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从1978年开始，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和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从而把精神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重申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指出当前“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许多禁区还没有触及，许多是非还没有弄清。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安徽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省委领导下，首先从宣传理论界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深入到基层。6月，在省革委会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万里指出对真理标准问题要进行深入讨论。4月刚刚恢复的省哲学学会，7月召开了有理论、宣传、新闻、教育工作者共7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认真研究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宣传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这场大讨论。8月12日至16日，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举行扩大会议，100多人参加，展开讨论。对此，《安徽日报》9月6日作了报道，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前发展。之后，全省社科界利用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专题广播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这场大讨论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10月17日至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要求各地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理“左”的影响和全面拨乱反正结合起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会后印发了《关于从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意见》《关于在职干部理论教育的意见》和《关于工农群众政治文化学习的意见》等文件。省出版局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20万册向全国发行，促进讨论的深入。11月，省委宣传部举办了150多名地、市、县宣传理论干部参加的“实践论”读书班，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培训了一批骨干。
1979年1月和5月，万里在两次省委工作会议上强调，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尽量减少盲目性，提高主动性。6月，省委在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不久，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抓好。8月28日至9月3日，省委在滁县地区召开了有各地、市委宣传部长以及部分大专院校宣传部长、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題。会上，省委书记顾卓新强调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完全是学术理论之争，而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路线之争，它涉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涉及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号召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开展讨论，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搞端正。此后，全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展开。11月9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我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步步深入》的文章，对安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作了全面报道。
安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与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既有领导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的深入探讨，又有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广泛参加，形成了广泛深入的理论大探讨和大普及，既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78年秋种时，肥西县山南公社有的生产队悄悄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一些生产队竞相仿效，这很快成了省直机关干部纷纷议论的热点话题。省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万里说，“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在万里主持下，省委把山南公社正式确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实践一再证明，包产到户确实比“大呼隆”好，生产发展、粮食增产、群众拥护。此后，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农村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1980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上作题为《要敢于改革农业》的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只有确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的思想才能从‘左的路线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我们强调实践第一，指的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要解放思想就必须解决好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问题。越贴近实际，越贴近群众的人，思想越解放”。省委充分肯定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作法和经验，就是因为这些责任制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经过了广大农民群众实践的检验。所以省委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到年底，全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5.9%。后来，万里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丢掉了。”
安徽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思想领域进行的拨乱反正，它冲破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提高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二）进行党员教育和干部培训
1978年开始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党员教育。在党员教育、干部培训过程中，同时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从思想、理论、政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又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巩固和提高。
1978年11月，省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了党员教育工作，会后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发出了加强党员教育培训的通知，提出搞好定期整训和经常性教育的要求。
从1979年初开始，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短期轮训班和小集中等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党章草案等。到1980年底，全省共轮训党员127万多人次，占当年党员总数的82.5%，其中轮训党支部书记53900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86.7%。在学习中，省委和许多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给党员上党课。不少基层党组织建立了“三会一课”、党员联系群众、党员汇报思想等制度，加强了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
办好各级党校，加强干部培训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77年10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中央的决定，深刻领会办好各级党校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党校的恢复、整顿和加强工作。1978年5月，省委决定正式恢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围绕新时期的总任务办学，学习理论，实行整风。1979年3月，省委召开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要求上半年继续组织干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加深对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伟大意义的理解。下半年组织县以上机关和相当于县级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学习经济学。同时，要重视和支持在职干部学业务、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管理。
为加强干部培训，全省迅速恢复和建立干部学校。1979年11月，省革委会同意恢复安徽省农业干部学校。1980年2月，省政府同意恢复安徽省商业干部学校。1982年4月，省委同意在固镇县新马桥成立安徽省农业干部学校。合肥的省农业干部学校改为安徽省农业干部训练班。6月，省委同意组建宣城地区农业干部学校。其他地区有条件恢复和组建农干校的，也照此精神办理。
为给省直机关和各行各业广大干部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和条件，省政府批准建立安徽省直机关业余大学、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和有关行业职工大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80年，全省各级党校已有97%相继恢复办学，对全省应培训的57万多名干部中的11.5万多名干部进行了轮训。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政治路線的拨乱反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安徽省委在全国较早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以生产为中心，果断地进行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有益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一）“以生产为中心”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还是“以粮为纲”、“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的“左”的东西还在继续发展。可见，在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任务还相当艰巨。
1977年6月，万里一来到安徽，就用三四个月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万里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直接到村、到户，只“看、听、问”，不开大会，不作“指示”。虽然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但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农民，光着身子裹了一件棉袄，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外面扎着一根草绳。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说：“吃饱肚子！”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说：“少装一点地瓜干！”万里沉默了，没有再问下去。事后他对工作人员说：“农民的要求这样低，对这样低的要求我们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如果再不让农民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上饭！”经过对农村实际情况的广泛、深入的调查，万里感触很深、感慨万千，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啦？”“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
