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思巧

　　骈赋体与当代中国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邵思巧

　　2014年10月31日，中外文学讲坛第134期专题学术研讨会暨第30届网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外文学讲坛的网络平台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桂延松、刘玉杰担任主持人，杨文舒、邵思巧担任讲评人。参与讨论的人员众多，包括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中外文学讲坛二百多位成员出席了研讨会。与会的代表有邹建军、董遂庭、桂延松、孙凤玲、袁艺林等。有本次研讨会以“骈赋体与当代中国文学”为主题，共同探讨了骈赋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有关问题。

　　赋，萌生于先秦，始盛于两汉，发展变化于六朝唐宋，延续于元明清，至今也不乏写赋高手，可谓我国源远流长而又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之一。历代赋家，驰骋其心智才情于赋的创作之中，留下了成千上万的赋篇，从而使赋与诗、词、曲并称，卓立于民族文学之林。班固有言：“赋者，古诗之流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流变，离不开对赋的研究；同时，赋又是散文的一体，研究中国散文的发展，同样是如此。研讨会围绕以下八个话题展开：第一，骈赋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地位；第二，骈赋体与中国文化精粹；第三，骈赋体文学的特征鲜明之形成；第四，骈赋体是不是一种过时的文体；第五，抒情小赋与大赋的区别；第六，骈赋体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第七，惟山（即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教授）骈赋的追求与成就；第八，如何创作出优秀的骈赋体文学作品。以下十二位学者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邹建军：骈赋是中国文学中成就最高的一种文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它是汉语言美质的集中体现，也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之产物。骈赋在艺术结构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对联的扩大与集合。从开始到结尾，有上句就有下句，有上联就有下联，有上节就有下节，有上段就有下段，没有例外。其相对性的艺术结构，繁复性的意象结构，其实与西方的十四行诗是同构的。语言华美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而语言之所以华美，也是因为汉语本身所具有的音韵之美与节律之美。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文学里面，还没有发现同一类型的文体，我想主要就是汉语在语言与声韵上的优势。骈赋的典雅，主要来自于它的用典与文言风味。就像汉字书法要尽量用繁体一样，赋体文也是尽量要用文言文的表达方式，而不用质白的现代汉语。典故是赋体文不可缺少的要素，因为典故可以增强这种文体的阅读难度，并且深具文化内涵，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可以给我们留下广阔的阅读空间。董遂庭：骈赋讲文采，讲对偶，讲用典，讲平仄声律。因其多用四六句，所以也称“四六文”。骈赋体发展是因西汉后期偶俪增多，魏晋以后，日趋定型，宋齐之世，更加精工；至庾信，乃达到登峰造极。骈赋盛行于南北朝时代。主要作家作品有鲍照的《芜城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等。庾信是南北朝骈赋成就最高的作家，其《哀江南赋》中的“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其中用典的“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其中对偶与用典，意态之间，妙趣横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代的文学。”可见六朝骈赋对唐代文学影响之大。骈赋体文学在发展中文采斐然，走向自觉和独立，虽然产生了一些弊端，但在中国形式美的创造上，则为后世文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对唐代文学与明清小说及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骈赋体文学滥觞于先秦，萌芽于秦汉，形成于建安魏晋，在六朝时期达到鼎盛。它在发展和演变中逐渐影响到“左临右舍”，从唐代开始，不少传奇小说就有了骈俪的成分，到明代，著名的三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受其影响，而清代的《红楼梦》，受其影响最大最深，达到了小说中运用骈偶的最佳境界。如用来描写景物的有“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如肖像描写王熙凤有“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议论的有“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写宝玉对晴雯的伤悼是“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红楼梦》中，这样的例子多不可数。现当代文学中采用骈偶的也是很多的，总之，骈赋体文学与中国文化精粹源远流长，不可分割。邹惟山是当代中国写赋较多也较好的学者和诗人，他在教学和科研之余，进行诗赋创作，已出版诗集八部，写赋60余篇。