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刚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因鲜明决绝的性别姿态而暴得大名的女性主义写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意呈现为日渐退潮的叙述趋势。这并非指女性作家未能写就新作或是作品日趋减少。事实恰恰相反,大多女性作家仍然笔耕不倦,新作接连涌现。女性主义写作的衰弱所以成为不争的事实,乃是因为这些新作里的女性意识,较之此前的女性主义写作,已不那么显明突出。林白正是这种写作倾向的典型代表。在新世纪开初的短短几年中,林白相继有《枕黄记》、《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等数部长篇问世。这些作品一反《玻璃虫》以前林白写作的常态,那些极具个人色彩的经验开始退场,让位于对乡村、大地、民间、历史以及广阔人物群体的正面关注。对此,批评界及时、敏锐地捕捉到林白的写作变化,并迅速将其上升到整个女性写作转向的高度来认识。长久以来对女性主义写作口诛腹诽或是忧心忡忡的评论者大多表现得欣喜异常。

　　在论者看来,林白的写作不仅仅是在经验选择、叙事场景以及人物表现对象上发生巨变,更显示出精神境界的大幅提升。众所周知,1990年代勃兴的女性主义写作在穷尽了女性文学话语所能拥有的革命功能(对政治和男权双重意识形态的消解)后,陷入了自我重复、格调不高的写作困境,在牢固的男权以及强大的消费文化语境中,重新沦为满足男性欲望(窥视和窥淫)的写作产物。在新近的长篇里,林白似乎突破了上述写作瓶颈,完成了“破茧而出,化蛹为蝶”的涅磐。论者不无惊喜地发现,林白在要求文学切近社会的时代呼声中,把曾经“不入法眼”的乡村底层世界移到笔端,对写作伦理和叙述姿态作了一次重大调整。“由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审视转向对万物生命力的体察,以及由此获得生命的丰盈的意义和飞翔的翅膀”(《万物花开》)不仅如此,林白经由文学“他者”的引入,还冲破了狭隘的“自我”牢笼,实现了一次“代言”向“呈现”转变的底层书写革命,为20世纪一直处在启蒙主义视野下的主流乡土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叙述之途,因而“注定它会留在未来文学史的书页间”(《妇女闲聊录》);在《致一九七五》中,林白还接纳了历史这一庄严、宏大的命题,突破了以一个或是几个女人为轴心的叙述体制,代之于一个较大群体忆述和记载,成功写出“一代人对革命历史的亲切抚摸和深情凭吊”,使“‘小我真正地步入到了‘大我之中”。另一方面,林白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做到了齐头并进,没有跌回传统现实主义技法的窠臼而承续了先锋性的面孔,既维系此前写作中片断零碎、不拘格套的叙述又有创新:“透示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又能做到本土化”,并以细腻敏锐的直觉、“丰饶多汁”的语言穿透呆板的现实经验,把乡村小说写得诗趣盎然,“一派妖娆”。

　　在此,我不想妄加揣测论者们的批评动机,也无意追寻观点背后的批评策略,更不想升格到对时下学院批评家审美判断能力的质疑,以及对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话语合谋之批评体制的反思——这些都是当下文坛无须一再复述的普遍现象,更是积重难返、陈陈相因的文坛沉疴,即便做好被讥为“酷评家”、“哗众取宠者”的心理准备,也难免不被众声喧哗、价值失范的批评话语洪流所消解、吞没,况且,这也是本文主旨之外的另一个话题。因此,我不打算做吃力不讨好的无益之事,只想“就事论事”,对林白新世纪写作动向作一番分析和评断,表达林白写作之于个人阅读感受的“镜像真实”,以此从众论者共同织就的巨型话语网络中抽身而出。

