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孝

　　程万孚，1904年生，安徽绩溪人，因与胡适是同乡关系，且比胡适小13岁，向视胡适为前辈。又因求职需要，曾追随胡适多年，一度住在胡适上海家中，充当助手，深得胡适赞许，受惠良多，故毕生难忘。

　　早期，程万孚还与名作家沈从文过往从密，自己亦执笔写作。并渐有译著、小说和散文问世，惜未坚持，作品不多，故知彼者甚少。

　　解放后，程万孚在南京与同受惠于胡适的罗尔纲不期而遇，也许这是他俩的缘份，他俩还有一段共事史。有幸的是，笔者与程万孚先生曾是1952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史料组的同事，从年龄上说，他是长辈，从学识上讲，他是前辈，但我与他是忘年交。

　　今据胡适日记并结合程万孚先生的书信和他的外甥胡其伟先生的《杂碎集》等资料，来谈谈他的故事，以示缅怀！

　　认沈从文为挚友

　　程万孚原在徽州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上初中。1921年，其父程修兹北上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遂转去北京继续读书，1924年中学毕业后去山海关一家涉外机构当翻译。经表兄、作家章衣萍引见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此遇给程万孚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考入北大中文系。此后，他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先后在《国闻周报》《北平晨报》《大公报》发表文章，用稿费补贴生活。

　　1927年，程万孚南下赴沪。与其弟程朱溪等人合办人间书店， 并委托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等人办刊，出版《人间》和《红黑》杂志，程万孚与汪静之、王鲁彦、程仰之同任责任编辑。但书店和杂志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不得不另觅生活出路。人虽离，情犹在，他与沈从文彼此都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1928年12月6日，程万孚在致其弟朱溪的信中说：“从文今日在我处，他待我很亲、诚，我亦十分诚恳待他。”1929年8月20日，程万孚在致其弟的信中又说：“昨日我与他（指沈从文）长谈，聊了六点钟之久，从文说的话，是他多年来自身体验之谈。受益不少”。1932年6月21日，远在法国的程万孚致其弟的信中犹说：“从文常在念中，望为我诚挚致意。从文可佩服处多，天下其一也，但在他的性格中，我以为他缺少什么生活的要素，不然他可以不致常只羡他人而不满自己。亚东出版了我的《西藏的故事》，请不要忘记代我送他一册，请他指教”。是年7月17日，程万孚在致其弟的信中又说：“从文，我是很喜欢的，但我总以为他不能了解我。他把我当作一个时髦人看，我能认识人生，我能吃苦工作，他也许不知道，他只知道我穿衣讲究合身材，头发梳得亮亮的。《柴霍夫（契可夫）书信集》（程译）他说好吗？他是照例对翻译的东西都说好的。他能耐能忍，但我以为他缺少一点男人应该有的魄力，他不希望为英雄，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不是希望与否可以决定的。”程万孚的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足见他与沈从文之间的交流是何等的坦诚而又直率！尽管程万孚对沈从文看不惯自己的穿戴打扮颇有微词，也只是在家信中对弟弟说说而已。这是他的为人之道，因为他明白这对彼此都是有益的。而沈从文每在给其弟程朱溪的信末，都不忘向程万孚问好。可见他俩情谊之深！

　　为胡适作助手

　　程万孚失业后，想到了本乡贵人胡适，他跨进了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家门，主要帮助胡适誊写文稿、查找资料，兼而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当时的抄写全靠两只不停的手，查找资料全靠一个聪慧的头脑，程万孚兢兢业业地工作，令胡适很满意。有案可查的即有：1928年6月5日，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上卷的自序中，在感谢帮他校对这本书的人中即有程万孚的大名。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本的《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又说该本“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子除夕，此（说）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后来，胡适欣喜地命程万孚“作了录副本”。

　　在胡家，程万孚不仅受到胡适的教诲，同时也得到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关爱。江冬秀因为儿子祖望过生日，特请程万孚陪同祖望去看戏。程万孚一度住在胡家，但因自爱，后来便与章铁民同住，并在外用餐。

