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二手时间》是你的“乌托邦之声”的最后一部，你会如何描述这本书？阿列克谢耶维奇：它讲的是最近几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但所有人都很失望，无论是曾经持不同政见的人，还是商人、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甚至是流浪汉。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街上的人比作家们更加有趣。

　　为了理解我们曾生活过的时代，我使所有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在说出自己的真理。我本人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但为了勾勒那个时代的形象，我应当听各种人的声音。

　　这本书的先声和草稿，是《被死神迷惑的人》，一本描述社会主义帝国废墟上自杀事件的书。一幅解体后的心理肖像画。我选择了那些与时代紧紧相连，像粘在胶水上的飞蛾一样，粘连在时代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与一种思想之间画了等号。今天这显得怪异、不正常，而当时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这都是一些诚实的、坚强的人——阿赫梅罗耶夫元帅、女诗人尤利娅-德鲁仁娜、

　　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英勇的守卫者季梅林·基纳托夫……

　　在《二手时间》的扉页上，你引用了大卫·鲁塞的话，“受害者和刽子手同样可恶，劳改营的教训在于兄弟情义被践踏。”而你在书里，亦表达了这样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混淆善与恶的差异，“选择性遗忘”就是一种典型做法。在我看来，善与恶是一个根本问题。《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主人公在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喜欢上了一位成年女性，奥利娅姑姑。后来他读大学时，改革开始了，妈妈告诉他，奥利娅姑姑出卖了自己的亲哥哥，致使他被关进了集中营。这个时候，奥利娅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来到她那儿，问她：“你还记得1937年吗？”她回答道：“哦，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是我生命最好的时候。我那时非常幸福，有人爱着我……”他问；“可是你的哥哥呢？”而她回答说：“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他震惊了——关于那个时代有那么多描述，出版过那么多本书——而她却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对于亲历者的这种“选择性遗忘”，你会如何评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混淆了善恶之后，我们就丧失了判断力。我们以为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书，生活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但书籍刚一出版，所有的人都奔向了其他的东西——奔向了消费主义。生活如潮水一般涌来。或许，人们选择了新型的洗衣机代替卡拉什尼科夫的自动步枪，把精力消耗在这上面是件好事。但这些精力还是消耗掉了。以前还可以说，恶就是贝利亚，就是斯大林，它已经被人格化了。而事实上，恶散落在生活之中，生活的惯性本身将它掩盖住了。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惯性，能够遮盖住一切它想要隐藏的东西。当然，也还是会疼，会叫。我想：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醒悟。

　　现在到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建设、家园建设的时代。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学习思考自身，讲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这种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和我们的人聊一聊支撑生活的那些事物。

　　在《二手时间》的开篇你曾提到，在为创作这本书而进行走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你遇见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的人，总会问同一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为何两代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如果不管怎样都会重复，它们又能教会我们什么？我经常问自己这件事。当我向我的主人公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它迫使人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痛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他们最主要的劳动。但事实证明，痛苦并不能转化成自由。阿赫马杜林娜写过这样的诗句，“刽子手和受害者在同等程度上毁坏了孩子纯真的梦”。而沙拉莫夫的话更加残酷无情——“集中营的经验只有在集中营里才被需要”。我没有答案。我应当诚实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从小就被恶与死的主题折磨，因为我成长在一个战后的白俄罗斯农村，在那里每个人谈的就是这些。

　　为什么你们的痛苦没有转化成自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也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从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夸大了痛苦的魅力。就像夫谢沃洛特·洽普林所说的那样：谢天谢地，填饱肚子的时代过去了，人应当受苦。但这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异化。我开始想，相反地，痛苦固化了人的心灵，它再也不能够发展。不管怎么样，为了发展，人需要幸福的、正常的生活条件。这也是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辩论一我终归会站在沙拉莫夫那一边。

　　“我们就成长于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

　　我注意到，你在谈论阅读和写作时，频繁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从青少年时代我就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本读完的小说是《白痴》。我爱上了梅什金公爵，爱上了他关于善的思想。现在我在重读《恶魔》。那里有我们现在思考、谈论的一切东西：善与恶的不可分割……我喜欢很多作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以说，我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成长起来的。

　　提起他的名字，是因为这一切都在人的本性之中。我只讲一点，恶是一种更凶残、更适宜、更普通的东西。它比善更加完善。这是一种已经被磨平的人类机制——而关于善却无法这样定义。你刚一开始讲到善——所有人都能说出一些名字来，关于他们的事迹人尽皆知，人人明白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不在场的证明。

　　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导向了这一点，即应当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托尔斯泰的幸福是某种非尘世的、智力型的幸福。而恶却长久地环绕在我们周围。并且我们就成长于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我们长久地处于这种环境之中。

　　你的作品里总是有各种声音，各种原文的记录，你说自己“所阅读的是声音”，各种复调的声音同时汇入大脑……你就像是“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在倾听中，你的存在感消失了，读者几乎就要把作者本人遗忘，面对如此多的故事，你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倾听者，而不加入作者的评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福楼拜描述自己“我是一个以笔立世的人”，而我是一个“以耳立世”的人。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在寻找一种体裁，为的是将我所看到的世界呈现出来。那种能将我的眼睛、耳朵所体验到的一切表现出来的体裁，后来我选择了这种记录人声音的体裁……我将在街上、窗外看到、听到的一切记录成书。在书中，真实的人们在讲述自己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切尔诺贝利，而他们把所有的这一切留在了话语中——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种通史。既有古老的，也有最新的。而每个人承担了自己渺小的个体命运的历史。

　　当每个人都开始诉说自己的经验史，国家的历史就以鲜活的方式浮现出来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的，一方面，我希望我书中人物的声音像合唱一样一致；而另一方面，我总希望，一种孤独的、个人的声音被人听到。我觉得，今天人们想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而不是一切都被压制成铁板一块的、全时代的声音。我永远对一个人的灵魂空间感兴趣，一切正是在那儿发生的。我通过小历史看到了大历史，这样历史就不再是时代的喧嚣，而是我们能够理解，并且在若干年后依然感兴趣的存在。我们对于个人的生活感兴趣，因此我把一切都缩小到单个人的规模。

　　我的耳朵永远都在窗户附近，谛听着街道。我注视、聆听新的节奏、新的声音。聆听新的音乐。街上的生活比我们闭门造车要有意思得多，可怕得多，好笑得多，有人味儿得多。在封闭的空间里，文学滋养文学，政治滋养政治；而大街上是新鲜的、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

　　本文截选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本文原载于2016年5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本文经过编者重新编辑过，标题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