　　乡村写作:单向体认与分裂审美

　　考察由20年代发端壮大、绵延不绝的20世纪乡土文学,不难总结出乡土底层叙述的几种精神走向,一是以先觉者的自我意识烛照乡土底层的“生存黑暗”,从中寄托写作主体的批判意识和人道情怀,此为启蒙主义的精神文化视野。二是从反思现代文明的立场出发,既描绘多姿多彩的自然风物和活色生香的民俗风情,也开掘纯净和谐、生机勃发的健康人性,从而张扬乡土世界被遮蔽的人文价值,给予都市生存以潜在的对照、批判。三是把乡村视为政治革命的发源地,瞩目农民革命化的行为轨迹和精神历程,讴歌农民群众巨大的革命潜能,以此论证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当然,在具体的文本呈现中,上述三种精神类型可能互有交叉,表现出一个驳杂多元的意蕴世界,但大体上都未有越出三者交织并框限的意义边界。林白的乡村写作自然也不例外。

　　林白是怎样来构筑她笔下的乡村文本?又组织起何种“意义世界”呢?不妨对林白《万物花开》的写作过程作一番考察。据林白交待,小说里“故事统统都是虚构出来的”,主要人物大头的原型是武汉同济医院的一个肿瘤病人,另一个人物木珍是以家里的保姆——湖北乡下妇女小云为原型的。许多章节和段落,比如乡下打架、杀猪、打麻将等都是根据小云对老家生活的讲述写成。也就是说,《万物花开》是在转述的间接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林白并没有关于湖北乡村长期而深入的直接生活经验。置身于乡村生活现场之外,要获取乡村小说写作中必须拥有的细节、场景、事件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自然只能借助想象。林白正是靠想象来行文谋篇。倚仗一向擅长的捕捉瞬间感受的能力,以及直觉化地把握对象的禀赋,林白游走在想象、虚诞与实在的边缘,以杂散和流动的笔法来推进小说叙述。至于叙述的动力,则来源于林白对乡村生命力的“正面体认”:“她(指小云)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也很大,她的勃勃生机对我有很大触动。”“这部小说的主题应该是生命与自由”。由此可知,林白是以一个膜拜者的角色来参与乡村生活的文学建构。在她看来,乡下农村的打架、杀猪、赌博、通奸、偷盗、偷窥、畜牲的交配乃至人畜性交(二皮叔与猪)、看色情舞蹈等,无不蕴蓄着值得称羡的生机:“处于农村的,或者城市最底层的,本能是最粗野、不遮盖的,同时也是活力所在。”这种审美化地把握乡村(如果不说是粉饰的话)的心理取向,背后的参照物和批判对象,无疑是异化、萎顿的城市文明。“知识分子被文明、被道德教化、被政治力量层层地阉割,而处于农村的,或者城市最底层的,本能是最粗野、不遮盖的,同时也是活力所在。”在二十世纪乡土文学家族中,这种体验、叙述乡村的方式实在并不稀奇。林白之前就有废名、凌叔华、沈从文、汪曾祺、莫言、张炜等人的写作。如果说林白与“京派文人”有那么一点不同,就在于后者偏于用冲淡温和的笔调,营构出唯美颜色的乡村,前者则诉诸粗放和原始的风格,意在展示乡野涌动不息的生命暗潮。比较起来,林白似乎更接近于莫言,但又不及后者的奔放和热烈。但总体而言,林白的乡村文学思维较之先辈,并无特异之处。当然,林白有权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和审美理想出发,选择属于自己观察、思考和体验乡村的独特方式,问题在于,林白文学镜像中的乡村,不免显得过于粗俗和简单。

　　在《万物花开》中,林白用大量笔墨倾注的,不外乎两种事件,一是性,二是暴力。借助这两者,林白似乎抵达了理想中乡村的本质状态:生机勃勃、自由自在。在此,多元(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乡村显然被林白单向的体认方式所简化、过滤,只剩下人类学乃至生理学层面的存在形态。细究起来,小说中的王榨人与许多文学叙述中的农民形象相比,之所以如此不同,乃因为他们体现的是城市文化女性林白所向往的生命形式。因此,乡村与90年代林白写作中的城市,群居的农民与独守的城市女性,在林白的精神结构上所居的位置,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林白表现主义文学思维下的写作对象,或者说林白自我感受(现实或理想)的文学结晶。因此,性与暴力作为支撑林白叙述的身体事件,反映出一个在在分明的事实,即《万》与先前的“私人化写作”,并无本质殊异。总之,女性文学独有的生命经验、感知并体认事物的方式,连同其带来的写作陷阱及精神困境,诸如社会性、公共性、形而上之思、理性意识以及道德价值等的匮缺,在《万》中并没有消除。这样看来,把《万》看作林白“走出自己的房间”的蜕变之作,并将其视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暗夜中破晓的第一丝光亮——这种观点不仅显得轻率肤浅,也无意间暴露出评论者对女性主义文学不切实际的期待,及其背后隐藏的简单的“题材决定论”价值评判意识和“进化论”式的文学史视野。

