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7天后，7月15日，重大转折的序幕在皖西拉开。
岳西谈判始末
自红军长征后，在鄂豫皖边坚持的红二十八军，因被国民党军包围封锁，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七七事變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鄂东北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消息。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高敬亭率部从鄂东转移到皖西，寻找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商议。7月13日，高在岳西县南田村与何会面，看到了由交通员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经研究分析，他们对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消息确信无疑。
7月14日，高敬亭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商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具体方案，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的名义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并派何耀榜为红二十八军代表与当局谈判。
15日上午，高敬亭派便衣队交通员金孝广，把致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的信，送到岳西县第三区蛇形岗炮楼（参见何耀榜《大别山上红旗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326页）。
接下来的进展，迅速异常。信立刻被送到第三区区署；区长李德保立刻转呈岳西县县长方少石。方立刻转给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王立刻发电报给远在武汉的卫立煌，电称：“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据该县李区长报告，红军高敬亭派人来表示愿和平谈判，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参见岳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7页）卫立煌同意谈判。
卫立煌身边的高级参谋刘刚夫进言：这是一个新局面的开始，应当停止内战、抗日雪恨。卫立煌遂派其为全权代表，前往岳西与红军谈判，同时通令边区各专员、县长和各分区司令尽量给以便宜行事，负责保障安全。刘刚夫慷慨表示：“将来抗日史上有我一个名字，总算我对祖国对民族尽了军人的天职，死也甘心。”
百转千回的历史长河，在这一段变为一泻千里。15日高敬亭把信送出，18日刘刚夫就抵达了岳西县城，首尾仅仅4天。
与此同时，安徽省政府（治所在安庆）也得到了岳西县政府的报告，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并派出郭副官赶到岳西，与第三区区长李德保一起，协助刘刚夫，参加谈判（参见刘刚夫《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参加豫鄂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第522—527页）。
宏大历史由细节构成，而细节常常富含浓烈的戏剧色彩。此间的一个小插曲，值得载录——15日上午高敬亭的信送出，下午，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驻岳西办事处的联络参谋赵某赶到蛇形岗炮楼，与何耀榜见面。赵参谋摆出“招安”的派头，说：“你们缴一挺重机枪赏500元，一挺轻机枪赏150元。你们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全官升一级。”何耀榜予以斥责。就在这时，赵参谋的上峰打电话到炮楼来找他，接完电话，赵脸色大变，连声对何耀榜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上峰谈判的条件，差一点坏了大事！” （参见《大别山上红旗飘》）
17日，安徽省政府派出的郭副官，由李德保陪同，来到南田村，与何耀榜见面。郭态度诚恳，说：“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真心实意来参加谈判的。因为贵军是在安徽境内和卫督办举行谈判，所以南京方面要安徽省派人来协助谈判。”“请何先生放心，谈判是会成功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无论如何，我将搭桥到底。”
19日晨，郭副官再次到南田村，说卫督办的正式代表刘刚夫和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昨日已到岳西县城，请何代表明日去谈判。何耀榜提出要求：请包围红军的三十二师和保安团后退20里。郭立即联系办理，上午11点钟，何耀榜和高敬亭站在山头上听到了军号声，看到国民党军集中起来向后退去。12时，郭副官和李区长上山，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李守义主任”的身份会见了他们。
20日上午8点多，何耀榜由郭副官、李区长陪同，骑马前往岳西县城。中午抵达，方少石县长在城外迎候。城外空地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这是岳西县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欢迎队伍。中午，方县长在县政府大厅设宴，席间，何耀榜与刘刚夫见面。何告诉刘：“高敬亭政委现在在鄂东北，这里由军政治部李主任负责，我是正式谈判代表。”午宴后，双方就停战、部队集合地点、时间等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下午5时，何耀榜与在武汉的卫立煌通了电话。卫说：“何先生提出的问题，我没有意见。为了实现谈判和停战，我提议双方都组成谈判代表团，再共同组织成谈判委员会、文字起草委员会，所有在谈判中达成的协议，都要形成文字，经双方同意后签字。”何耀榜同意卫的提议。随后，何、刘商定：正式谈判22日开始，在红军控制区青天畈上青小学举行；督办公署方面以刘刚夫为正式谈判代表，郭副官和李德保为协助；红军方面由“李守义主任”负全责，何耀榜为正式谈判代表。当晚，何耀榜赶回南田村向高敬亭汇报，共同拟定了谈判条款（参见《大别山上红旗飘》）。
此时，刘刚夫对红军的和谈诚意产生了怀疑：和谈是高敬亭倡议的，现在正式谈判了，高反倒去了鄂东，而且李主任今天又不露面。他没有想到“李主任”其实就是高敬亭。
