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巍

　　六十年前的“战地合同”

　　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通常都是经济活动的契约。然而，在93岁革命老人林佑女士家中偶见一份“战地合同”，引发了我的兴趣。经了解，得知她过世的老伴耿青是当年我军“合同立功运动”的发明人。而这张被签署人珍藏了63年的“战地合同”，则是这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创新活动留存下来的难得见证。

　　这份“战地合同”，是1953年7月11日朝鲜金城反击战前夕，由中国人民志愿军54军130师文工队19岁的歌舞明星、女战士王晞，与该师388团1连1排红旗手高志本订立的。

　　笔者采访了在广州安享晚年的王晞老人，她回顾了当年签订这份“战地合同”的经过。

　　当时，师文工队30多名队员奉师副政委耿青之命，分成若干政工支援组，赴战斗第一线做战前动员工作。当王晞看到担任红旗手的高志本在战壕里用竹竿串起一面红旗，并把它举起来挥舞的时候，就好像看到我军占领了阵地一样，立即走上前去和高志本商量，签订一份“保打包宣传”合同。内容是：只要高志本把红旗插上865高地，王晞就保证编出一个节目，把高志本的事迹宣传出去。签“保打包宣传”合同在当时的部队里不是新鲜事，高志本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两个人郑重地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高志本还在他的签名上摁上了指印。

　　当时388团1连的阵地在一个叫九龙里的山上，和敌人只有不足200米的距离，隔着一条小河对峙。

　　总攻前夜，王晞和前沿小组的战友们早早地列队站到河的中央，一一送别战士们。她们为战士们送上一两句鼓励的话语，捧上一杯出征酒，再捎上一把祖国送来的糖果……每个战士都说：“咱们前面见。”王晞被战士们必胜的信念深深地感动，她一面送别他们，一面在黑暗中寻找着高志本的身影，高志本也看到了她！两个人抢前两步，紧紧地握手，相互间并没有言语，只有四目相望。他们的诺言是郑重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最后，他们重重地摇了摇握着的手，所有的决心都蕴含在这无言的握别中。高志本匆匆地跟上部队，渐渐地消逝在夜幕中。

　　第二天晚上9点，忽然间地动山摇，大炮齐吼，总攻战斗打响了……

　　王晞和留守的同志们都跑出工事，望向对面的山头。天空被炮火映成紫红色，万道火光在高地之间穿梭。此起彼伏的是手雷、手榴弹爆炸的火光，炮弹出膛时发出的震耳呼啸声密集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一开始还可以看出双方在对打，很快，到处是火光和爆炸，根本分不清是哪一边发出的火力。王晞和战友们紧张地注视着，仔细地辨认着，似乎看到了我方的火力从山下渐渐地逼向山顶，山上的火力越来越弱。正准备激动欢呼的时候，忽然山顶打出两红两绿的信号弹，那是报告部队伤亡过半的信号。王晞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家再没有说话，在那雷霆万钧、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紧紧的盯着前方。她想起给战士们送行的时候，2排5班班长范友余曾经和她约定，如果他攻上了山顶阵地，一定会用手电筒向她们画3个大圆圈，报告他们胜利的消息。可是，直到战场上的炮火渐渐减弱，最后战斗结束，我方成功占领了阵地，她也没有看到范友余的手电光。

　　战斗进行了一夜。天一亮，王晞和战友们就赶着去前线接应部队。因为上游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昨天还可以趟过的小河，现在已经水位上升、水流湍急。有人找了一根绳子接到对岸，把绳子分别绑在两岸的树上，人们以这根绳子为依靠，扶着过河。过河之后，王晞和战友们见到了陆续从阵地上撤下来的伤员，他们有的头部受伤，有的腿部负伤，三三两两相互搀扶着。王晞连忙上前去搀扶，他们却说，后面还有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同志，说完就已经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

　　一路上，除了重伤的战友，还看到被俘的美军和南朝鲜的士兵在往下走。同时还有往前运动的部队，人来人往，行色匆匆，这只是大战期间的间隙，下一场战斗很快又会到来。王晞非常焦急地寻找，她希望能在人群中看到高志本的身影。找了很久都没有收获，最后她和战友们到达了最新的前沿阵地。