　　《妇女闲聊录》的发表,在评论界看来,是林白写作境界在《万物花开》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正如某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妇》)有意以闲聊和回述的方式,让小说人物直接说话,把面对辽阔大地上的种种生命情状作为新的叙事伦理,把耐心倾听、敬畏生活作为基本的写作精神,从而使中国最为普通的乡村生活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妇》因写出了“乡村真实”而具备了相当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然而,极易追问的是,何谓“真实”意义的乡村?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永远是见仁见智的,因为每一个企图把握乡村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答案。

　　林白也一再坚称,她“所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妇女闲聊录》是绝对真实的。”林白所以如此确定,据她说是因为《妇》是对来自乡村现场的保姆小云的讲述实录。假定林白完全认同小云的言说,记录小云的言谈也绝对忠实,没有任何删修和增改,那么《妇》中的乡村也仅是小云(小说里是木珍)回述经验中的乡村,实际上也就是林白所愿意见到的真实乡村。

　　其实,小说没有义务追索众所共认的“真实”(如果有这种真实),写出作者认定的“真实”就足矣。林白可以选择她认可的文学方式来发现乡村。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林白陷入了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在理智上,林白意图还原所谓的“真实乡村”,以此显现亲近底层的道德化姿态;但是在写作时,又不自觉滑向了对乡土底层生命活力的呈现和赞颂。当林白试图呈示一个原生态的“真实乡村”时,她看见的只能是杂乱无序、缺乏声色的乡村,就像在《妇女闲聊录》中经由木珍叙述的“王榨”生活,鸡零狗碎、夹七夹八(尽管有论者将之比作为巴赫金所宣扬的狂欢化叙述)。这样的乡村明显缺乏诗意,它只能驻留在素材层面,无法为林白的写作带来精神价值和审美趣味。然而,发掘盎然多姿的民间生命力,营构一个别有意味的美学地图,又是林白念念以求的乡村叙事目标。这就导致了无法调和写实与写意之间冲突的写作难题,最终的结果是林白的乡村写作遭到极大破坏。

　　成长叙事:虚假纪录与失效忆述

　　《致一九七五》从标题即可见出,小说的叙述指向的是一段已逝的历史。和许多历史叙事倾向于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叙述不同,小说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来切开那段历史时空,并且不时联络当下的现实进行比照,因此与其说小说在叙写历史,还不如说在忆述一段尘封的往事。这种基于作者个体经验的写作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小说主观自传色彩,与1990年代作者的其它小说如《一个人的战争》等的叙述体制很是相像。这样一来,尽管小说叙述了137位人物之多,但所触及的社会视野和历史宽度依然不大。作者主观化的视线和感受大大减缩了小说可能有的开阔的历史意识,使得“个人化写作”的根本特征仍旧在《致一九七五》中赓续。

　　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宁愿把这部小说归入成长小说的行列。只是小说很难算得上是成功的成长小说。不必举出诸如《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远大前程》、《约翰·克利斯朵夫》、《魔山》、《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经典成长小说来仔细解剖,也可以知晓一部成功的成长小说,可以在叙述上不采用线性的时间顺序,但必须在精神剖白上展现一段完整的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小说应充分张开心灵触角,记录自我与成长环境之间的纠缠和碰撞,从而达到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以及人性和自我的深刻省悟。同时,这种省悟往往伴随着百感交集、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又多以情感与理性、道德与历史、自我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悲剧性体验为核心内容。艾布拉姆斯对“成长小说”下过一个众所周知的经典定义:“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⑿这之中,“精神危机”一词尤为核心,它凸现了成长小说所必不可少的心理冲突及其中的悲剧内容。遗憾的是,在《致一九七五》中很难发现这些元素。