当晚，刘刚夫向卫立煌报告：和谈形式已经商定。卫立煌为保证谈判顺利进行，特令拨给刘刚夫专用电台一部，并指示：“如果对方确有诚意，集合时间能够不超过一个月的话，我可以马上将十一路军全部调走。”（参见《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参加豫鄂皖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十一路军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全省保安司令刘镇华部，下辖第十五军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和独立旅，是负责“清剿”红二十八军的主力，此时正与红军处在近距离对峙中。刘镇华在3个月前辞去省主席职务，专任军职。
22日，停战谈判在青天畈上青小学正式开始，共进行6天，史称“岳西谈判”。
青天畈地处大别山腹地，周围是海拔一千五六百米的鸡笼尖、阎王尖、洞光门公界尖等崇山峻岭，距岳西县城有百里之遥，是红二十八军活动的革命老区。上青小学设在汪氏宗祠内（参见中共岳西县委党史研究室著《红二十八军在岳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在谈判中，双方都同意立即停战。红军方面同意将番号暂定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以后番号由两党中央决定。
双方在集合时间上产生了分歧。督办公署要求一个月内集合完毕；红军要求非半年不可，理由是红军分散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中。刘刚夫表示：“为了真诚救国，我愿在会后请卫督办撤走围剿部队。”卫立煌立即复电：“为了表示诚意，我已令十一路军全部和三十二师一个旅撤围北上。对方如有诚意，亦应在一个月内尽快集合完毕，出发抗日。”谈判最终达成一致：3个月内集合完毕（参见《大别山上红旗飘》）。
此时，刘刚夫已经看出：“所谓李主任者，即高敬亭是也。”（参见《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参加豫鄂皖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
接下来对具体事项的谈判是顺利的，因为双方都有诚意。
何耀榜提出的12项条款是：（1）我军集中地点以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以及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一带地区。（2）我军在鄂豫皖三省设3个办事处，分别驻河南省确山县、湖北省黄安县、安徽省立煌县。（3）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4）释放政治犯。（5）我军开赴抗日前线所需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6）我军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或违反社会秩序者，有权予以镇压。（7）我军开赴七里坪集中途中，国民党军队不得堵击或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党军队负责。（8）我军若有老弱病残者探亲人员返乡，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政府应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如认为可疑者，应交送我办事处处理。（9）我军指战员的家庭，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待遇。（10）过去被强卖的妇女，凡是愿意回原籍原夫者，当地政府应予协助妥善安置。（11）过去我指战员的家庭，凡是被没收的财产或受罚款，均应如数退回。（12）上述条款限于鄂豫皖边区，凡属全国性的问题以及我军番号的最后确定，应由两党中央最后确定（此为何耀榜回忆，与刘刚夫回忆无冲突）。
督办公署方面提出的8项条款是：（1）不经政府许可，不得扩兵。（2）停止一切活动，以利抗日。（3）军队行动要事先呈报。（4）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队。（5）不得破坏交通。（6）彼此不得报复从前斗争仇恨。（7）集合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届期应即开出抗日，不得有任何藉口。（8）集合地点在黄安县七里坪（此为刘刚夫回忆，与何耀榜回忆无冲突。其中“停止一切活动，以利抗日”条款，在何耀榜回忆表述中细化为“不打土豪”、“不得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中共党员”、“不得在各地保留便衣队”）。
以以上条款为基础，双方经字斟句酌，达成协议。宣读无异议后，由李德保执笔成文，由上青小学教师汪恭顺用毛笔誊抄4份，各自存照和上报两党中央。
7月28日，签字仪式在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在锣鼓鞭炮声中，“李守义主任”和刘刚夫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合影留念。刘刚夫把督办公署颁发的护照，交给“李主任”，并允电请卫督办通令各县：“在友军过境时，不得稍存歧视。”
这两位谈判代表后来都写下了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高度一致。何耀榜写道：“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我们开始由反对国民党‘清剿到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转变。在这场激烈的错综复杂的谈判斗争中，我们在没有得到党中央关于谈判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政治敏锐，立场坚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始终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使谈判基本上遵循我们提出的条款进行，从而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刘刚夫写道：“我由小界岭王家祠堂回岳西县，沿途鸣放炮竹，络绎不绝，我当时喟然有感，与其说是欢迎我，倒不如说是老百姓厌苦内战、期求和平来得干脆。”
极富象征意义的是：安徽本无“岳西县”，这片地方是潜山、太湖、霍山、舒城4县交界，为红二十八军根据地，直接威胁着省会安庆的安全。安徽省政府为加强“清剿”四县边区红军，于1936年1月从4县析出了这片地方，设置新县治，以地处“潜岳之西”而名“岳西”。因此，红军战士说：“没有红二十八军，就没有岳西县。”（参见《岳西县志》第2页；《红二十八军在岳西》第2页）岳西县专为“剿共”而设，时隔一年半，又以国共和谈共同抗日的“岳西谈判”而闻名遐迩、载入史册。
