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秀

　　隔海相望的爱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

　　在这场反帝反封建和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脱颖而出。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邓颖超作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执委兼讲演队队长也非常活跃。9月16日，他们还一起加入了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青年进步小团体──觉悟社。

　　1920年1月29日下午，被推举为代表的周恩来和于蓝渚（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4人到省公署请愿时不幸被捕。周恩来和被捕代表们出狱后，觉悟社员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一致主张周恩来等赴法国求学。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和张若名、郭隆真一起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飘洋过海远涉西欧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陈独秀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2月，周恩来当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3月中旬，由于前任书记赵世炎奉中共中央指示赴莫斯科学习，周恩来遂在这年夏天从德国迁到巴黎。周恩来在德国期间，即和张申府、刘清扬及张伯简组成旅德党组织，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国共合作后，周恩来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随着周恩来政治上日渐成熟和年龄的逐步增长，他对男女之间正常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也由坚持独身主义转而较能正确对待，并且开始着意寻觅自己的终生伴侣了。

　　周恩来初到西欧的一段时间里，与张若名走的比较近，两人一起经过五四风浪考验并一同赴西欧勤工俭学。1902年2月，张若名生于河北省保定清苑县温仁村。她聪慧美丽、才思敏捷、文笔犀利，不仅在五四运动中是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冲锋陷阵的天津爱国学生领袖，还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国民党旅欧支部第一届评议委员，也是最早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女性。后经她的努力，成为中国最早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但是由于1924年初，在法共里昂支部举行的追悼列宁的大会上，中国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置在会前法共已得到的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这一活动的情报于不顾，硬是要张若名按组织决定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致使会后张若名受到法国秘密警察询问，险些被驱除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国警察对其跟踪盯梢。张若名在身份完全暴露，很难继续进行革命工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得不做出脱离政治、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的决定。

　　张若名脱离革命队伍后，使早已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表示要“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周恩来，对自己的择偶标准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他觉得既然自己决定献身革命事业，那就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因此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意志坚强、“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的伴侣。于是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五四运动中充满革命热情、勇敢坚强的小妹妹邓颖超，

　　邓颖超于北平女师毕业后，先后在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小、京师公立女子第七高小任教。1922年8月，邓颖超受天津刚创办的私立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邀，到达仁女校任教。马千里是著名教育家、天津《新民意报》总编辑。他思想开明，主张妇女解放。“达仁女校在马千里先生主持和领导下，是一个开明、民主的学校，教员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上各方面的进步活动，甚至入团入党都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力和干涉。他所聘请的教员，绝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大家都很团结，认真工作。”这样一个充满友谊和团结进步的氛围，给思想活跃的邓颖超创造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良好条件。

　　1922年春，邓颖超、王贞儒等组织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1923年4月，邓颖超等发起成立了女权运动组织——女星社。1924年底，邓颖超等又组织成立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1923年4月25日，邓颖超和李毅韬、王贞儒、谌小岑等还创办了以讨论妇女问题为宗旨的刊物《女星》旬刊。同年邓颖超和从法国回来的刘清扬及李毅韬、谌小岑又创办了《妇女日报》。

　　1924年1月，邓颖超参与组建天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和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最令周恩来钦佩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少五四运动中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有的失去了往日的鋒芒，革命意志消沉了；有的始终没有跳出旧礼教、旧习俗、旧观念和旧道德的怪圈，做了封建家庭的少奶奶；有的则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唯有年龄最小的邓颖超，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将天津的妇女解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周恩来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对邓颖超有好感。1922年冬，周恩来等派遣李维汉回国，向党中央正式申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其旅欧支部时，曾委托李维汉到天津看望邓颖超，还给邓颖超带去一封信。从邓颖超的表现中，周恩来觉得邓颖超已经由一个积极参加救国图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者。经过慎重的考虑，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就应该找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热情、坚强的终身伴侣。

　　自此，从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鸿雁传书，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确立了共同的革命的理想，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尤其是有一次，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endprint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曾非常形象地谈到她和周恩来确立恋爱关系时的情况：“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3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邓颖超决定和周恩来确定恋爱关系前，曾经征求与她相依为命的慈母杨振德的意见。杨振德见过周恩来，并对他的人品、才学很赏识，认为：“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是个感情很专一的人。”但是由于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格外慎重。她对爱女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他回国后再定吧！”慈母虽然这样说，但是邓颖超认为，人一生中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并非容易。既然她与周恩来志趣相同，心心相印，就应该尽快答复他，不能再让他为此伤神了。

