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

　　牛辉林， 1946年3月出生于河南辉县，祖籍山西壶关县，其父为革命军人。1949年全国解放后，牛辉林随父母进北京，在北京军区育英学校上学，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辉林对当时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嚣张跋扈、倒行逆施的行为不满，参加了抵制和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并短期当过这个组织的一把手。聂元梓和校“文革”组织把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的头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校园里贴出了“杀牛宰猴”的大标语，“牛”指牛辉林，“猴”指牛辉林的继任者侯汉清（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并成立了专案组，要揪出“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聂元梓向江青说了很多坏话，以致江青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上点名说牛辉林是“坏人”。

　　1968年3月至7月，北大和清华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在北京市和全国造成恶劣影响。7月27日，北京市工人宣传队3万多人到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反抗，打死5人，打伤数百人。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北京市高校“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师大谭厚兰），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五个小时的召见中毛泽东曾经几次讲到对牛辉林的看法：

　　“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回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逼供信。

　　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牛宰了干什么？牛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牛辉林的纲上的也不好，又不是什么大政治問题，法律也不一定能否定（参见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入北大后，接手的专案组还是校“文革”的老班底，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残酷打击干部、教师、学生。牛辉林也被隔离审查，被带到各系、各年级轮流批斗，拳打脚踢，恶语谩骂。为了防止他自杀，窗子用木板钉死，电灯提到天花板上，撤床睡地板，上厕所有人跟着。一直到12月11日，在全校大会上被从严处理，押到台上批斗，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

　　1968年12月 18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无法忍受专案组逼供折磨，夫妻双双服毒自杀。此事惊动了高层。毛泽东派8341部队的迟群、谢静宜来北大调查，牛辉林也因此而得到了解救。

　　据牛辉林回忆：春节刚过，我被告知，中央警卫团首长召我谈话，随后便被押送到迟群在哲学楼的临时办公室。这是一位紫红脸膛、身体微胖的中年军官。他一边看文件一边适时抬头询问，一边抽烟。谈话进行的一个多小时中，他只有简短的问话，主要让我说，没有任何表态，更没有加以声色俱厉的批判或训斥。兴趣大的时候，放下文件，抽着烟，盯着我听。最后，抬起头淡淡地对着我说：“你的情况，我听清楚了，回去认真反省检讨自己的问题吧”。自从我被专案以来，像这样平和的询问性谈话是第一次。过后我曾仔细品味迟群的话语，不用“罪行”用“问题”，不说“认罪”、“交待”，而说“反省”、“检讨”，真的很讲究。听说后来他主政清华时跟着江青表现很猖狂，干了不少坏事。但那天谈话给我留下了修养和水准颇高的印象。

　　更让我意外的是，迟群找我谈话两天后，谢静宜又召我谈话。那时我已从专案组人员的议论中知道了“迟、谢”的非凡来头，尤其是谢的特殊身份。我预感这将是一次“上达天听”，决定命运的谈话！想到这些，我一路上全身冒汗，到了哲学楼，进了谢的办公室，我已是大汗淋漓！

　　谢从座椅上站起来，走近我，打量了好一会儿，十分好奇地问：“大冷天的，头上冒什么汗？你很热么？”

　　“不是热，是见到首长心里紧张得厉害。”我颇感狼狈地实话实说。

　　“紧张什么？是我青面獠牙吓着你了？”谢轻轻地笑起来，略带调侃地看着我问。

　　这时我才抬头认真观察了一下眼前的这位女军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上去还不到30岁，中等偏高的瘦身材，乌黑短发，白皙文静略带几份倦色，在一身合体草绿色军装、军帽和鲜红帽徽、领章衬托下，格外的清新、端庄，像是一幅画。我不由自己的说了一句说完就后怕的话：“不是可怕，是非常好看”。

　　“你这个小孩子很会说话嘛！我既然不可怕，那你是紧张个什么劲儿呀！”谢先是愣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因为看她也大不了我几岁，所以尽管叫“首长”，也没用“您”，而用了“你”。

　　“不是一般人？那是什么人？”谢有些不解的问。

　　“你是中南海里毛主席身边的人。”

　　“你怎么知道这些？”谢一下就严肃起来，很警觉的样子。

　　“专案组说的，他们还警告我和你谈话要老实点，不许信口开河”。

　　“岂有此理！”谢说不上是生气，还是高兴地甩了一句。看我不出声了，就接着问：“那你就先说说你老实不老实吧？”

　　“我当然老实！”我跟了一句。

　　“当然老实？不对吧？你要是老实，北大上万人里就挑出你这么一个来从严？我看数你不老实！你今天到我这儿来的表现就不够老实！”谢一下收起脸来说。

　　“我已经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该认罪的都认罪了，还要说我不老实，给我从严戴帽子，我不服气！”我这个人一辈子吃亏就在于到什么人面前也不肯服软。

　　“你自己都承认有罪嘛，有罪认罪，有什么好不服气的？”谢的口气温和下来。看我又不吭声，接着说：

　　“那你就说说你犯了什么罪？让我听听有多大呀？”

　　“他们说我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他们说？那你自己怎么说呀？”

　　我接着陈述了自己在1967年7、8月间，散布了一些对江青不满言论的情况。重点强调了起因是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公开讲毛主席家事，子女婚事一类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这样对毛主席影响不好。endprint