　　战士们都分散在临时的“猫耳洞”里，王晞和前沿小组的同志们立即分成几个小组，把路上收集到的事迹编成快板、歌曲等形式，到各个“猫耳洞”里去演出。不要说演出了，仅仅是看到了文工队的女同志，前沿战士们就非常激动……

　　王晞一个个“猫耳洞”的演出，可是还是没有看到高志本。虽然她还想继续找下去，但是时间不允许了，敌人随时会反扑，前沿小组不能久留。王晞她们匆匆告别了前沿部队，当她们往回走的时候，来时的路已经被敌人的炮火炸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样子。她们只能摸索着回到了指挥所。

　　全部战斗结束以后，王晞也没有见到高志本。

　　后来，王晞了解到，战斗开始后，我军伤亡较大，高志本在冲锋中负了重伤，无法走动，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在“合同”中的诺言，“爬也要爬到865高地，坚决把红旗插上去”。最终由范友余、王永和等战友赶上，接过红旗，冲上主峰，帮他实现了诺言。

　　战后，王晞也践行了自己在“合同”中的诺言，她和战友把高志本的事迹编成了三人舞《红旗手》，这个舞蹈节目代表130师参加了兵团和54军举行的文艺汇演。“1954年五一节，54军文工团应邀赴东海岸元山的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演出，人民军对这个舞蹈给予很高评价。1959年6月，130师业余文艺演出队把这个三人舞改编成独幕舞剧，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开幕式上演出，获得业余组一等奖”。

　　朝鲜停战后，王晞仍然到处打听高志本的情况，可惜和高志本同一个连队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没有人能提供更多信息。她甚至都不知道高志本是哪里人、多大年纪。当时见面的时间非常短暂，没有时间更多地交流。直到今天，王晞都非常地遗憾，她唯一能做的是视如珍宝地保存这份“战地合同”，并且把这个故事告诉来访的人们，希望有一天，不知道生活在何处的高志本能看到有关报道，和她取得联系。她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当年有一个叫高志本的年轻人，为他的祖国实践了自己庄严的承诺，献出了他的赤胆忠心。

　　“合同立功运动”发展经过

　　王晞为什么会想到要和前线的战士订立“合同”？原来，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就已经推广的一种战前动员组织程序，发明人是耿青（时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19师55团政治处主任）。

　　1947年，东北野战军在四平攻坚战中，遭遇陈明仁部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地堡群、地雷场、鹿砦、铁丝网、防步兵壕等永备防御体系。当时擅长运动战的东北野战军，主要装备是步兵轻武器、炸药包和少量轻型火炮，攻坚难度极大。

　　主攻团政治处主任耿青发现，虽然在战术上组成了尖刀式的“四组一队”，即火力组、梯子组、爆破组、突击组构成梯次支援的突击队，但是效果不够理想。一方面因为队长、组长和组员之间不够熟悉，各组协同配合不好；另一方面，指战员的表现全凭队长个人印象，由于战斗中人员更替频繁，队长记忆不清，经常发生错报、漏报战功的情况，挫伤了指战员的积极性。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耿青根据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西方社会竞选制度和经济活动的信用机制中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新的“四组一队”选任程序：突击队长候选人从全团产生，挨个做“竞选演说”，介绍自己完成任务的各种有利条件，经全体指战员的民主选举确定胜出者；接着由新上任的突击队长挑选“四组”的组长，组长再挑选组员，这就叫“摆擂比武，点将挂帅”。尔后，各组之间签订“立功合同”，合同规定：被支援者战后要负责给支援者请功——梯子组给火力组请功，爆破组给梯子组请功，突击组给爆破组请功，突击队长给突击组请功，这就叫“合同立功”。

　　最近，笔者看到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是130师388团团长赵福顺的女儿赵亚莉提供的《三八八团四战四平合同立功典型实例》，这是赵福顺团长于1948年4月22日提交的一份报告，总结了“十一连四平屠宰场之突破”和“六连扫清四平屠宰场的外围集团堡垒”两场战斗中“合同立功”战法的卓著成效和经验教训。其中，记录了当时官兵们采用“合同立功”战法的很多细节，特别是战斗结束后，参战官兵会非常认真地“评合同”：