红二十八军集中黄安七里坪
岳西谈判成功后，国民党军从岳西撤圍，部分被捕红军和群众获释，被强迫迁居别处的群众迁回了祖居地。各级地方政府还派人来慰问。
8月初，高敬亭在鹞落坪主持召开干部会议，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突然袭击，重新规定了各部队进驻七里坪的时间和路线，批评了部分人“革命到底了”的麻痹思想。会后，署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的布告，在岳西及相邻各县普遍张贴，内容为：“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参见《红二十八军在岳西》第126页）
同时，卫立煌电告各地军政部门：不得阻止红军集中（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4页）。
七里坪是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城北的一个大市镇，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西麓。高敬亭选择这里作为集中整编地点，是因为红军在这一带有群众基础，北面大山是黄礼罗经（黄安、礼山、罗田、经扶4县交界处）老根据地，西面大山是罗陂孝新（罗田、黄陂、孝感、新县4县交界处）老根据地，可以防备当局突然袭击，也有利于整编后发展工农抗日武装。
其时，七里坪由国民党军第一○三师一个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团驻守。
8月上旬，高敬亭、何耀榜率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二、三分队和潜（山）太（湖）游击队，从岳西鹞落坪出发，经湖北省罗田县东界岭、麻城县乘马岗，河南省经扶县箭河、闵家山、高山岗、卡房等地，向七里坪汇集。途中，在高山岗与特务营、手枪团一分队会合。9月下旬，中共商南县委除留下熊家河便衣队外，率其余便衣队和商南大队开赴七里坪。10月初，中共皖鄂边区特委机关和所属便衣队200多人，在岳西县土门胡家祠堂集中，开赴七里坪。10月下旬，到桐柏山区找豫南游击队的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返回七里坪。
至此，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及其所属的地方武装、便衣队，除极少数不易集中的便衣队外，分别在黄安县七里坪、两道桥和礼山县宣化店、黄陂站集中完毕。
开封谈判和鄂豫边红军
集中确山竹沟镇
之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除红二十八军1800人外，还有鄂豫边红军游击队1500人。这两支红军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战斗区域不同，停战谈判不同，集中地点也不同。长期以来，相关著述对鄂豫边红军表述不多。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中共鄂豫边省委1936年1月组建的。由省委军事部部长周骏鸣兼任队长，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指导员，开辟了桐柏山根据地（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十师简史》1989年本，第3页）。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给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停止执行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的行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指示在省委和红军中引起了争论和怀疑。因为周骏鸣曾经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五军团的团长，认识中央负责同志，省委就派他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
周骏鸣和邓一飞先到北平，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柯庆施、徐子荣接上关系。4月上旬，周抵达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周的汇报整理出了《周骏鸣关于组织游击队的经过活动情形给中央的报告》[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中共中央安排周骏鸣以鄂豫边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称苏区代表会议）和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周得以全面了解中央的政策和策略。
周骏鸣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朱德熟识，他问朱德：“中央的‘大红军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呢？国民党也不同我们谈判，还要消灭我们。”朱德回答说：“你的力量太小，国民党看不起你，怎么会跟你谈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扩大力量，发展到他无法消灭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谈判了。”（参见《百年征程——周骏鸣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由朱理治担任省委书记。河南省委的管辖范围，包含河南省和皖北、苏鲁边、鄂豫边等地区。此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就把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4个组织（皖北特委、苏鲁边特委、鄂豫边省委、河南工委）都交河南省委领导。朱理治与周骏鸣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谈，支持他们大力发展武装（参见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0页。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257页）。
