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民

　　震惊周总理的开国黄金失窃大案

　　●吴民

　　1961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就在这一年的3月18日，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被盗黄金800两。此案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起黄金失窃案。

　　

800两黄金突然消失

1961年，沈阳六一五厂（造币厂）承担了一项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因为这是一项保密工程，所以当时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成堆的黄金被堆放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靠的全是工人们的觉悟。但这满地金银，还是引起了时任该厂生产科科长关庆昌的注意。

　　1961年3月18日是星期六，天下着小雨。这天下班后6时，关庆昌到了厂浴室，和浴室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遍招呼，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赶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羊角锤，轻松地撬开仓库板墙，用羊角锤撬开装黄金的木箱子，拿走了两块重约800两的黄金。他把黄金放到家后，急忙换上衣服，几分钟后出现在工厂俱乐部举办的舞会上，逢人就打招呼。他的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晚上9时30分舞会结束，在众目睽睽之下，各自回家。关庆昌回家让媳妇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

　　星期一，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一上班，青年工人高兴贵就紧张地跑到他跟前，嘴唇哆嗦着说，100号产品被盗了。郭家惠吓得几乎瘫倒在地。事关重大，他急忙向厂里报告。厂里立刻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公安局破案的声势造得很大。每个公安人员负责十余名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法，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工人都需要一一按手印，现场发现的布鞋脚印和判断的作案工具羊角锤，被列为重点线索，因此，职工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都被勒令上缴。

不得安宁的窃贼

关庆昌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但那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而且，他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最后，他把金子从灶坑里搬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

　　关庆昌盗出的黄金是高纯度的，所以无法出手。为了降低纯度，他弄了不少化学试剂和盆盆罐罐，想自己熔炼金子。他一折腾，让那位和他不和的邻居起了疑，邻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遗憾的是，当时有关部门以为是邻里间的纠纷，未引起重视，关庆昌因此躲过一劫。

　　但此事还是把关庆昌吓了一跳，他决定离开这个邻居。在20世纪60年代，能住上“两水两气”楼房的人是极少数的，关庆昌却要求调到没有“两水两气”的平房去。他的理由是：“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搬到了平房里，为了掩人耳目，他加高了院墙，又在巴掌大的院里栽了棵树，整日大门紧闭。甚至连儿子结婚时，门口的大红喜字也不敢贴。

　　关庆昌原有个老父亲，在关庆昌作案之前，他身子骨还硬朗，背粮、提菜都是把好手，关庆昌把偷金子的事告诉了老头儿，可把老头儿吓坏了，成天坐在炕头上哭。老关头的爸爸，当年由于善于投机，胆大心细，从一个倒弄破烂的穷汉，成了大客店的老板。老关头没少向关庆昌宣扬他爷爷的本事，要想发大财，光宗耀祖，得学爷爷那两下子。如今儿子继承了爷爷的血脉，那必定是他的家庭教育起了作用。老关头一边流泪一边哀叹，他只讲了发财致富那一面，而没有好好向儿子讲讲，他爷爷把全部钱财投进赌场，孤注一掷，结果财空人亡的可悲下场。老关头从父辈那里隐隐意识到，冒险最终难得好，他预感到儿子的好运也不长了！他日夜忧愁，精神恍惚，只一年光景，就咽了气。

　　关庆昌更是心怀鬼胎，作贼心虚。说话怕说金字儿，睡觉怕说梦话，一见穿白警服的进厂，他的心就怦怦乱跳。他有一个本儿，把每天和谁接触和谁谈什么话都记下来，晚上对着本儿进行揣摸、研究，看自己有没有说错话。

　　有一次关庆昌和老婆因为家事吵架，关庆昌抬手，啪啪啪，打了老婆几个大嘴巴。老婆捂着脸骂道：“你臭美什么？自己做过什么事儿你忘了？”关庆昌吓得连连说：“我打你几个，还回你几个！”啪啪啪，如数往自己嘴巴子上抽了一阵。老婆还不解气，要闹个没完没了。关庆昌吓瘫了，哭丧着脸说：“你要揭发我，我就得上吊了！”好话说了三千六，才算了结了这次纠纷。

如此破案好荒唐

金子失窃后，作为保管者的郭家惠去报案，不料却成了怀疑对象，他和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高兴贵，被警方扣住，受到了严厉审讯，一关就是3个月。

　　最后，郭家惠的包装组组长职务被撤掉，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

　　有一位叫贾清吉的老工人，13岁入厂，后因表现积极被抽调到护厂队，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贾清吉这个人很直，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他的这番话，自然被举报了上去。理所当然地，他成了突破对象。贾清吉被当成怀疑对象，在厂里大会小会地批、无休止地审问，每次还受点皮肉之苦。

　　当时的厂长叫李榆，也被关进了牛棚。那些专案组的人推断，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在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了。于是这些人就跑到东陵，把李榆母亲的坟掘了，将棺木打开，可奇迹并没有发生。更离奇的是，李榆家有个保姆，早在1959年就返乡回家了。黄金案发生在她离开的两年以后，但这些人认定保姆就是李榆的特务上司，800两黄金作为特务经费被送到保姆那儿去了。于是他们又“辛辛苦苦”地去追查这个保姆。

　　巨大的压力，使没有犯罪的人，都开始怀疑起了自己。有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一次斗争会上，受不了这种刺激，自己冲上台去，承认说：“这金子是我偷的。”但这位老兵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只好不了了之。

待到真相大白时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这消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关庆昌紧紧地吸住。他算了一下，那800两黄金，至少能变卖36万元。发大财的机会到了！

　　他和老婆又专门到银行营业部观察一下收购金银的情况，卖金银的不必带任何证件，认金不认人。关庆昌兴奋地向老婆说：“是时候了！”

　　4月15日，他从一块黄金上剁下来约1.5公斤的一块，由妻子黄淑珍拿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去出售，共得款23000多元。黄淑珍分别用6个姓名办了定期存款，把余下的65元零钱揣进兜里。

　　由于黄金纯度太高，引起了银行保卫部门的怀疑，关庆昌的妻子被扣押。经过审讯，一切很快水落石出。关庆昌被抓获，全部金块被搜出。关庆昌被判了死刑，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了法制社会，根据当时刑法，盗窃罪没有死刑，关庆昌据此提起上诉。最后关庆昌被改判为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