　　连战评会上首先是按战前的合同评的锥子尖排（评合同），然后评连排干部指挥，其他人都在排里评过了。

　　在评的过程中，关于谁完成了合同没有，大家非常认真，首先评帅组，老帅孙友林自己报告以后，大家认为：

　　1.积极仔细看地形，选择道路。

　　2.指定他炸右边的铁丝网是两道，能机动选择左边的一道的爆破，而且左边的外壕还比右边的浅。

　　3.今后帅组不应带双爆破筒，否则累的只顾喘气了，动作慢，背在身上倒影响动作。

　　4.棉裤掉了是个缺点，今后棉裤要自己钉鼻子。

　　5.在突破口里，拿手榴弹打敌人，未炸，结果一个敌人就来追他，他的冲锋枪在攻击开始皮带就断了，没带，幸亏班长杨风义打了两冲锋枪，才捉住了敌人，这时要不是杨风义制止，他就要枪毙那俘虏，这是缺点。

　　6.勇敢完成了立功合同，通过记一大功，零（另）两小功。

　　7.当班长一定可以带好一班人，而且这次二班主要是他推动起来的。

　　8.他自己请求入党，但党员汤明有说记功、当班长我都同意，入党我不同意，因为你被敌人俘虏过，解放过来时间又很短，会后支部向他做了解释，鼓励他今后继续努力，考验自己。

　　以上展示的只是一个战士的“评合同”，实际上全部参与“合同立功”实战的战士要一个一个地像这样评论总结。全部完成之后，战士们还有总结体会——

　　经过合同立功的实战后，锥子尖排36个人中，19个冬季战役初期入连的，解放战士与新战士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新老同志大家都一致认为互相定了合同，想了办法都照着合同干，没有打不好的仗。

　　一排长张贺说“这合同立功好，不用指挥，自动都上去”，又说“这次这样仓促，拉上去就干，要不是有合同立功，保证各人都按各人任务干，非抓瞎不可！非乱套不行！”

　　二班长杨风义说：“只要有合同立功，以后我们二班保打堡垒群！”二班全班同志说：“现在东北就剩下奉天、长春了，这个任务要是摊上咱们，咱们二排非好好去打一炮不成，我们二班就成了英雄班了！”又说：“这次是敌人熊，就是新一军，咱们有合同立功这一下也把他推垮了！”新战士吴长贵说：“今后我们就包干这个买卖！”二班的朱万福与吴长贵在记功后工作积极了，挑水打饭都抢着干，并说“我得转变了，今后再不说怪话，像那样真没意思”。

　　一班在战后，情绪非常不服说：“这个便宜让二班捡去了！”

　　一排机枪班战士余文良同志这次立了两小功说：“下次打仗我非去挂帅下爆破不行！过去我在工作上已经记过一小功，这次可以挂光荣牌了。”

　　机枪班新战士秦风说：“这次我也记功了，下次也有了经验，以后我们还干！”机枪班新战士王风歧说：“我得努力学打枪了，下次打仗也能捞上掩护掩护！”

　　总体来说，十一连经过这战斗后，攻坚合同战术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干部对合同立功运动从思想上弄通了，相信了群众力量的强大，相信战斗中也有民主，同时部队攻坚作战的胜利信心是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

　　从这些鲜活的原始记录中我们看到，在战前，连队很热烈地搞了“合同立功”组织工作，经过大家普遍的研究技术，摆擂挂帅点将，以便订“立功合同”计划，而且还进行了攻坚合同战术演习，最后实现了战士们信心十足、迫切要求战斗的局面。实战中遇到困难，战士们会自发地开动脑筋想办法，主动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显示了当时的部队政治工作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

　　赵福顺团长的报告最后总结：

　　过去我们打一窝蜂的仗，所以战斗政治动员也是一窝蜂的动员：开一个支部会，开一个军人大会，把胜利把握与注意事项一讲，问大家两句：“有没有把握？”带着就冲。但战争情况是发展了，一窝蜂的羊群战术不能消灭敌人，一窝蜂的政治动员也不能有利的保证战斗胜利。在现代化的战争情况，他不能从物质基础上建立起部队攻坚的胜利信心来。