　　是时，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歙县人江彤侯也在上海，他托胡适为他准备考大学的儿子物色一位家庭教师，胡适立马向他推荐了程万孚，程万孚因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自然受到了欢迎。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去北京大学就教授新职。程万孚与胡适暂时分别了。

　　1948年3月下旬，胡适为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和第一届院士选举会议，同时参加国民大会，由北平经上海来到南京，下榻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宿舍，住了一个多月，前来访谈者甚多，如顾颉刚、罗尔纲、夏鼐等，程万孚夫妇与外甥胡其伟亦前往拜谒。这是程万孚与胡适久别后的一次重逢。彼此相见甚欢，长谈约一小时，胡适还亲切地关心着第一次见到的侄辈胡其伟，程万孚一家才不舍离去。这也是程万孚一家与胡适最后一次相见。

　　胡适任校长时的上海中国公学庚午级（1930年）毕业生胡传楷（字不归，安徽绩溪人）曾在1941年出版的《胡适之传》中说：“绩溪同乡中，要算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章希吕、程仰之、程万孚和我，比较与适之先生接近。但我所知，不及他们清楚。适之先生的朋友学生遍天下，但中国公学的同学，只有罗尔纲、黎昔非和我，跟随适之先生最久”。传楷先生很谦虚，所言也不差，他有《胡适之传》为证。罗尔纲有《师门五年记》为例。可程万孚先生却无片言记载自己与胡适的情谊，据我所知，这是因他为生存奔波，而疏于追忆所致。幸亏他的外甥胡其伟先生用心搜集，才不致于湮没无闻。

　　给卫立煌当秘书

　　程万孚在家教过程中，与江家正在上大学的次女江萱产生了恋情，并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江萱嫌程万孚北大学历“太低”，程万孚不得不远渡重洋，赴法国留学三年。

　　1933年，程万孚回国后如愿以偿地与江萱在上海喜结良缘。婚后不久，他便到福建省建设厅任技正。也许是工作不遂意，不久便离职。1934年夏，程万孚夫妇陪同父亲程修兹和母亲到北平，看望在北平的弟弟并小住时日。当时胡适住在北平米粮库胡同4号，一天，程万孚陪同父母去拜访胡适，这是程万孚与胡适在上海分别后在北平的重逢。胡适与夫人江冬秀热情欢迎乡亲，江冬秀做了拿手徽菜“一品煲”款待客人。饭后，程修兹、程万孚父子等随胡适夫妇一起游览了中央公园和北海，并合影多帧，惜毁于“文革”浩劫之中。

　　胡适是位惜才爱才之人。是年，他将程万孚网罗到自己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担任书记（实为抄写工作）。本以为可以长期工作下去，但据胡适日记我们得知：“编译会的书记程万孚被卫立煌调去作秘书长，今日辞去”。 程万孚被调到军队里去，这是他未想到的事，卫立煌给程万孚一个陆军少将衔的秘书处长之职，这是一个不介入军事的文职闲官。除了帮助首长阅读外事往来信札和函电，读读外文报刊，充当翻译官外，就是陪陪卫立煌打网球，干点杂务而已。1936年，卫立煌被蒋介石调到西安前沿，程万孚作为随员与卫同行，是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卫立煌等人一同被扣，失去自由。程万孚一心惦念着妻子的安危，乃化装成商人，从西安悄然返回安徽老家。卫立煌事后方知此事，大怒！以“临阵脱逃”之罪名，将程万孚解职并开除军籍。这对无意从军的程万孚无疑是个解脱，但他也因此失业了。

　　天无绝人之路，仰仗岳父的面子，程万孚在安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此良好环境，他提起略嫌生疏的笔，先后翻译了英国作家谢尔顿著《西藏的故事》和俄国作家契可夫的《柴霍夫书信集》，两本书均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抗战期间，住在安徽屯溪的程万孚，曾先后出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皖报社社长、皖南粮食管理处副处长、公路养路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程万孚携妻带子迁居南京，谋得张治中经营的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业务处长之职，生活安定，家庭幸福。