他的骈赋追求形式的完美和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在创作中突出表现出对辞采、声偶的自觉追求，对偶、排比层层渲染，使他的赋作显得华美、富丽。如早期骈赋《南海赋》中的，“大鸟来之北冥，虽带冰寒之气，南海让其一飞而千里也；巨鱼出于东海，乃留仙乡之影，南海使其一游而万方也！扶摇直上九万里，鲲鹏之志也；畅游而下三千尺，鲸鱼之力也。天生波涛南海，赐我古老民族；地造巨浪南海，扬我当代学术！”这一节描述，采用对偶、排比的修辞手法，不仅写出了“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形而上的情怀追求，也喻示了作者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要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的博大精神和美好愿望。人类的远祖来自海洋，壮阔的南海不仅“赐我古老民族”，而且也是一个著名学者的作者自己“扬我当代学术！”的心潮逐浪。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立人精神的恢宏和达人情怀的美好，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在这里运用的修辞手法。这就是艺术和思想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所产生的效果。再如《东林赋》的开头，“观蜀中之高台兮，察俩母之深谷；慨资州之宏府兮，叹仁寿之茂林！探越溪之深源兮，询何故而西向？索长江之洪流兮，问何由而东往？世间山水皆东向兮，蜀中气脉却西行！眼前东林之繁茂兮，胸间西流之浩荡！”赋作一开始写了自己的观、察、慨、叹与询问，这是作者一次与老人的聊天时，得知自己的老家在资州府仁寿县东林乡，作者不由与曾参观过的明代东林党人的事迹进行联想，同乡前辈的志士仁人历历在目：范长江、胡绩伟、张大千、吴玉章、刘心武等志士仁人。两个“东林”，慨叹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乃作《东林赋》。桂延松：骈赋体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骈赋的形成阶段是魏晋时期，其基本特征正如刘勰所说的“析句弥密，联字合趋，剖毫析厘”，也就是变本加厉地讲究对偶，使之成为赋文的主体，从而量变达到质变，骈赋从此产生了。其中曹植的《洛神赋》 、王粲的《登楼赋》等便是代表作。骈赋体的出现使得赋体具有了格式上的限制，却使得文学更加华丽。清代赋家侯心斋所说：“今之作者，遇大典礼或用古赋（按：包括文赋和骈赋）；言情适志之作或杂用骚赋、文赋；考试所用皆律赋也。”认为赋体之选择，是由表现内容的需要所决定的。孙凤玲：中国的赋体文学最早可以溯源到屈原的楚辞。贾谊最早开创了骚体赋赋体，枚乘紧追其后，创立汉代大赋。两汉末期开始出现骈赋雏形，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使创作者们不再拘泥于僵化的政治体大赋京都赋，而发扬并发展了汉末已初步繁盛起来的骈赋。王粲的《登楼赋》，庾信的《哀江南赋》，都是骈赋登峰之作。无论是从那些脍炙人口的骈赋对中国古赋内容形式的促进与推动，还是其四六体对仗用韵形式对中国五七言诗发展所奠定的基础来说，骈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有着承前启后不可动摇的文史价值。任何一种文体的繁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文学欣赏价值。当特定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时，依附于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体也相应地会失去其存在与发展的沃土。如果强行推行这一文体，有如无源之水，必然只能勉强支撑其暗淡的未来。但一切都只是相对而言。虽然历史的大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体还是有其存在的文史必要性。正如唐宋诗词繁荣的大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当今仍然有大量喜好古诗词的学者诗人，孜孜以求为古诗词的复兴与繁盛而努力着，其中亦不乏天赋极高者。因此，以我个人来看，骈体赋未来的发展必然受到大的历史文化环境的限制，但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文体，其存在仍有着自身的价值。作为一位学人，应该在有所侧重的同时，也兼顾其他，使中国历史上各种曾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文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至于迅速灭亡。感觉就像荷马史诗一样，史诗只存在于人类懵懂、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后来社会生产力及文明的发展阻碍了人们的想象力，使后世再也写不出荷马史诗或印度两大史诗。现在这个时代白话文为主体，语言环境会影响赋体的发展，赋体文学可以作为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共存，就像当今古体诗与新诗并存一样。感觉文学发展本就没有定势可言，沉寂了千余年的寒山诗，却经“垮掉的一代”成为美国当代一种新诗潮，谁也无法预料千百年后，人类文学的发展。在以贾谊、扬雄为代表的骚体赋如日中天时，以枚乘为代表的大赋也开疆拓土，形成气势磅礴浩然的大赋半壁江山。大赋的赋体篇幅宏阔，一般虚拟主客二人，就某一中心问题借助人物对话来阐析自己的见解。华丽的词藻铺叠，大量的历史掌故，既拓宽了其内容含量，也深化了赋家的思想洞见。形式的铺排在拓宽了赋体的写作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赋体形式化的诟病，使更多的赋家沉醉于虚夸的形式之中，而主宾倒置，将文学对人生自我思想的抒情淹没在浩荡的形式篇幅中。抒情小赋作为一种成熟的赋体别类，是在两汉后期开始成熟并盛行的。抒情小赋的形成，与两汉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时汉室皇权已经处于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中，上至帝王下至文人仕子们已经不再像汉初或两汉盛世时那样，广修庭苑，附庸风雅，吟风弄月。