　　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用“技术研究会”、“想办法会”，“艺高人胆大”的动员方法，来提高对战斗技术的自信心，这已经是战时政治工作的发展。而今天的合同立功运动，又把各种战斗技术以爆破组为核心，在互相负责的政治自觉性上结合起来，大大的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胜利信心。正如十一连二班的同志们说“只要合同立功，我们二班今后包打堡垒群！”

　　在《第一六零师史》（1969年130师番号改为160师）第94页有这样一段话：“四平攻坚作战前，我师上下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鼓动工作，战斗情绪高涨，尤其55团政治处主任耿青同志，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根据实战需要创造了‘合同立功法，把集体英雄主义具体化于战斗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该团在总攻四平时运用‘合同立功法取得了显著成果，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加速了战斗的胜利。‘合同立功法活动得到了“东总”政治部的充分肯定，并在部队推广试行。耿青同志荣获大功一次。”

　　耿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总结道：“到1947年底，我的关于攻城战斗政治工作的经验，逐步发展成为较完整的‘合同立功运动的思想。实际上，‘合同立功的思想实质，就是把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的诸葛亮会、练攻坚战术技术的艺高人胆大的基础、指战员在战斗中争取立功的积极性和攻坚战斗各兵种、火器、小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紧密结合起来。”

　　当时，解放军战士多出身于贫苦农民，“人人不怕死，只怕死得不明白”。有了这种“立功合同”，战士们不再担心自己牺牲后无人知晓，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该团从此成为东北野战军一把无坚不摧的钢刀。“合同立功运动”被推广到全军后，在整个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成为人民解放军代替重火力的“攻坚利器”。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与五班长竞选爆破组长的镜头，就是“合同立功运动”被推广到华北野战军的情景。

　　“合同立功运动”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7师政委的宋维栻将军回忆，负责解放海南岛的43军各部队当时制订了详细的立功条例，明确提出了立功条件，号召大家在渡海作战中再创新荣誉。127师订立的立功条件是：

　　敢于迫近兵舰，纠缠战斗者，有功；

　　首先登陆，消灭敌人，夺取滩头阵地者，有功；

　　单船：独立作战，冲破危险，坚持战斗者，有功；

　　沉着顽强克服困难，排除故障，能迅速前进者，有功。

　　每只船都是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船上的人员是根据海战的需要，来自不同的建制，临时组织起来的。在战前，各船普遍订立了“合同立功”计划，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和战士们的顾虑，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保证，由全船人员讨论通过，签名盖章，贴在船头。例如，有一只船的合同立功计划是这样订的：

　　船长：无论情况怎么危急也要带头，要死死在一块，保证不发脾气，不骂人。

　　水手：发现兵舰一定往前开，不依船工，发生故障想办法克服，船篷坏了我们爬上桅杆去修，要死死在大家前面。

　　炮手：坚决瞄准兵舰狠打，不慌张，登陆时保险炮弹打在部队前边，不伤自己人。

　　机枪手：遇到兵舰坚决打，近了就打手榴弹，登陆时保证压住敌人火力。

　　卫生员：枪炮再激烈，也一定要及时包扎伤员，减少伤员流血和痛苦，登陆时保证把伤员背上岸去，绝不会丢在船上。

　　补船的：大洞小洞都及时补，器材充足，你们只管在船上打，船下边的事不要你们担心。

　　观察员：不管多么危险，也要保证及时报告情况。

　　船工：我什么也不怕，一定送你们过海。

　　合同立功计划充分体现了同舟共济精神，全船的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为了解放海南岛，不怕牺牲，奋勇向前。

　　2010年，160师退休政治部主任郭呈祥对“合同立功运动”做了这样一句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合同立功运动让新中国的诞生提前了一年”。

　　耿青的贡献

　　1959年，耿青奉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改为七机部、航天部），出任院党委常委、科技部部长，成为院长钱学森的工作助手和“好参谋长”（王秉璋语）。他把战争中创造的政治工作的方法运用于航天工作，先后执笔撰写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第七机械工业部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研制程序》《航天工业型号设计师制度》等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为航天系统科学管理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从“合同立功运动”到航天系统，耿青为什么能在制度创新上做出一系列贡献？他的成长历程或许能给出答案：