　　与罗尔纲共事

　　解放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国府路（今长江路）的原国民政府和原总统府内成立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该会主任委员是徐平羽（未到岗），会务实际负责人是秘书李谋亨、朱明镜二人。下设秘书组（实际为办公室）、文物组、史料组（又称展览组）、图书组和园林组。成员大部来自统战等部门推介的原国民党政府一些部委和高等院校的职员及社会知名人士，名为用其所长，实为半工半休状态，程万孚即为其中的一员。另有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少数年轻业务干部，则从事实际工作，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我与程万孚是史料组的同事。从广西受邀来南京主理太平天国百年纪念活动的罗尔纲先生，也一度与我们因筹建太平天国纪念馆而共事。两位当年先后在胡适家中工作过的前辈机缘巧合成为同事，笔者有幸跟随两位前辈共事、学习，受益良多。

　　回溯60余年前的往事，我与程万孚同事五年。他平素给人衣裤整洁、浓发光亮、步履稳健、轻声低语的印象。其工作态度认真负责，事无巨细，不计苦累均肯出手。同事都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善策划、有经验的“事务通才”。

　　史料组组长是毛北屏老先生（安徽合肥人，美国留学生，曾任职中国驻德大使馆）。程万孚在史料组虽只属一般组员，但系业务骨干，负责主持或参与策划各种类型的展览。曾参加过南京老虎山古墓清理工作，也写过社会调查经验和工作成果的报告。他工作积极肯干，为办展览，他步行到私人照相馆去洗印照片，到打字行托人印制材料。平时常代领导和同事借还外语书。还曾受罗尔纲之托，为出版太平天国资料，从英国人呤俐著作中译出太平天国时期茶丝出口档案，刊于《历史教学》杂志。

　　程万孚对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新诗和散文不以为然，却赞赏我对文物史料的考据，如1957年初，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疆界问题》考证新作，他连说：“这才是好文章”。特别是在罗尔纲先生指挥下，程万孚与我在筹建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的工作中，步调一致，圆满完成任务。建馆期间，我们参与太平天国文物与壁画展览及接待中外观众的工作。1955年，我们三人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陈列馆大门外与前来参观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合影，弥足珍贵！

　　一般情况下，程万孚拒谈过往经历，特别是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后，他更是讳莫如深。平日里他则谨小慎微，少言寡语，埋头工作。

　　1956年10月1日，太平天国纪念馆建成，我正式调入该馆（直到1992年底退休），师从罗尔纲先生，担当全馆文物陈列和中外观众接待以及文物征集和研究工作。程万孚回归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原岗位。从此，我与程万孚分别了，直到他谢世。1957年反右扩大化，我听说程万孚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后又命其退休回家。1966年起，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刹时席卷全国，这股强劲的逆流，对已退休在家的程万孚进行了更沉重的打击，抄家、没收文稿、批斗受尽折磨，据胡其伟说，程万孚不堪迫害，于1968年自尽。程万孚冤死于“文革”的灾难中，当时我是不知情的，因为那时我与他一样，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过我是“轻犯”，“待遇”要好一些；当然，接踵而至的故事那就一言难尽了。

　　今年是“文革”终结，粉碎“四人帮”40周年。抚今思昔，胡适仙逝快55年了；罗尔纲离世也快20年了；程万孚谢世不觉已48年了。今日的我也痴长到87岁了——一个十足的离天堂很近的老朽。如今，我尚能提笔缅怀渐行渐远的先辈，心也满足了。

　　至于说到程万孚，我看到人们没有忘记他，除开胡其伟先生的大作和拙文外，今日已出版的胡适日记、沈从文全集、罗尔纲全集、胡传楷的著作等，均留有程万孚的书信和事迹。近年重新出版的林徽因主编的《民国小说选》中，也收录了程万孚1930年代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求恕》，真令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