　　也在这时，周恩来又来信了，他希望邓颖超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这时，邓颖超没有再按慈母的意见等待，而是非常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从这时起，周恩来、邓颖超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并携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大革命中鸾凤齐鸣

　　1924年夏，周恩来奉调回国，任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

　　这年1月11日至22日，周恩来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结识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高君宇。会议间隙时，周恩来和高君宇两人相谈甚欢，彼此还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况。当高君宇得知周恩来的恋人是邓颖超时，高兴地称赞道：“你俩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周恩来得知高君宇正热恋着才女石评梅后，也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大会结束后，周恩来拿出一封信来，烦请高君宇回北京时，将此信交给天津达仁女校的邓颖超。高君宇言而有信，在回北京的途中，果真到天津达仁女校去看望邓颖超，并将周恩来委托他带的信当面交给邓颖超。

　　得益于高君宇鸿雁传书，邓颖超知晓了她日夜思念的周恩来在广州的近况。她企盼早日见到周恩来，与他倾诉几年的相思之苦，更企望早日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策源地广州，与心爱的人一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比翼齐飞。

　　真乃机缘巧合。这年为了声讨惩办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肇事凶手，邓颖超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旋即汇入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中。6月10日，邓颖超被选为代表天津80多万民众的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她以天津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总指挥的身份，从6月14日到6月底半个月的时间内，先后组织了4次规模浩大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邓颖超炽热的爱国行动和卓越的活动组织能力，在天津人民中产生巨大影响，却引起天津反动当局的恐慌。7月初，天津反动当局悍然下令通缉邓颖超。这恰恰促成了她南下与周恩来相会的机缘。

　　邓颖超在天津工作已经很危险。天津党组织考虑到她和周恩来的恋爱关系，经与广州党组织商议，决定要她火速南下，到广州去工作，并与周恩来完婚。

　　由于情势急迫，邓颖超脱去白衫黑裙的教师装，换上布衣长裤，头上梳了个发髻，打扮成一个家庭妇女的模样，于7月13日同中共北方局干部李国暄、直隶女师教员赵老师一起，乘坐火车踏上了南下之路。

　　邓颖超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从水路乘船于1925年8月7日下午，顺利到达广州珠江的佛山碼头。

　　但当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无限相思的情侣，并没有相聚。因周恩来忙于同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研究讨论工作，没法分身，便派精明机警的陈赓代他去迎接。陈赓带领邓颖超到设在越秀南路广东省总工会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在埋头工作的周恩来，只是立即抬起头来，迎着邓颖超炽热的目光点点头，向她投来粲然一笑。周恩来开完会，连看也没来得及看她一眼，就和陈延年匆匆地走了。待到晚上10点多钟，周恩来处理完工作，派陈赓来接邓颖超回寓所的时候，原定12点多宵禁的时间忽然提前了2个小时。身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教练的陈赓，只好暂且将邓颖超安顿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住了一夜。

　　次日，由于周恩来一大早就到黄埔军校工作，邓颖超也急于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所以直到傍晚，这对年轻的恋人才相聚于周恩来在广州的寓所文德楼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

　　周恩来的寓所位于广州万福路文德里文德楼的二楼。这是一间10多平方米大小的房子，平时陈赓陪同周恩来住在这里。房间内双人木床、书桌、藤椅、玻璃衣橱、藤制书架、衣架、洗脸架，一色的浅色家具，整齐干净，一尘不染。为了欢迎邓颖超的到来，周恩来早晨特意让陈赓买来两盆鲜花摆在窗台上。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革命情侣相见后，邓颖超没有责备周恩来不去码头迎接，而是和周恩来互通了各自的入党时间。这也是他俩都急于想了解的，因为他俩恪守组织纪律，在通信中从未谈及此事。

　　接着，邓颖超谈了她南下广州时，母亲对她的叮嘱：到了广州，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事了。她还告诉周恩来，今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找她谈话时也谈到：“党组织调你到广州来，一是做广东省的妇女工作，一是照顾你和周恩来主任完婚。组织决定你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现在是国共合作，你同时要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协助何香凝部长开展广东的妇女运动。”