周骏鸣回到鄂豫边后，放手发展武装，使游击队人枪猛烈增多。10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扩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训员（即政委），下辖5个连和1个手枪队，不久扩编为两个营，并于10月27日攻占了确山县竹沟镇（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十师简史》，第10页）。
正如朱德所预料的那样，鄂豫边红军扩大后，信阳专员武旭如提出了与红军谈判。因武無诚意，谈判没有结果。中共鄂豫边省委派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志远（即刘子厚）和独立团一营政委张明河，直接去省会开封，与河南省政府谈判。临行前定了3个原则：（1）独立团听编不听调；（2）干部自配；（3）保证粮饷供给。
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得到报告，任命河南民军司令张钫为谈判代表。经谈判，张钫接受了条件，双方达成改编协议，张钫拨给了1000套军装和3000元经费（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中共河南党史》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集合地点在确山县竹沟镇。
新四军成立前后
1937年7月15日，亦即高敬亭致函卫立煌开启岳西谈判的同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政府方面。宣言重申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良人民生活3项基本要求，并作4点承诺：“（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页）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从开始就充满了曲折。7月16日，国民党军一五七师以点编发饷为名，在福建漳浦将8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骗入体育场缴械，史称“何鸣事件”。
9月9日，高敬亭和何耀榜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二十八军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转到延安，报告写道：“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在正在进行谈判。此时谈判的结果是，白军久驻之七里坪、宣化店、黄陂俭、岢圾阿等地，已经撤退，我们已驻扎这一线地方”，“各处地方现已准备集中，但到处地方工作亦保持有实力的布置”。报告提出请求：“经过长期的战争，到现在，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均受极端困难的。”“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恐马上还要受胁制，是因为他说要马上调往前线抗战。”“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参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6页）
在高、何写信时，中共中央派来的郑位三和肖望东等人已经奔走在来七里坪的途中了。
郑、肖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与他们谈话，具体交待了党的政策和策略。此后，毛泽东于9月15日和10月15日，两次致电林伯渠，对高部的工作作出具体的指示。在9月15日电报中指示：“（1）不要收回各县便衣队。（2）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3）要求国民党发给养，如不发给仍打土豪，但改取捐款方法。（4）一切大问题听候两党中央谈判解决。（5）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人。（6）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在10月15日电报中指示：“请你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严防暗袭及持久的艰苦奋斗等项。告诉他们，还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定，取得给养（董老正在南京交涉）。”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之前，不能集中。”（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3、103页）
9月28日，在未经与中共方面正式谈判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布《通报》：“兹奉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电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鄂（豫皖）边区高俊（敬）亭部，（2）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3）湘（粤）赣边区项英部，（4）浙闽边区刘英部，（5）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除分令叶军长外，希分别查照为要。”（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2、1443页）
叶挺1924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北伐名将。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和王明（即陈绍禹）无情对待，并且不容申辩，愤而离开莫斯科，脱离中共。抗战爆发后，他投身抗日、报效国家，是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叶挺11月3日抵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叶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共领导。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叶、项商讨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及新四军组建事宜。12日，叶挺到达武汉。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向报界发表谈话。经国共两党多次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独立成立一个军，军直辖4个支队。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长江以北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新四军的组建，特别是各级干部的选配，均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当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催促叶挺完成改编事宜时，叶挺首先做的是请董必武和叶剑英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然后又专电毛泽东：“毛主席：新四军改编事，已请董、叶电告。刻军何催办甚急，如何决定，请即复他，便处理。叶挺12月11日。”（参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1页）
