学校，大概有近十里路，途中要翻过一座小山。那时候，他有了一台摩托车，便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内蒙古北部的冬天，非常冷，风大，常有雪，但他只能这样上下班。这些年，每当我想起父亲，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他骑着摩托车，艰难地行驶在暴风雪中的样子。

　　珠珠摘自《老家》（百花文艺出版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