面对严酷的现实，万里认为，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如果抓不住这个中心，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群众，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因此，农村各级党委，要以90%以上的精力，抓经济工作，抓农业生产。在1977年11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即提出：“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1978年2月25日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万里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说：“现在春季到来，要紧急动员起来，不失时机，抓好农业，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他强调说：“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在4月3日召開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他又对“以生产为中心”进行了强调。
对安徽省委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人民日报》3月3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农村要以生产为中心》为题给予报道，指出：“省委这个正确提法，本来是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前几年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并以此作为棍子、帽子到处整人，弄得这些年来有些人再也不敢提它了……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抓纲治国”的公开否定。当时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由于这是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工作中心、工作重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涉及主要禁区，讲了许多人想讲但就是不敢讲的话，所以这一口号一提出，立即就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万里在调查中发现，“经济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省委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花大气力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试行和不断完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工业、交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在实际工作中较早、较快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全省干部群众的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都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万里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讲了要改革农村人民公社“党、政、社”三个机构合而为一的体制，实行“政社分离”；不要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不要硬搞穷过渡、盲目过渡；可以尽快把农工商联合企业搞起来；要把生产责任制或劳动报酬同产量很好地联系起来；大办、办好农业机械化；计划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留有充分余地，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改进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和办法；“以粮为纲”的方针有片面性，应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等10个问题。万里强调指出：“解放28年多来，农村的政治运动几乎年年都搞，而每一次运动，都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一次冲击，致使领导班子变动频繁。领导班子不稳定的情况，地、县委是比较普遍的，农村基层组织则更为严重……凡是生产落后的地方（安徽全省后进队约占15-20%），其共同的特点都是领导班子不稳定。”讲到这里，万里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为了做到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能否考虑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农村不搞政治运动，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生产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建议。
万里的发言，对党中央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省委立即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把全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以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突破口，全面进行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是全党的大事。安徽是以农业为主的省份，但安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群众生活特别困难。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排除干扰，大胆实践，积极探索解决严峻经济问题的办法和出路。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坚决支持并大力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全省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接着，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项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
（一）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拔乱反正
邓小平在南巡时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安徽之所以较早进行农村改革，是因为万里来安徽后，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
安徽对农村管理体制和农业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框框，从安徽农村实际出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等农村经济政策，冲破“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等不切实际的“左”的提法，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省委此后还制定了一系列适宜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例如：1978年12月，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山区实行“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纠正过去山区“以粮为纲”的方针；1980年10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渔业的决定》，提出放宽政策，把渔业搞活；1981年9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稳定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在全省普遍展开林业“三定”（即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等等，促进了农村经济全面、稳定、快速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多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灾造成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减产几成定局。万里认为要正视现实，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果断地提出：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如果缩手缩脚，无所作为，坐失良机，就要吃大亏。为了战胜旱灾，省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与其受旱抛荒，不如让農民个人耕种，充分挖掘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些秋季作物以度过灾荒，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度荒”。“借地度荒”不仅激发了农民的抗灾热情，使全省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而且诱发了“包产到户”。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借地度荒”时，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
此后万里两次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在山南公社影响下，肥西县全县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91.3%。当年虽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到75457万斤，比上年增长13.6%。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山南公社比上年净增2753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产453万斤。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是全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年有5至7个月吃返销粮，是个典型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1978年一天寒夜，生产队长严宏昌主持开了个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包干到户。实行一年，小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79年收粮食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过去23年公粮一粒未交，1979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花生、芝麻共24933斤。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集体留储备粮1000斤，留公积金150元。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后来万里去小岗生产队考察时，对他们悄悄搞起来的“瞒上不瞒下”的大包干给以鼓励。
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粮食大幅增产，大批贫穷的生产队一年翻身，有不少一季就翻身。长期使人们焦虑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
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及时总结推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对肥西县实行农业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经验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第三个阶段是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框框，坚决实行和逐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省委不仅坚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而且带领全省逐步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指出，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也都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到底哪种责任制优越，关键在于条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只要增产显著，农民收入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的贡献增多，为大多数群众所欢迎，就是合适的形式，就应当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比较、选择，决不能再搞“一刀切”。同时，任何生产责任制，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都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提高。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更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适合全省多数地方的生产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不论高产队、低产队都可以普遍提倡，大力推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省委要求地、市、县委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满腔热情又实事求是地把各种责任制健全和完善起来。