　　在小说琐碎、冗长、单调、毫无结构章法的叙述中,作者记录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以学校生活为轴心的个人历史事件,叙述主体对青春往事浪漫诗意的想象屏蔽了任何可能有的历史冲突。虽然疏离文革年代的宏大历史事件,专注于个体历史经验的叙写,极易被某些具有高度理论敏感的论者定性为解构型或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并以此阐发出具有消解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微精义,但即便如此也还是不能抹去小说平庸无奇的精神旨趣。

　　先看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惊奇叙事”。这类叙事作为小说中的“高峰体验”的荟萃,从中很能见出作者的情感质量。“惊奇叙事”叙述的是少女李飘扬初涉人世时少见多怪的“惊奇反应”,比如初次见到“鸡肉粥”的惊愕,乘坐大卡车的威风,对校文艺队员舞蹈美的赞叹,扑灭厨房起火的“惊心动魄”,听到新词“腐殖酸按”时“又响亮又神秘”的感觉等等。此外,诸如以下的赞叹在小说中也不时可见:

　　“什么叫国家水平呢,看看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吧,他们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所有的姿势是又帅又透着洋气,哪里像我们这些土番薯。”

　　“他不光从帽子里变公鸡,还能变出一头小猪。如果他生在当今的纽约,我相信他轻而易举就能成为世界顶级的魔术师。”

　　“芭蕾舞鞋,那么奇异,那么超凡脱俗,除了专业的县文艺队,哪里还会有呢!在我们凡俗庸常的生活之上,在南流镇的米粉和酸萝卜之上,在我们的头顶,闪耀着光芒的芭蕾舞鞋,它根本就不是人穿的,仙女的脚才能穿得进去呢!难以想象,它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小学里。”

　　对于叙述者或作者而言,这样的成长经验可能具有不容辩驳的心理真实,但是否具备很高的写作价值却不免使人疑虑。说到底,这些经由回忆再生的体验所能透示的,不过是乡下孩子在贫困年代没有经过大世面的可笑,这种可笑虽能唤起部分人对极左年代少年生存景况的怜悯和哀叹,同时也因为真实流露了作者对青春时光的留恋和感伤,而使得部分社会群体对之发生共鸣,但总的说来,这种类似于“小女生尖叫”式的生活感触毕竟渺小,纵使加入凭吊人事变幻的小感小叹(诸如“真是世事难料,变幻莫测”之类),也不能攒聚多少感情和思想容量。细读上述第二段引文,就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这两句话属于叙述者站在当下来追认早年的感受,也只有将其认定为少年时代的感受,这种“惊颤”才合情合理。问题出在第二句“如果他生在当今的纽约,我相信他轻而易举就能成为世界顶级的魔术师。”这一句明显表达的是当下叙述者(因为叙述者李飘扬与隐含作者距离太近,其思想感情几乎与作者重合为一)的想法,作为成人发出这种无谓的赞美,不免十分夸张、幼稚,甚至有些无聊。从《致一九七五》所运用的第一人称“回溯性叙事”来看,这种叙事类型“在叙述层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或隐或显的成年叙事者的声音”⒀(也因此具有某种复调意味)。因此,在第一人称回溯性叙事视角(包括儿童视角)的成长小说中,童年或少年视角生发稚嫩的认知经验要能传递出美学意义和精神力量,必须是这一视角的背后潜藏着一副饱阅人世之成人(隐含作者)的深邃眼光。如果这一隐在的成人叙述主体思想平庸、感情空泛,那么少年叙述者必然叙述出诸如《致一九七五》这样幼稚、浅陋和“装天真”式矫情的人生事件。总之,《致一九七五》作为生命原初体验集锦的少年叙事,由于缺乏有力的成人体验做后盾,未能激发出应有的文学价值。