　　“照你这么说，你是出于维护毛主席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那你现在还认为是犯罪吗？”谢静宜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认真。

　　“我觉得起码不应该上恶毒攻击的纲。我根本没想过要攻击江青同志，因为年轻不懂事发牢骚，客观上是议论损伤了江青同志。我不该说！”

　　“就这些？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同情‘二月逆流的老帅和副总理们，同情中学‘联动，传抄《陈毅黑话集》……”

　　“还有什么？”谢静宜耐心听完这很长的一段，接着提问。

　　“关了我大半年，交待写了半麻袋，想起来的都说了，再说就得说假话了！”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半麻袋的体积。

　　“那你没有策划指挥过武斗吧？”谢听完我的表白，就转了话题。

　　“我是江青同志几次点名的坏人，谁敢让我去策划指挥武斗啊？”

　　“就谈到这吧，你可以回去了”。话谈得的确够长了。谢明显疲累地站起来对我说。

　　“迟、谢”谈话后不久，我的专案组就无声地解散了，我被放回到自己班级监管。8341部队正式进校后的5月份，我和学校一批被“扩大化”的师生获得了平反。当时我就猜想，一定是谢静宜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了我的情况，有了最高指示，否则没人敢给我平反。

　　这件事情的经过，在谢静宜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1969年5月间，8341部队进驻北大一个多月后，军宣队负责人对我说：“听说聂元梓对立面的那一派头头之一牛辉林，写了很多反动材料，真假不明。想找他过来谈谈话。地点在北大俄文楼教室。”军宣队参加谈话的是部队带队的几位领导人和我，还有做记录的一位同志。

　　牛辉林说：“校‘文革聂元梓把我打成反革命后，天天让我写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待材料，写完还让写，没有了还逼着交待，就这样越交待越多……”

　　我们问他：“你写了多少交待的材料啦？”

　　牛辉林说：“如果摞起来有桌子这么高了，可能比桌子还高（他用手比画着）。如果装在麻袋里有半麻袋了。”

　　领导同志又问他：“都是真的吗？”

　　牛辉林说：“不。我们有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言论，但没有那么多。可写出来后，他们不信，还让我交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让我写交待材料，越写越多……”这是当时牛辉林说的大概意思。

　　领导同志想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让我去请示主席。

　　见了主席，我如实将牛辉林的原话报告了主席，当我说到“牛说他交待的材料摞起来比桌子还高，装起来可能有半麻袋时”，毛主席哈哈大笑了，说：“才别相信那些材料是真的呢！牛辉林是被逼出来的，告诉他别再写啦，什么反革命呢。无非是中央、市委都不支持他们这一派，只支持老佛爷（指聂元梓），人家不满意，心中有气，公开不敢说，只好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议论议论。无非骂我是秦始皇，骂江青是慈禧太后，叫老佛爷知道了，就抓住人家不放，说人家是反革命。算啦，算啦，以前骂的都不算数了。告诉他们今后不要再议论就行了。不要说人家是反革命。”

　　主席喝口茶，稍停一会笑着幽默地说，“若告诉了多次，还不听，还在写，那时不是反革命得更厉害了吗？”主席又哈哈笑。

　　对比牛辉林和谢静宜的回忆，当年谈话的时间、地点有些差别，牛辉林写的是1969年春节过后，在哲学楼；谢静宜写的是1969年5月，在俄文楼。这是由于年代已久，两人记忆的差别所致，但他们叙述的談话内容基本一致。所以可以判定牛辉林是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被8341部队放出来回到班级，后被平反的。

　　1970年3月，牛辉林被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当了干部。但好景不长，当年10月，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牛辉林又被押回北大，作为怀疑对象被清查，宣传队又拿起早已给平反、销毁了材料的“议论攻击”说事，一直清查了两年，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最后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结论，让牛辉林签字，牛不肯签，教导员谈不行，副政委谈也不行，最后是杨德中政委亲自来谈，说：“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了？”牛说：“我回公社当干部，背上这么个结论，今后甭想入党了，影响一辈子的政治进步。”杨政委一听笑了：“不简单嘛，还知道担心今后的入党进步！那就给你的结论上再加一句保留团籍吧，今后到地方上，人家一看，连团籍都保留着，入党当然就没有问题了。牛只好妥协，苦笑一下说：“也是个办法吧！”杨政委说：但是你自己要表现好，管住嘴，不该说的，中央没说的，一定不能说！”（参见牛辉林：《一个“祸从口出”的传奇》，原载《漫步在公元一世纪的石板路上》，李宇清著，华夏出版社，2011年）

　　牛辉林回到了定襄县神山公社后，从公社秘书干起，踏实肯干，关心群众，和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5年2月入党，当年5月任神山公社党委副书记。之后从事过宣传、地产、水利等工作，最后在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

　　2013年11月，牛辉林因病去世。他的工作单位和亲人、生前好友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身在外地的同事、同学、好友等如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张维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作家梁衡，著名学者、原国家税务总局司长张木生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及挽联、挽诗，表示悼念。牛辉林，这个毛泽东曾评价过的“可以耕田”的老牛就此走完了自己的坎坷一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