安徽省委对农村的拨乱反正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困难很大，成效也大，意义更大。后来，万里总结说：“农村第一步改革，也就是平常大家说的包产到户，到现在快20年了。实践已充分证明，这项改革是成功的。”“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二）对工业、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拔乱反正
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后来更为完善一些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迅速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进一步跳出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到林业、牧业、渔业和乡镇企业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广大农民继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又一个伟大创造，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主动精神，为工业化开辟了新的战场，找到了新的途径，带给人们以新的启示。
农村的拨乱反正冲破重重阻力，一步一步获得成功。省委以此为突破口，对工业、财贸、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对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落实。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为各项改革打下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省工业企业进行了恢复性的整顿，首先就是解决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以及统得过死等问题。从1978年3月起，在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农林、水产、商业服务等部门的企业，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逐步实行了奖励制度，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对改进企业管理、促进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积累等起了积极作用，取得较好效果。同时，针对城市工商业过去统得过死、管得太死，省委、省革委会强调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并率先在全省87个条件较好的工业企业推广实行。10个月后，实践证明，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推动增产节约，实现增产增收，都有显著作用。随后，又增加87个工业企业推广实行。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一批工商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盈亏包干试点的同时，改进奖金发放办法，恢复计件工资，试行超定额计件和浮动工资等，注意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经济责任制，对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省委指出，工商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果，实现增产增收；有利于在分配上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个人多得。经济责任制是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改革，要尽快在工商企业中全面地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
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干扰破坏，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揭批“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彻底砸烂这一精神枷锁。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批他们利用阜阳函授会议，勾结在上海的骨干，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揭批他们通过郭庄教育会议，策划在大学和教育部门揪“走资派”，搞大换班，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揭批他们篡改、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搞乱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破坏教师队伍建设的罪行；揭批他们肆意撤并大学、大砍中专、强迫城市中学和部分中技下迁农村，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揭批他们扣减国家给教育部门的劳动指标，造成中小学师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罪行等等。紧随其后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各个学校都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力求使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学习的思想，明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开展学雷锋、创“三好”等活动，建立“三结合”（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网。全省教育部门把办好一批重点高等院校、重点中小学，作为提高教育质量、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也作为进行教育革命试验，以点带面、推动全盘的有效办法，省市（地）县各自联系，负责协办一批重点中小学。同时，努力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的公办教师调离教育战线，以致不得不大量使用民办教师（全省437400名中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有265200人，已占61%），造成教师质量不高、数量不足、民师比例过大的问题，省委、省革委会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大造教师光荣的舆论，表彰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关心教师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慎重地在教师中发展党员，规定高中教师应看到县一级的文件，初中和完全小学的教师应看到公社一级的文件；抓紧教师归队工作，对借用和近几年外调的教师限期归队；帮助教师逐步解决住房、医疗、在职进修等实际问题，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扩大师资来源，逐步降低民办教师的比例。
1977年10月25日至29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高校中等专业（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全省的招生工作。会后，省革委会转发了《全省招生工作会议纪要》，成立省招生委员会。1977年11月，全省各地进驻大、中、小学校的工宣队全部撤出。1978年6月5日至18日，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贯彻全教会精神，部署招生工作。万里到会作指示，赵守一作总结，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管教育，改变“一工二农三财贸，管它文教不文教”的错误认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解决经费、物资、校舍被占等重大问题，整顿好学校领导班子、教师队伍，调动干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是恢复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大力抓科技工作。省委早在1977年7月15日就召开向科学进军大会，动员全省科技战线上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职工，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为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努力奋斗。9月省委作出抓紧搞好科技战线的整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发展规划、恢复安徽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等6条决定。到年底，全省各级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学会和基层科普组织全面恢复。1978年开始，全省农村科技情报网络、城市科技情报网络、行业科技情报网络、高校科技情报网络逐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认真落实科技人员政策，大批科技人员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1978年，全省用非所学的6300多名1966年至1970年大学毕业生，已有85%调整了工作，3800多名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恢复了干部身份，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开始着手进行。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科技干部工作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提出了发掘人才，大胆提拔科技人员到领导岗位，提高科技人员政治、生活待遇等12条政策性规定。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1978年2月全省有1057项科技成果在省科学技术大会上受到奖励和表彰；4月，安徽有277项优秀科技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从1977年6月到1980年3月，万里在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拨乱反正，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率先在农村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较早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先导，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1984年12月22日，省委书记黄璜在中共安徽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坚持改革，团结奋斗，加速安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报告中指出：在1977年6月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以后，“省委在万里同志主持下，为肃清十年内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指出的，安徽的工作不存在两年徘徊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目前全省政治、经济形势很好，是安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对万里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进行拨乱反正所作出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2016年12月5日，纪念万里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万里同志勇当改革先锋和闯将，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大贡献。在安徽工作期间，万里同志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体察民情，采取果断措施拨乱反正。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大力支持和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万里同志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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