　　作者所以对“惊奇叙事”津津乐道、流连忘返,说到底是因为作者对“青春记忆”抱以审美化、理想化的回视态度。如同知青小说一样,《致一九七五》中无知、狂热、冒险、反叛家庭和社会、自伤又伤人的早年经历在历经时间的淘洗后,在作者的想象中,闪射着一道迷人的光边。可以说,对记忆现场的修改、择取、删除、涂饰,潜在地构成了小说“再造记忆”的客观叙事特征。在《多义的记忆》中,德里达将个体记忆看作“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⒁这一说法指出了记忆在叙事上的功能意义,其中的“引”和“证”可以被视为对历史经验的重复、再生,以及重新认识和体验。因此,小说中记忆的还原实际受制甚至服从于当下叙述者的意图和感受,这既造成了对历史真实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屏蔽,也折射出写作主体的单向、肤浅的历史体认方式。

　　除开上述的“惊奇叙事”外,小说剩下的主要是对新旧人事嬗变的交代、绍介。令人吃惊的是,小说不厌其烦交待多位中小学同学几十年来的生活变更。作者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记录下来的这些材料,使人觉得这纯粹是李飘扬为与自己交往过的人所做的一份人生备忘录。这种备忘录,在经验意义上,或是故事层面中,或许是真实的,但在文学写作的纬度,却是一种虚假空洞的记述,完全缺乏以文学的名义公之于众的必要;它看似属于叙述者李飘扬独有的人生际遇,却因为滑行在浮表的人生感受上,在文学经验的意义上显得十分公共,不仅够不成独特的美学价值,反而充分暴露了作者由于感情贫乏和思想苍白,无法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和叙述情节的写作尴尬。

　　自我疗救:不竭的写作动力及其陷阱

　　如果对林白新世纪写作转向的根本动力进行探查,会发现其起源于一种“自我精神疗救”的内在目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林白审美化的乡村写作以及诗意化的成长叙事在新世纪得以诞生的根本缘由。

　　林白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脆弱、内向的人,怕和陌生人交往,对外界环境极不适应,内心常常为恐惧和绝望填塞,写作在林白而言,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阴郁和焦虑,藉此获得超脱现实的力量:“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亲和远在别处的母亲,又像替我阻档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们从我的笔下,返回我的心脏,成为黑暗内心中的光芒。现实被及时地忘记,人在幻觉中变得强大。”⒂于是,林白马不停蹄地写作,用文字建起一个又一个看似坚固的精神堡垒。从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林白的写作为的是解决精神困厄的难题,重建一个关于存在的空间场所。问题是,这种想象性的心理满足(林白谓之“纸上的生活”)并不能使林白变得强大、自足,反而筑起了一道与现实隔绝的厚壁,使自己离灵魂安宁和精神救赎越来越远。就文体而言,1990年代林白的大部分作品,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日记体。这种文学体式天然的封闭性和内倾特征固然有助于畅抒内心苦闷和生存焦虑,却又悖论式地放大、加深了这种情绪体验,同时也屏蔽了外界现实进入文学内部的通道。日记体式的个人化写作就这样不期然走向了林白叙述初衷的反面,使自我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分裂进一步加剧。而这,又促成了林白沉浸在更为勤勉的“自我疗救”式写作中。林白包括许多女作家年深日久的“写作之瘾”就这样染上了。