　　之后，他们商议了要将结婚的消息告诉双方的长辈，告诉严修等师长。为了让长辈们分享他们喜结连理的幸福，他们还特意到照相馆照了张夫妻二人依偎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中，周恩来一身戎装、英俊儒雅，邓颖超白衣黑裙、青春靓丽。

　　新婚之夜，因周恩来幼名大鸾，常自称“鸾”，邓颖超便称他“鸾”，后来也称他“来”或“阿来”；周恩来则亲昵的称呼邓颖超为“超”、“小超”或“凤”。他们之间这样相称，一直保持到晚年。endprint

　　最令人钦慕的是，夫妻俩从新婚开始就将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作为夫妻和谐相处的准则。并达成以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实践证明，这一协议不仅有益于他们日后的工作，也显现了这对夫妻政治上的成熟。后来邓颖超将夫妻相处的原则总结为“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就在山水秀丽的广州，周恩来和邓颖超海誓山盟，结为夫妻。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这一天是1925年8月8日。

　　同事们钦佩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自由恋爱的无畏精神，称他们的结合是无双的结合。事实也证明，正因为他们感情是建立在为革命奋斗的基础上，所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仍始终不渝，坚贞如初。

　　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们得知周恩来和邓颖超喜结良缘，非要见见新娘子。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曾谈论到一些熟识的好朋友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后，肯定要来热闹一番。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商定，在离他们住处不远的广卫路太平餐馆内，摆了两桌酒席，邀请黄埔军校的同事们和广东区委的同志们热闹了一番。

　　陈延年、恽代英、彭湃、熊雄、邓演达、张治中、蒋先云、陈赓等来了。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也闻讯赶来。与周恩来相交过从、同为维护国共合作努力的军校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张治中，不仅闹着一定要邓颖超站在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还和陈赓等一杯接一杯地向周恩来夫妇敬酒。

　　当时，周恩来月薪不少，但他将大多数薪水交了党费，只留50元做生活开销，邓颖超月薪仅有20元。为了两人能安心工作，夫妻二人还雇了一个佣人帮助料理家务。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由于他们工作上互相切磋、互相支持，生活上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因此他们婚后的生活幸福融洽、和谐温馨。

　　婚后，周恩来照常有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有时到黄埔军校去工作。邓颖超则每天都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去工作。当时，广东区委有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军事部，妇女部的工作就由邓颖超负责。由于当时的妇女工作主要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和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去做，同时还要通过工、农、青各个组织去协同安排，邓颖超联系面非常广泛，她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在如火如荼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中，周恩来夫妇携手前进，比翼双飞。

　　但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瞬息万变。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十分羸弱、危机四伏。尽管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心协力地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周恩来也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使黄埔军校面貌为之一新。然而斗争仍然是复杂而激烈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后12天，即发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收买凶手刺杀廖仲恺事件。廖仲恺遇刺后，许崇智纠集粤军企图发动政变占领广州。蒋介石奉命实行宵禁，迅速控制了广州的局势。

　　8月21日晚，周恩来原本同蒋介石商定于11时戒严搜捕枪杀廖仲恺的凶手，不想戒严时间比原来提前了2小时，口令也临时改变了。待到周恩来的座车接近广州卫戍司令部时，门卫觉得对方复令不对，一串子弹立即向周恩来的座车袭来。身负重伤的司机赶紧调转车头，拐进小巷，随即倒下咽了气。周恩来在枪响的瞬间，急忙伏身车座下。车一停，他立即跳下车来，高喊：“我是周恩来！”警卫才停止开枪。

　　这是周恩来不到两个月内第二次遇险。6月23日，声援五卅运动的香港和广州各界人民群众游行示威途经沙基时，遭驻守的英国军警开枪扫射，造成50余人惨死、170多人受重伤的沙基惨案。这次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正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2000多人参加游行示威，同他并排前进的左右两个人都中弹身亡，他幸免于难。

　　残酷的革命斗争，使周恩来、邓颖超这对夫妻较早地认识到进行革命工作的风险。同时，周恩来由廖仲恺遇刺和自己遇险，也深感侦察、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从这时起，他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开始筹建侦察、保卫方面的组织。

　　夫妻新婚还不足2个月，周恩来继 1925年2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部的第一次东征后，10月6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参加第二次东征。11月4日傍晚，周恩来率总政治部进入汕头市，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因他将潮汕地区治理得有条不紊，国民政府于11月21日任命他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政东江。