　　耿青原名杨朝汉，是我国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的独生子。1921年耿青出生时，父亲杨潮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23年杨潮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在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任工程师。

　　杨潮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在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时，他认为儿子成绩不太理想，便决心让儿子休学一年。这一年中，他亲自当老师教儿子学英语、数学，早上规定好功课，晚上下班回来亲自检查；该背的课文、作业一点都不含糊。学习的同时，他对儿子的各种兴趣加以引导，看到儿子喜欢画画，就请了一位美术界的朋友给他辅导。在杨潮亲自教授下，耿青逐渐对英语、数理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和兴趣，这一年对他的学业帮助很大。一年后，耿青跳过小学六年级，直接考上了一所教学质量较好的教会初中。在耿青16岁时，他就读完了高中课程，而且在父亲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933年，杨潮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上海眼看就要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中成为孤岛，耿青从张劲夫组织的上海救国会青年训练班结业，问父亲“你为什么不去延安”，父亲说：“上海也需要有人战斗啊！延安已经去了太多人，我们在江南组织了一支新四军，你去参加吧！”之后，父亲把儿子托负给钱俊瑞，让他带往新四军。

　　在新四军，耿青充分发挥了他的学识，同时也在革命战火中得到锻炼。由于他有绘画才能，在新四军四支队被战友们推选为文化娱乐干事和墙报干事，创作了几大幅木刻宣传版画。部队出发时，他和服务团的战友们就走在队伍前头，边走边贴版画、刷标语。

　　在部队组织大生产时，耿青自己设计了一个纺纱机，他根据自己统计的洋棉纱和土棉纱旋转圈数和长度比，用圆筒装棉条来代替纺线锭子，虽也是手摇，但同时可纺两个纱锭。这个设计，虽然当时没有条件进行试验，但得到了兵器制造专家吴运铎的赞赏，认为耿青可以做他搞军工生产的助手。在吴运铎的鼓励下，耿青就给罗炳辉写了封信。罗炳辉很支持，就把信批给萧望东主任考虑，可惜萧不同意，这件事也就只好作罢了。

　　1941年3月，耿青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派到新四军第2师第4旅的主力团——9团的三营任教导员，从此开始学习带队伍、打硬仗。抗战八年，耿青经历的大大小小战斗有五六十次，耿青迅速得到成长，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1944年的整风运动中学习了谭震同志在延安所作的连队政治工作的报告后，耿青在思想水平上、眼界思路上有了大步的提高。通过学习，他开始思索自己做好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从1944年下半年，他“到连队去调查，整理了好几位战斗英雄的事迹，并大力宣传表彰他们，对推动整个部队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广大指战员心目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英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工作实践中给我体会最深的，是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战士心坎上去”。

　　在解放战争期间，耿青时刻在思考如何改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当他发现军区政工会议上提出的改连队俱乐部为连队军人委员会的决议实行之后实际上是换汤未换药，并未实现预期目的时，他专门给部队首长写了《在各种运动中健全和充实连队军人委员会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想法。经过调整，使连队军人委员会真正实现了“便于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更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更能使战士群众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加强部队中上下级的团结”的目的。军区把耿青的来信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并编发了编者按：“耿青同志这篇东西，原是去冬军政检查2旅工作后，他写给袁主任的一封信。我们在此节录发表，是希望营团以上政治工作负责同志，能够参照这篇东西里的思想和精神，在此次短期休整中体会一下改造军人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并能开始创造出一些经验来。”

　　耿青有着不同于一般革命指战员的成长道路，这条独特的成长之路是他后来能做出一系列开创性贡献的基础。

　　1937年，黄浦江畔，37岁的父亲羊枣和16岁的儿子耿青依依话别，谁知从此竟成永诀。父亲凭一只健笔留下洋洋500万言的政治军事评论，开辟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战场”，9年后被国民党迫害惨死于狱中；儿子则奋勇驰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里……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耿青在病榻上整理的《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了解他的父亲、一代“新闻奇才”的睿智和远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张泛黄的“战地合同”，了解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靠政治觉悟和英勇战斗，其中也有制度创新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