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群文化身份与本土书写
——加拿大当代女诗人达尔·勃兰特访谈录

　　韩启群

　　作为当代加拿大文坛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达尔·勃兰特（Di Brandt）不但在诗歌创作领域享誉盛名，在加拿大文学批评界也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本访谈从达尔·勃兰特门诺教背景开始，涉及20世纪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历程、当代加拿大文学的多元创作、加拿大女性文学、加拿大西部草原文学等多个论题。达尔·勃兰特在访谈中，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和从事文学批评的经历，阐述了自己对于加拿大文化身份与本土书写辩证关系的独到思考。

　　达尔·勃兰特 访谈 加拿大当代文学 文化身份 本土书写

　　Author: Han Qiqun,a Ph.D. of English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eache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Jiangsu),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Canadian literature.作为当代加拿大文坛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达尔?勃兰特（Di Brandt）不但在诗歌创作领域享誉盛名，在加拿大文学批评界也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达尔?勃兰特颇为多产，目前出版了《走向摩哈卡》（Walking to Mojacar，2010）、《言说权力：达尔?勃兰特的诗歌选集》（Speaking of Power：The Poetry of Di Brandt，2006）、《现在你在乎》（Now You Care，2003）、《亲爱的耶路撒冷》（Jerusalem，Beloved，1995）、《母亲，不是母亲》（Mother，not Mother，1992）、《天空里的埃格斯》（Agnes in The Sky，1990）、《我问妈妈的问题》（Questions I Asked My Mother,1987）共7部诗集，出版了随笔散文集《这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就在此》（So This is The World & here I Am in It，2007）。达尔?勃兰特积极从事加拿大文学研究，出版了《加拿大女性诗歌中的现代性》（Wider Boundaries of Daring：The Modernist Impulsse in Canadian Women's Poetry，2009）、《加拿大女性诗人的对话》（Re：Generations：Canadian Women Poets in Conversation，2005)、《裸舞：跨世纪书写中的叙事策略》（Dancing Naked：Narrative Strategies for Writing Across Centuries，1996）、《母亲的狂舞：加拿大文学中的母性叙事》（Wild Mother Dancing：Maternal Narrative in Canadian Literature，1993）等著作。此外，她还发行了CD唱片集《觉醒》（Awakenings）。达尔?勃兰特创作风格独特，涉及生态、女性、自然、宗教等主题，多次获总督奖提名和其他重要奖项。《我问妈妈的问题》获1984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诗集《亲爱的耶路撒冷》获1995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加拿大作家协会全国诗歌奖”等；诗集《现在你在乎》获 “格里芬诗歌奖”、“帕特?娄叟诗歌奖”、“提里姆最佳图书奖”等重要奖项提名。此外，达尔?勃兰特还被聘请为2008年总督文学奖的评委。

　　达尔?勃兰特出生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南部小镇瑞英德（Reinhold），17岁前往马尼托巴省会城市温尼伯接受大学教育，获马尼托巴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曾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大学教授文学创作7年，后因无法忍受温莎市日渐污染的环境而回到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大学，任该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诗歌创作、马尼托巴文学等课程。达尔?勃兰特2012年6月正式退休，目前居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布兰登市。

　　笔者于2012年赴加拿大布兰登大学访学，对达尔?勃兰特进行了系列访谈。本次访谈主要请她就当代加拿大文学以及她本人的创作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访谈内容不但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达尔?勃兰特本人的创作，对于我国学者研究当代加拿大文学也多有裨益，因此笔者将谈话录音翻译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访谈从达尔?勃兰特的门诺教传统开始。

　　韩启群（以下简称“问”）：阅读您的简介时，我注意到您多次提到自己的门诺教背景，关于您的一些评介也常常提及这一点。因为您的宗教背景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可以介绍一下您的门诺教背景吗？这一宗教背景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勃兰特（以下简称“答”）：我17岁离家去温尼伯读书，感觉自己就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因为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异很大，我原先所处的那种文化非常传统，和温尼伯的文化完全不同。对我这个在门诺教传统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突然来到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及习俗，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一切都让我很难适应。所以，选择离开我原来所生活的地方是我一生的一个重大改变。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都一直在思索：离开了那里以后，我到底是在哪里？如何才能将我身上所拥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讲述了我如何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属，如何面对这些传统，与此同时，我也思考了我的成长经历。在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里，人们不讲英语，只讲德语和一种叫做普拉第语的方言。因此，我们有两种语言。而且，那儿的人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地去读书，相反，他们有着口述传统，非常具有诗歌性，人们喜欢背很多诗歌。小时候，每逢放假，我们需要在祖母面前背诵诗歌，不能错一个词，要背得很完美才行。总之，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诗意的文化，包括歌唱、鲜花、手势、仪式等，因此，那里非常适合诗人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这样一种地区一直不愿与外界接触，坚持传统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诗歌一般都不会发表，不允许出版书籍，这点就是诗人最棘手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能在诗歌里表达一些和现代性相关的情感体验。

