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明霞

　　摘要：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主题、客体以及研究方法的一点浅见，着重探讨了“史德”之于主体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哪些内容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课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及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应注意问题。

　　关键词：文学史研究;主体;客体;方法

　　首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很难去驾驭，只能在尽量涉猎更多大家之言之后，总结出自己的一些理解。并不是旨在写文章，而是通过写这篇文章督促自己多看一些的理论书籍，以期相关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我认为要做文学史研究，就要认清主体与客体，这是首要的。主体毋庸多论，而客体则有一点芜杂。什么可以入文学史什么不可以入文学史历来就有争论，因此我们不妨先就这主客体做一下探讨。

　　一、文学史研究主体

　　我们知道，文学史研究的主体就是做研究的人，好理解的很。问题不是谁去研究，而是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研究，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才能，这些学识和能力对文学史研究有着消极还是积极的影响。

　　文学史可视为史学之一种，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史学著述很多，对治史者要求也严格。早在唐代，刘知几《史通》就提出“史才三长”说，即治史者应该具备“史才”（治史的才能和能力）、“史学”（历史的知识和学问）、“史识”（对历史的见识和见解）。[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又添加一条“史德”（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基本的治史道德），[2]构成“四长”。从此“才、学、识、德”被视为一个“良史”（即好的史学家）应有的专业素养。

　　梁启超尤其强调“史德”，在排列“四长”时他专门将其排在了首位，即“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谈到对“史德”的理解，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要求史家“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3]（P157）在梁启超看来，史德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求得真事实”，所以才要忠实于实在的历史;一是因为史学的主体是人，而“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主观最容易误解历史甚至歪曲历史。可以说，特别强调“史德”实在是担心历史遭到人的主体性或是主观意识的膨胀挤兑进而使实在的历史面目全非。

　　以上这些看法既看到了治史者应具备的学识、才能和道德，也看到了因此而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我们现在仍有借鉴意义。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些要求我们的好多文学史没有做到。举例来说，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学科一开始特别是在建国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悖离“史德”显示出明显政治化偏向的历史著述并不少见，而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黄修己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中所详尽列举的那样，“把新文学完全纳入革命史，完全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来概括新文学的发展过程”，“用政治价值取代艺术成就”，“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顾历史的真实，任意篡改、歪曲历史面貌”，“简单化地使用阶级分析法;对作家、作品、流派、社团、思潮，简单化地戴上政治的帽子，贴上阶级的标签”，等等。[4]这些事实说明，研究者要真的坚持住“史德”确实非常困难，一方面他们都声称自己是为“求真”，但一方面他们又拿历史研究直接为政治或其他什么东西服务，不遗余力地为政治和其他什么东西去做注脚和附庸。

　　事实表明，一旦有“经世致用”的时代召唤，“史德”完全可以被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个“短处”，应该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警觉。

　　二、文学史研究客体

　　简而言之，文学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其研究对象，也就是什么能进入或者应该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客体取决于治史者想写出怎样的文学史。比如，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提出，他构想中的当代文学教程的写法，希望是不分期的文学史，不讲文学事件、思潮、分期等，不分地域，希望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文学史，目的是指导学生更好地鉴赏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针对这种旨在提高学生鉴赏水平的文学史教程，这样的设想可谓新颖大胆，或许能写出别样的文学史。笔者个人认为只有创新才有文学史，除了作家作品外，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想的论争、在文学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等，都可以而且应该进入文学史。

　　三、文学史研究方法

　　文学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提到了“理想类型”（或“理想图象”）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层重要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它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立起了一个界标，区别出自然科学是运用实证观察等方法试图揭示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社会科学则是用“理想类型”的手段去联结实在的文化历史现象，以导出个别的不可重复的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回答历史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第二层意义在于，韦伯认为所谓的“理想类型”并非是对历史实在或实际事件的叙述，而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依赖某种“设想”描述出来的史实联系的表象。同时，韦伯进一步指出，这种理想类型只能作为史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理想类型对研究者来说只是认识客观实在的一个中介，它的本身其实具有明确的“非实在性”。

　　而这种对话的途径或者方法归结起来实际上都是一种，那就是搜集、校勘、辨伪、整理、考订“史料”，进而得到“史迹”，即用理论的方法或者是结构解释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有机的排列和合理的阐释， 前者的目的在于复现历史面目;后者则旨在揭示历史因果关系。

　　由于“史料”和“史迹”二者性质作用不同，所以运用方法也就不同。“新史学”中实证主义学派擅长整理“史料”，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顾颉刚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傅斯年的“比较研究法”“自然科学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陈垣的“版本校勘法”等等，对于“史料”都极为看重和推崇。但他们对于“史迹”或阐释历史的研究，却表示出了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但是，史学研究的第二步充满了陷阱和泥沼，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歧途，史学研究若不尊重基本“史料”而片面追求“史迹”的描述，最容易出现灾难性后果。这样一来，极有可能是主体不顾事实按照主观任意地勾勒历史“史迹”，为了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本质”，历史的因果关系或历史的结论可以随时“更新”和“变化”。

　　基于此，笔者非常推崇北京大学陈晓明的观点。他提出，在文学史写作中，要做到观念和方法的最小值;观念与方法是个人的，而写作是普遍的。

　　总之，文学史学研究是一个过程，是人们朝着历史“实在”或“因果”本相不断接近的漫长过程。明确这一点，对治史和读史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一者，治史者不至于不顾历史的自身面目、出于“致用”目的妄做轻率的断论;二者，读史者也不会盲目地在一种史学断论前丧失宝贵的怀疑精神而匍匐称臣。

　　參考文献：

　　[1][唐]刘知几.（原著）姚松等译注.史通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清]章学诚.（原著）严杰等译著.文史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罗风礼.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