更多的是动荡年代流离别情之苦，因之而有了江淹《别赋》这样哀感沉思的抒情小赋。也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汉末抒情小赋有别于大赋富丽堂皇的词藻，代之以真切的情感，深入肌骨的人生感怀与生命体验。王金黄：骈赋体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谓一代之文学。”虽然是汉大赋发展的结果，但完全可以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相媲美，是中国古代文学诸多源流的一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不可能不谈到骈赋体，以及那些写作骈赋体的陶渊明、鲍照、江淹、庾信。骈赋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标杆，是因为它蕴含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粹。其一，骈赋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圆和中正”哲学思维，鲜明地表现在他所独具的外在形式上，对称对偶、声腔圆润。其二，骈赋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绵延和传承方式，它一方面是从汉大赋发展而来，继而又进一步演变成文赋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包含了大量的前代典故，或化用前人话语，并同时蕴含了魏晋六朝时期居于主流的审美观念和时代风尚，从而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三，骈赋体体现了汉语语言之美，反映了对语言典雅、气韵自觉的审美追求，充分表现了中国汉语的语言魅力，“余音袅袅、绕梁三日”！骈赋体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即对仗、声韵、用典、藻饰，其形成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首先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其次正如鲁迅所说那个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审美意识不断觉醒，追求形式之美和修辞之美；最后，魏晋六朝的上层权贵重视文学，青睐写作骈赋的文人作家，产生颇具规模的文学集团，总之，这些都促成了骈赋体审美风格的成熟。我们一般认为骈赋体主要存在于魏晋六朝时期，但它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直到唐代，王勃还运用骈赋体写出了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滕王阁序》，其实，六朝之后骈赋体一直与古文体此消彼长。我们熟知的明清八股文，考的就是骈赋体，也正因为此自“五四”文学以来一直遭到文学界的贬低，认为过时了，但近代和当代仍有一批作家在坚持写作，比如清末的阮元、李慈铭，当代的如邹建军老师等。只要我们有所突破和发展，骈赋体就不会过时，很可能会再次复兴。当代文学一直在追求最新的艺术方式，而忽略了以往的历史成就，这样就会头重脚轻，所以骈赋体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进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骈赋体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审美能否取而用之，以纠正当代文学过度自由发挥、散漫无边的语言状态？其二，骈赋体自身的弊端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否也有所存在？《滕王阁序》这样的巨作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能不能出现？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邹老师的骈赋创作在当代中国我想是非常少有的，一方面汲取古代骈赋的养分，更重要的是不拘泥于古人的骈赋，融入了现代汉语的活力，注入了理性化的情思。李羚瑞：在赋体文学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绝大多数赋讲究骈偶，声律和对仗。骈赋的整体特点是，通篇对仗，讲究炼字用典，讲究一定声律。骈赋的丰富性、繁复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激荡的情感，形成强烈浓郁、悠长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觉得荡气回肠。我认为骈赋不能算是过时了。骈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但它代表的审美情趣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化中。虽然骈赋在历史上频频遭受“形式主义”的诟病，但有很多像《别赋》、《恨赋》、《闲情赋》这样的名篇还是传诵至今。并且当代有许多学者孜孜不倦从事骈赋的写作，赋予这种旧的文体以新的内容。刘玉杰：《说文解字》云：“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其造字本义为“两匹马同时拉一辆马车”。由此大致可知骈赋的特点。因其讲究对偶，要求词语结构的对称、严谨的文体特征，柳宗元在《乞巧文》中称此形式美为“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袁循：汉赋的最大特点应该是巨丽，是大汉雄风在文学上的反映，大气磅礴而包罗万象，想象奇崛。从想象上来说就是绵延不绝，随江河湖海、高山大川，上下起伏，上天入地，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但是对于赋的发展我们是继续使用文言还是使用现代汉语呢？如果使用文言它的传播肯定会受到影响。