　　周恩来主政东江期间，首先抓了新政权的教育、宣传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并依法惩办为非作歹的日本侨民，惩处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与此同时，他经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同意，于12月成立中共潮梅特委，统一领导潮汕地区的党的工作。

　　作为中共潮梅特委负责妇运工作的邓颖超，11月20日受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的派遣，代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来到汕头开展妇女运动。邓颖超一到汕头，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11月22日下午，她又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汕头市妇女联欢会。会上，周恩来的开场白和邓颖超《在汕头妇女联欢会上的演说》相互辉映，使汕头妇女们深受启发。当场大家一致同意组织汕头市妇女解放协会。经过16天的筹备，潮汕第一个妇女群众组织──广东工农解放协会潮汕分会成立了。代表们公推邓颖超为第一任负责人。

　　出色的工作，使邓颖超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二次改选大会上，当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出版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妇女部秘书。

　　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令周恩来、邓颖超欢欣。但令这对新婚夫妻始料不及的是，在经过两次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后，羽毛渐丰的蒋介石认为夺权的时機已到。1925年12月8日，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园主持召开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后，要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单也一并告诉他，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endprint

　　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周恩来12月底特意赶回广州，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分析了局势，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反击意见。但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却做出予以否定的答复。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软弱，致使蒋介石于3月20日又制造了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并把周恩来软禁了两天，威逼他同意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面对蒋介石猖狂的进逼，周恩来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非但没有采纳他们的提议，反而作出接受蒋介石条件的决定。于是，已经暴露身份的250名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于陈独秀一再妥协退让，致使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和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多少年后，周恩来谈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的一次又一次让步，致使共产党失去领导权，内心还感到隐痛！

　　蒋介石在篡夺了大革命的领导权，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血雨腥风中，成功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佯装邀请到师部议事予以扣押。多亏12日凌晨，罗亦农通过原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进行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从中营救，周恩来才虎口脱险！

　　这时，尚在广州的邓颖超正经历着痛失爱子的精神折磨。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时因轻率打胎，所以再次怀孕后她非常在意这个爱情结晶。由于胎儿体重超常，在当时还没有施行剖腹产手术的条件下，为保证失血过多的母亲的安全，医生只得动用产钳。结果邓颖超脱险了，孩子却因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就夭折了。邓颖超刚失爱子，又面临敌人的追捕，产后过于紧张疲劳，没有休息好而落下终身疾病，致使她以后再也不能怀孕了！

　　经历白色恐怖

　　宁汉合流后，1927年10月，邓颖超携母亲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乘一叶扁舟到达香港的周恩来，也于11月初来到上海。他是在接到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后，乔装打扮后从九龙乘船而来的。

　　历尽劫波，大难不死，夫妻二人双目对视，紧紧拥抱，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温馨的家庭生活，使在风急浪高的大海上飘泊了一天一夜的周恩来感到如同驶进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他环顾室内，窗台上一盆娇艳美丽的月季花引起他的注意。

　　“小超，这是你估计我近日要回来特意为我买的？”

　　“不是，这是一种暗号，平时摆在这里起装饰作用，一旦情况有变，千万记住将它搬开！这样可使自己人免遭不测。”邓颖超认真地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对这一防范措施感到满意。其实，他也早已考虑过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急需制订出一套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的斗争方略来。

　　周恩来一边喝茶，一边深情地打量着婚后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望着随着斗争的需要妻子所变换的特殊的衣着打扮，周恩来眼睛一亮，随之一个他久已考虑的针锋相对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确保党中央安全的计划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经过他认真思索，并和邓颖超及同志们反复磋商，针对中统特务组织欲将共产党员斩尽杀绝的卑鄙行径，针锋相对制定出了一套“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的适应白色恐怖险恶环境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办法。

　　1928年1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决定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组成，是在中央常委下设的一个局，负责领导组织、宣传、特务、调查、交通、文书、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工作等。这样，周恩来就担负起了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对于周恩来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制订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办法，极富应变能力的邓颖超心领神会。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极严密危险的地下工作环境。邓颖超要求自己甚严，有极强的自治力，耐得住寂寞。为了确保周恩来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工作4年多的时间里，刚刚二十三四岁、性格活泼、喜爱戏剧的她，为了工作需要，没有上过电影院，也没有到过饭馆和大商店，因为她怕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许多不坚定分子退党、脱党，甚至叛变，每有情况突变时，邓颖超就得在接到通知后马上转移搬迁。有时一个月内就要搬两三次家。每次进入新居后，邓颖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盆刚刚买来的用做联络信号的鲜艳夺目的月季花摆放在窗台上。为了找房子，特别是那种有前后门的，一旦情况有变时能够及时脱身的房子，她不知走了多少路。