　　问：您不但在诗歌创作领域享誉盛名，而且在加拿大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在中国，一直以来，加拿大文学并没有像美国文学那样得到很多关注。但是，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现在似乎又是加拿大文学的黄金时期，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对加拿大文学发展过程的见解吗？

　　答：好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马尼托巴省读本科的时候，关于加拿大文学的第一门课才刚刚开设，课程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一些细枝末节，在当时甚至被人们所嘲笑。整个加拿大文学课程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内容更为突出。加拿大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出现，是非常近的事情。现在我教授的文学课程之一是《马尼托巴文学》。加拿大第一部小说的出版是在1925年，被认为是加拿大第一部现代小说，距离现在近100年，历史已经非常长了，不过对于悠久的中国文化来说这只是一个瞬间。所以，加拿大文学还是比较新的文学文化。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加拿大文学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一时期出版的作品数量很多。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出版社，比如西加拿大出版社（Western Canada P），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出版工作。但是，现在加拿大研究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进行，加拿大文学研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所以，这确实是局面不错的一个时期。问：我查看了很多加拿大大学英语系文学专业的课程表，发现英美文学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在有的大学，加拿大文学只占到课程的1/3，英美文学仍然是主要关注点。您对此如何看？

　　答：加拿大文化与英美两国的文化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是英语国家中的一员，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它们的影响。问：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有着多元文化传统。您作为英语国家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加拿大人，祖先是德国移民，那么您是怎样看待您的身份呢？您能谈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对于加拿大文学创作的影响吗？不少加拿大作家都具有移民背景，那么他们如何在加拿大民族身份和移民背景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

　　答：对我来说这是第三种身份，也很不错。在西加拿大，文学是多元的，而安大略那边还是盎格鲁文学处于主导地位，魁北克则是法语文学。当然，也存在新的移民文学。但我想说，盎格鲁英语还是很突出，但所有这些也都说明多元文化的存在。同样，在加拿大东部沿海地区，文化也是多元的。那里有爱尔兰移民、英国移民，还有非裔加拿大人，那儿的很多律师来自美国。我觉得，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要努力认清自我，要积极融入和其他人构成的新的群体，同样其他人也需要努力认清自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身份（Canadian Identity）书写常常成为加拿大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比如，很多作家在作品中质问：“我们是加拿大人吗？”“加拿大人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目前它是否还是加拿大文学创作的主题，我不敢确定。现在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情形已经大不一样。我想从事多元文化文学创作的人群是比较广泛的，探讨多元文化问题的人也很多。比如，安大略的劳伦斯?黑尔（Lawrence Hill）写了《黑奴之书》（The Book of Negroes），讲到了黑人奴隶、运奴船和奴隶制等，还有很多加拿大华裔作家。还有的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比如大卫?伯根在创作中加入的越南文化背景。我们这也有印第安原住民作家和梅蒂（Meti）群体，这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事实上，我们从印第安原住民和梅蒂人那里学习到，他们的文化遗产不光是他们的人、背景，也有他们的居住地。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加拿大居民，对那些新的居民来说，如果我们要谈过去和历史，我们应该谈来自不同地区的我们的人民，还是应该谈我们所处地方的过去和历史？这个问题多少有点让人迷惑，但是大家还是要努力弄清楚如何两个方面都要顾及。因为从欧洲来的第一批殖民者（settlers），他们只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我们应该试着讲述加拿大本土故事，“我们在哪里？”（Where are we？），也正如著名评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的“这里是哪儿？”（Where is here？）问：您第一部学术专著是《母亲的狂舞：加拿大文学中的母性叙事》，改编自您的博士论文，您为什么以此为您博士论文的选题？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我想知道您的个人经历对您从事女性叙事研究有何影响？