汉赋是这样，拿到一个物件，或者抒发一种情感，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绵延不绝，繁复不断，而诗是隔着一个屏障来看物件和情感。所以赋的美不在含蓄短小，而在情感和想象的起伏绵延，和唐诗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代表中国文体上的另外一种被忽略的美甚至一种范式，而我们常常所谈的中国文学的美多是唐诗那样短小、含蓄的。从艺术创造和艺术空间的角度来说，赋确实存在很大优势。不然何以在苏轼的《赤壁赋》中，融入了历史、人生、自然、宇宙种种情思呢？所以从美学形式上，赋能够形成的体势的磅礴，艺术空间的壮阔上，确实存在自己独特的优势，是相对于诗的另一种美。它在美学上的意义当然毋庸置疑。只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文体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如何真正的传播，而不是一种时尚的“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袁艺林：骈赋与诗歌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粹，彰显民族特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受环境影响多咏政治，将其归为某种类多有不公。毕竟骈赋体包含了许多中华民族的文学特色，乃至文化特色。至于骈赋体与现代汉语的结合，多仁者见仁，个人认为，毕竟语言在发展，只要结合得当，也会产生新的文学价值。新诗体裁的发展不一定要取代古体，只要发挥得当，具有文学价值，甚至可以创新体。骈赋体也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也是发展而来的。对于古体的新尝，铸以古典精髓，突出民族特色，同时着眼于当下问题，确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白阳明：惟山先生的赋从南海到东林，气象盛大，怀有天下，华章铺成，其义自现。惟山先生以其切身入微之地理感知，气象宏大之地理叙事，搭建地理空间，构筑地理诗学，审美价值深远。杨文舒：骈赋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怎样发展的呢？首先，王金黄介绍了骈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不可能不谈到骈赋体，骈赋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标杆，是因为它蕴含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粹，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袁循为我们简述了赋的基本特点，他讲到汉赋的最大特点应该是巨丽，大气磅礴而包罗万象，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其次，“赋”这种文体的推广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它到底是否过时呢？王金黄从中国古代文学史出发，表达了他对骈赋体并不会过时这一观点的认同。孙凤玲、袁循等人将古体诗的命运与骈赋体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袁循从语言角度就赋体在当代存在的形态问题提出疑问。袁艺林用多元发展的诗学观点来评定骈赋体在当今时代的生命力。她认为，对于古体的新尝，铸以古典精髓，突出民族特色，同时着眼于当下问题，确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大家对前三个议题做了集体发言，也存在跑偏议题现象，但是瑕不掩瑜，讨论依然热烈。邵思巧：由《诗经》四言体演变而来的赋作，可称之为诗体赋；以《离骚》为代表的楚歌，是骚体赋和楚辞的肇始；而战国诸子和纵横家的论辩游说之文，则转变为稍后的文赋。自汉以来，比之诗骚二体，汉大赋即古文赋在体制上不断变化发展，最终转型于骈体赋。骈赋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基本范式的定型也并非同一时期完成。我认为骈赋体作为一种有自己独立存在意义的文体不会过时，骈赋体自唐宋骈文伊始在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在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当代文学范畴内骈赋到底有怎样的地位呢？王金黄说：“当代文学一直在追求最新的艺术方式，而忽略了以往的历史成就，所以骈赋体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进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金黄也提出了“骈赋体自身的弊端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否也有所存在？”等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骈赋的发展。邹师在赋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众人有目共睹，惟山先生的创作一方面汲取古代骈赋的养分，更重要的是不拘泥于古人的骈赋，融入了现代汉语的活力。董遂庭对惟山先生的创作发表了见解，让我们又重新领略了邹师赋文中的风生水起。孙凤玲也与大家分享了她对这篇文章的个人感受。袁循、袁艺林等都认为只要结合得当骈赋会产生新的文学价值。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窥见了骈赋在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所以我们也要不断提高境界，扎根中国传统，赋新于古，使骈赋具有更强大的独立意义。（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者：邵思巧，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