　　初到上海，邓颖超接任瞿秋白爱人杨之华的工作，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工作任务是配合暴动深入到各个工厂发动女工进行游行示威等宣传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邓颖超建议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位中央妇委委员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们结拜小姐妹的方式，结成姐妹。她还在自家餐桌上放上麻将、纸牌，一旦有情况，盘查起来，就称是小姐妹们在一起聚一聚，玩玩麻将、纸牌。邓穎超在妇委中排行第五，又称“五妹”。邓颖超身穿旗袍，头梳发髻，完全是家庭主妇的打扮。她只有外出或和李文宜深入到女工家中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生产情况时，才装扮成女工。周恩来见邓颖超这样装束不易引人注意，也多次提倡从事地下斗争的妇女同志们，要头梳发髻，身穿旗袍，学会保护自己、掩护同志。

　　周恩来则是或装扮成工人、或装扮成商人，早出晚归，舍生忘死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奔波。常常有这样的事，周恩来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见邓颖超和姐妹们正在开会研究问题，他热情地和众姐妹打招呼后，便匆匆地下厨房帮助岳母杨振德给大家做饭去了。待到邓颖超和众姐妹开完会时，周恩来和岳母杨振德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也端了上来。周恩来亲手做的美味可口的拿手菜狮子头，颇得大家的赞赏。全国解放后，周恩来的这一拿手菜还常常在朋友们欢聚西花厅时偶尔露一手。

　　当时党的经费奇缺，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才有12元，邓颖超只有8元，外加他们分别为5元和3元的交通费，满打满算两人一个月只有28元收入。这仅有的28元生活费，除了吃穿、交房租水电费外，每逢年节，还要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请客送礼，以掩护他们的身份。慈祥的岳母倒是没有少给人看病，但是收入也很有限。可想而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是何等艰辛。endprint

　　生活上的艰辛，对于在青少年时代就饱尝过辛酸之苦的周恩来、邓颖超来说，算不了什么。令周恩来夫妇痛心的是，在盲动主义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少地方的党组织不顾敌强我弱的主客观条件、不思仓促发动暴动的后果，一味蛮干，致使大革命失败后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付之东流。尤其是12月的长沙暴动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致使张太雷等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牺牲了。

　　更为严重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处理起义善后工作的李立三，不但没有冷静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在香港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指责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他在未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撤销了领导广州起义的叶剑英、叶挺、彭湃等同志的职务，分别给予组织处分，并派他们到广州、汕头、江门等反动势力最强的地方继续搞暴动。

　　同年3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问题，撤销了李立三对起义领导者们的处分，重新组织了省委。并派叶挺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送叶剑英等赴苏联学习。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将2月被捕的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营救出狱。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11月上旬，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立即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为了贯彻执行六大的精神，周恩来进一步强化地下党组织必须遵循的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和社会化等六个原则；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中共六大前已经组建的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机关，还增设了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亲任主席；在制度上进一步建立党中央正常的工作秩序。

　　冬去春来，周恩来经常在浓雾弥漫的清晨，或是夜幕降临的傍晚，先到中央组织部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秘密机关阅读各地送来的报告，听取汇报，解决和处理问题。他有时或到设在浙江中路112号的中共中央及军委联络点，与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接洽；或在邓颖超陪同下到上海爱文义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交叉处的一幢3层花园洋房里，主持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工作。他偶尔也会到贺诚和柯麟以医生身份在威海卫路开办的达生医院召开会议，或为输送到苏区的同志饯行。平时，他常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设在上海的秘密机关──“福兴字号”开会和研究工作。