　　答：我不知道是否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总的来说，那时候情况比较复杂。我努力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同时还要工作。我是一位单亲母亲，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工作很忙也很辛苦，那时候我开始在英语文学中寻找关于母亲经历的故事，可是在英语文学传统里没有母亲主题的小说。之后，我读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这属于传统英国文学范畴，我发现母亲在小说开始的章节就去世了，且基本上都是在她们生孩子的时候死去。而女主人公在小说中也结婚生子，那么她们最后也会死。这样看来，根本就没有母亲故事的文学作品。确实有很多母亲死于生孩子，那时女性生孩子死亡率较高。如果做母亲如此辛苦，那么为什么没有关于她们的文学作品呢？为什么她们要死于做了母亲？她们死后，谁来养育孩子，谁来承担母亲的职责？后来我读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是专门研究这类没有母亲故事的小说而发展出来，主要是心理学方面的阐释，认为母亲必须死，不然女儿就没有故事了，如果母亲还在故事里，她会主导整个故事，导致女儿没有发展空间。然后，我就反问自己：我是位母亲，如果我死去了，我的女儿会更好，事实真是这样吗？显然不对。照顾孩子辛苦繁琐，孩子需要母亲。那么，那些观点怎么会如此认为？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是这样。加拿大文学中对母亲的探讨，与过去生孩子时高难产率的特殊历史有关，这个问题一开始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而事实远非如此。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大大降低了难产率。如果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我没有读那些理论，我可能只会相信文学中的那些书写。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认为那些理论是不对的。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我读加拿大文学作品，所有加拿大女性文学作品都是关于母亲的。但是，评论者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也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他们的研究仅仅是按照原有文学批评传统进行，一般不谈论母亲。举例来说，我书中涉及的一位作家达芙妮?马拉特（Daphne Marlatt），她当时已经出版了13部作品，都是关于母亲的，可是在文学评论中我没有读到一篇有关她母性书写的评论。就好像如果你写的都是战争故事，13部战争故事，那么文学批评者就会评论你是如何使用语言，如何描述地理景观，故事主角穿的什么衣服，如何进行对话，但是绝口不提主题是什么，这在我看来非常奇怪。我想这可能是文学传统使然，我只是想把这些重新还原到故事里去，我的研究在当时带来了很大影响。之后，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安德烈娅?奥赖利（Andrea OReilly）成立了“母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建立了专门从事女性出版的出版社“德米特出版社”（Demeter Press），创办了专门进行女性研究的刊物《母亲研究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每年召开“母亲研究研讨会”，并加入了“国际母亲研究会”。在一次专访中，她提到她是从我的博士论文中得到启发才这样去做的。她仔细阅读了我的论文，认同我的观点，并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自那之后，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关于母亲和母性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二十多年里，涌现了数以千计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作品以及研究成果。问：最近几年，您在加拿大女性文学方面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编撰了一些和女性文学相关的著作，比如2009年的《加拿大女性诗歌中的现代性》、2005年的《加拿大女性诗人的对话》等。您能谈谈您的这些研究工作吗？

　　答：这两本书都是关于加拿大现代文学的评论，其中《加拿大女性诗歌中的现代性》由16篇诗歌评论文章构成，其作者都是加拿大文学批评界崭露头角或已经站稳脚跟的女性批评家。最早的加拿大现代文学批评专著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评论的对象主要来自当时的现代文学选集。这些选集都是由男性编撰，内容也是男性占主导。很多在当时著述颇丰的女性作家都被批评家们忽略了，尽管她们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亲历者，在文学界有着重要地位。是芭芭拉?戈达尔（Barbara Godard）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我们应该举办研讨会，恢复这些女性作家应有的地位。接下来我们举行了大型研讨会，随后编写选集。当我们研究这些作品时，发现这些女性作家本身就是故事，在加拿大她们就是她们作品中故事的焦点和核心。这些女性作家大都多产，从某种关键意义上来说，在加拿大女性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她们对这些故事而言越来越重要了。2001年进行研讨会时，仍然有人认为我们尝试重写加拿大现代文学谱系是非常有争议性的行为，太具有颠覆性，有不少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和不满。2009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发行。当我们将书稿拿给出版社让他们考虑能否出版时，他们说早就应该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了，早就应该重写加拿大现代文学史，将那些女性作家放到合适的位置。正式出版后，这本书获了奖。而这本书在出版前就已经是很多大学的教材了。人们也一直在等待它的出版，很多人认为这项研究工作应该做，只是很久没有人做。芭芭拉是加拿大文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她一起工作、研究是我很大的荣幸。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她病倒了。这本书获得了2009年度加布里埃?罗伊奖（Gabrielle Roy Prize）（访谈者注：该奖由加拿大魁北克文学研究会颁发，用于表彰年度用英语出版的最优秀的加拿大文学评论专著），遗憾的是，在获奖的前5天芭芭拉就去世了。这本书是在她的灵感指引下完成的。问：您离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大学，回到加拿大中部大草原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大学任教，并于2007年出版了随笔散文集《这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就在此》，而且，过去的几年里您一直在教授马尼托巴文学，这些似乎表明您对加拿大草原地区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而且您现在的研究重点也转向了马尼托巴地区的文学，能谈谈为什么吗？