此之前，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1月19日，苏州沦陷，首都南京成了一座危城。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各军政机关迁武汉办公。武汉成了中国政治、军事、抗战文化的中心。
进入12月，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新四军组建工作，迅速加快。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和上海、河南省及新四军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会议14日结束。结束前一日，南京沦陷。18日，周恩来、王明等抵达武汉。21日，周、王、博古与蒋介石会议。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商定工作方针，关于新四军问题，会议认为南方各地区红军游击队应当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25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在汉口主持召开新四军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不久发表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
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前后
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加速进行。
1937年12月27日，高敬亭、周骏鸣抵达武汉，与叶挺、项英共商改编和东进安徽戰场作战事宜。同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明：“（高敬亭部）出动津浦、平汉战区。该部要暂归李宗仁指挥。”李宗仁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个月后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29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汇报湘赣情况、高敬亭汇报鄂豫皖情况、张明河（周骏鸣部一营指导员）汇报鄂豫边情况（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404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23页。《百年征程——周骏鸣自传》，第367页）。会后，将新四军组建方案，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38年1月8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签颁通报，核准新四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敬）亭分任司令。所有该军经费、抚遣费、开拔费等，均已规定。并令归陈总司令诚指挥。”（参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1456页）
1月16日，新四军领导人决定将全军整编为8个团队：（1）傅秋涛部编为第一团队，谭余保部及赣南编为第二团队，皖浙赣边编为直属大队，合为第一支队。（2）张鼎丞邓子恢部编为第三团队，闽西南编为第四团队，合为第二支队。（3）黄道部编为第五团队，叶飞部编为第六团队，合为第三支队。（4）高敬亭部编为第七团队，周骏鸣部编为第八团队，合为第四支队（参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1—142页）。
此方案由项英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但未获批准，只保留了“周骏鸣部编为第八团队”的建置名称。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都把第八团队称为第八团，这个称呼降低了它的层级。
最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九团、手枪团；鄂豫边红军改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战斗序列为：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主任肖望东。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主任胡继亭。第八团队：团队长周骏鸣，政委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主任徐祥亨。第九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主任郑重。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直属队：队长周子昆兼。教导队：教育长冯达飞，政治主任余立金。
其后，四支队东进敌后，收复国土、保卫人民，发展武装、抗日反顽，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1986年起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委、1997年任副主编。已出版主编之《安徽通史·民国卷》《罗炳辉将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任质斌传》《台湾皖籍人物》等，记录整理《张恺帆回忆录》，合著《罗炳辉传》《李葆华》《朱理治传》等，著有《罗炳辉》《李大钊家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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