　　“福兴字号”设在上海最繁华的天蟾舞台隔壁的二楼上，由中共党员、原湖南省立第一女师校长熊瑾玎，以经营纱布的商人身份任老板。为了掩护工作，熊瑾玎又从他原任校长的女师中挑选了一名思想进步、反映机敏、长相俊美的女学生党员朱端绶做老板娘。日久生情，熊瑾玎和朱端绶在工作中逐步产生了感情。1928年中秋佳節之夜，他们结婚的那天，邓颖超特意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旗袍，打扮成一位少奶奶的模样，手拿一束娇艳的玫瑰花，代表周恩来前去祝贺。

　　当然，除了祝贺外，已改任中央妇委委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的邓颖超，主要是前来查看“福兴字号”周围的环境，顺便布置支部工作。因为日后中央政治局要在这里开会办公，必须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邓颖超告诉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中央成立了直属机关支部，你和熊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由于邓颖超或半月、或一个月经常到此与熊瑾玎夫妇开会、过组织生活，周恩来也在每次开会时叮嘱熊瑾玎夫妇注意严守党的机密。加之熊瑾玎夫妇也格外谨慎小心，所以这个开办在上海繁华处的党的秘密机关从1928年起一直用到1931年，始终平安无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恩爱夫妻，为了确保党中央安全无恙，他们入乡随俗，不仅装束与上海常见的一般商人和家庭主妇毫无异样，而且不断变换住地和姓名。周恩来曾叫少山、伍豪、冠生，邓颖超曾叫逸豪、五妹、五美、小超，知道他们住处的仅有陈赓和顾顺章等特科的两三个人。为了麻痹敌特，周恩来刚刚30岁就留起了胡须，党内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胡公”。他平时外出，也只挑里弄小道匆匆穿行，因此也练就了一双硬脚板，行走如风。

　　就是在上海这种宪兵和敌特密布，危机四伏、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同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不仅成功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维系着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使在大革命失败后几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又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同时，周恩来发现党内、军内存在问题后，都及时予以处理。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的实权被王明、博古等人掌握。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期间，周恩来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顾全大局，做了大量反对党的分裂、有益于党内团结和慰藉受排挤打击的干部的工作。

　　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邓颖超的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被解除，分配给她的工作只是参与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好在她淡泊名利不在乎担任什么职务，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妇女工作。她除多次发表事关妇女运动的文章外，经常打扮成女工模样，定期到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青年女工徐大妹所在的工作地点，与徐交谈，指导徐所在的杨树浦工厂区的工人运动。

　　同年初，周恩来编出中共机要史上第一套密码——豪密，在上海培养了邓颖超和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两个译电员。经过多次试验后，9月15日深夜，红色电波沟通了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联系。

　　4月25日，周恩来收到钱壮飞获悉并派其女婿连夜送来的紧急情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24日在武汉被捕叛变，并扬言在3天之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沉着机智、细致周密的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紧急战斗。当夜，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远东局全都搬了家。3天之内，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搬迁到安全地带，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顾顺章叛变后，聂荣臻紧急通知邓颖超转移。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邓颖超家里。富有应变能力的邓颖超不动声色，先让聂荣臻帮助把母亲杨振德带走妥善安置。尔后她悄悄地将摆在窗台上的那盆鲜艳的月季花搬开，并深藏不露、和颜悦色地对顾顺章的妻子说：“嫂嫂，有情况，我们搬个住处吧。”

　　顾顺章的妻子虽是个家庭妇女，但因多年和顾顺章生活在一起，了解地下工作斗争情况，知道一旦发生危机必须立即转移的道理。她带着两个孩子同邓颖超一起住进了一个外国人开的旅馆。但是由于她随身带着顾顺章赴湖北时写给蒋介石的一封自首书，她觉察到情况有变后，执意与顾站在一起对付共产党人。在她对中央造成威胁时，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4月28日，顾顺章带领宪兵回到上海后，虽然没有抓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但在他的指认下，致使恽代英等优秀共产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之后，顾顺章又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他还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幸运的是，当敌人前去搜捕时，周恩来、邓颖超都已撤离。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他不得不隐蔽起来。1931年12月上旬，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周恩来在黄平的掩护下，离开工作了4年之久的上海，赴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4月，在党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的周密安排下，装扮成家庭妇女的邓颖超，于5月1日抵达汀州。

　　从此，这一对革命伴侣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将他们的一片丹心、一腔豪气献给了执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第二编研部编审，副局级巡视员。长期从事周恩来生平资料编辑和研究工作，著有《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书，曾参加撰写或编著《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手迹选》《周恩来军事文选》《邓颖超书信选集》《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