　　答：刚好有人邀请我来这里，而且我也来自马尼托巴省。这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他们地区的文化历史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我决定到这里来教授马尼托巴文学，希望能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地方的文化。当我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惊讶地发现，马尼托巴是加拿大现代小说的起源。我研究加拿大文学快30年了，之前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加拿大现代小说诞生于这里。加拿大三位最重要的现代小说家，菲利普?格罗夫（Philip Grove）、罗伯特?斯蒂德（Robert Stead）、马莎?奥斯腾索（Martha Ostenso），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他们三位奠定了加拿大现代小说的传统。我们一直认为玛格丽特?劳伦斯是加拿大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事实上她也是继承了这三位作家的风格。除了这三位作家，还有一些其他作家，如弗朗西斯?贝农（Francis Marion Beynon）、尼莉?麦克朗（Nellie McClung）、道格拉斯?德金（Douglas Durkin）等也奠定了传统，后者是马莎?奥斯腾索的丈夫。我们本地没有出版社，所以这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出版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们来自这里，也书写这里的故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尼托巴南部是加拿大现代小说的摇篮。我对草原确实有很深的感情，也许因为我出生在马尼托巴的南部，对草原有种特别的情愫。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如果有人问“地理景观是否影响到一个作家的创作”，我想来自草原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会认为“是的，肯定会对创作产生影响”。草原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生活在草原的经历会令人终生难忘。但如果对于来自大城市的作家而言，可能会有争议。在大城市，人们往往很难关注周围的自然地理景观，也很难发现自然之美，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文化。

　　问：您觉得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影响最大？

　　答：很多，比如洛卡（Lorca）、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威廉姆?布莱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莎士比亚、罗伯特?克罗茨（Robert Kroetsch）等。问：请问您目前进行的研究项目是什么？

　　答：我现在的课题是关于如何恢复本土文化，关注“本土性”。“本土性”就是“这里”，那么“这里”是哪里？与此相对的一个方面便是全球化，我们的想象空间得到无限扩展，到达世界的每个地方。或许这种扩展已经有些过度了，我们似乎失去了对自己地区的认同感。我们的想象力可能过于延展，走向了相反的一面。我来到马尼托巴的布兰登，就像回到了家乡。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所处的地方缺乏存在意识，因为我们出行太多，阅读关于其他地方的信息太多。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我做起，试着恢复一些这方面的意识，恢复对自己所处地方存在的感觉。你们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这和我的情况很像，年纪大了，就想着自己家乡的地理风貌。我到布兰登之前是在多伦多工作，有人问我，为什么到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地方去工作？我说不是那样，我来自草原，我要回去，那里是我的家乡，我要回家，我想家了。我很清楚我要去哪里。他们说，你是不能再回到家乡了，这是我们文化里非常有名的一句谚语。我自己想，为什么不能呢？所以，我就到了布兰登。一年后，我去多伦多看望他们，他们问我在布兰登工作生活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注解【Notes】

　　Di Brandt, a contemporary Canadian poet and literary critic,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Canadian literary fi eld and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irc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s well. This interview, starting from Di Brandt's Mennonite background, covers the topics pertaining to the whol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writing in Canada, Canadian women's writing, Canadian prairie literature and the like. In this interview, Di Brandt elaborated her ideas on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adi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local writing while explaining her own writing of poem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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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启群，文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加拿大当代文学。

　　本文获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同时获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苏教师〔2010〕3号）资助。

　　Title:Cultural Identity and Local Writing—An Interview with Contemporary Canadian Poet Di Bran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