　　2000年的“走黄河”以及《枕黄记》的写作供给了林白从现实和文学两个层面走入底层民间的契机。在此之后,林白以《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两部作品开始大规模介入乡村叙事。这似乎表明林白已经启动了“非个人化的写作”,并成功摆脱前期那种写作生成的心理机制。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从叙事意图来看,《万物花开》着力于对乡土民间生机活力的萃取和赞许,其映现的是困居于城市灰色生活的林白的心理吁求,正如林白自己所言:“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⒃因此,乡村写作依然是出于文学治疗的潜意识动机。就《妇女闲聊录》而言,尽管批评家认为,小说经由在场个体(木珍)的“自白”,完全实现了乡村生活原生态不加虚饰的呈现,而林白本人也一再声称自己是以一种“低于大地”的姿态来写作,但无论从逻辑或事实上看,这种看法都不能成立。其实林白在不经意间已经道出了真相:“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施杳、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觉得,我不能取代她(小云)的表述,我模仿她也是不对的。我的叙述如果用她的语言也是不对的,我就没有了自性。一个人一定要找到自性。自性是美感的关键。”⒄在这里,林白指明了小说乡村叙述的实录性质,但更强调作家的“自性”,何谓“自性”?不就是写作者的主体因素吗?也就是说,作家林白之于乡土民间,并不是平行对等,还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文本深处依然回响着作者的声音。在杂语喧哗的乡村妇女闲聊中,林白为何偏偏听到这背后的“生动朴素,眉飞色舞”?很显然,这是林白生命期待的结果。其实《致一九七五》何尝不是一种心理慰藉品?从情感的发生与归属看,小说完全可以归入中年写作的范畴:已届中年的李飘扬在盘点个人生活史的过程中,追怀故人、忆述往事,怅叹时序更迭、人事变幻。对童年或少年经历的回眸,对幼年生存况味的反刍和咀嚼,是中年写作最常见的叙事行为。借助这种返顾和眷恋,作者为“无梦的中年”注入生存的诗意,慰藉了枯焦无味的中年生涯,重温了业已失落的精神家园。龚自珍的一首《己亥杂诗》:“少时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表达就是这种常见的中年心态。可以说,寻求心理的调适和慰藉,正是《致一九七五》的根本写作宗旨,在本质上,其类同于《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的精神旨趣。

　　如果说以《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说吧,房间》等为典型的城市写作,写作的心理动机是林白通过宣泄过剩的心理能量来获求内心的平衡,那么,《万物花开》等三部长篇的写作则属于引入新的精神资源(乡村生命形式、少年美好时光)来照亮内心的黑暗。自我的精神治疗,一直是林白写作的秘而不宣的动力之源。林白写作面临的难题,也因为这样的心理动机而一再延续。精神治疗使得林白的写作一直在幻象中维持,以感性的方式来体验文学,从而排斥了现实、历史等理性意识的有效介入。

　　结语:理性匮乏下的写作弊病

　　新世纪以来,林白通过数部长篇作品意图实现对“个人化写作”困境的突围,这种不愿自我重复、不断寻求突破的叙事努力,向乡土、底层、民间、他者敞开怀抱的写作尝试,固然值得钦佩。然而事实证明,林白此次突围离成功依然遥远。尽管采取了“闲聊体”这一融入乡村的极端叙述形式,但林白在表达真实民间与书写内心欲求的矛盾冲突中,还是无可奈何地倒向了后者。诉诸碎片化的文体形式、主观写意的叙述方法,仰仗感性、直觉和恣意妄为的语言滑翔,依然是林白新世纪写作的主要手段,也是林白写实无力之时赖以获得文学性的唯一理由。其实,感性的高度发达,一直是林白自矜之处。也正是这种自矜,使得林白在纵任感性四处流溢,并以此来求得美学意义生成时,确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法则,那就是:审美虽以感性为第一要义,但须得有理性做稳固支撑。一旦放逐理性,感性极易滑向轻浮失重、空洞无物的能指,美学意义将无从取得。这不仅是林白,也是以“感性”和“自我”的表达取胜的整个女性主义写作的叙述误区。

　　这种审美中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结合,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中有很精辟的阐述。尽管早期的柏拉图、席勒等人都很注重“灵感”、“迷狂”、“神启”等感性直觉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看法在19世纪末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得到了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应和和强化。20世纪以来,马克斯·韦伯也在其艺术、道德与科学三者分而自治的社会学理论中,充分地强调了感性艺术高度“自律”的重要性,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也认为,艺术只有走彻底感性化的革命道路,才能抵制各种霸权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与发展的具体实践,解放感性、张扬感性似乎也是一脉相承。但是,这些理论实践和艺术实践在推崇感性的背后,实际并没有彻底放逐理性,而是包藏着为对抗和消解工具理性过分发达而损害人主体性自由的理性批判意图。

　　在黑格尔和康德那里,曾比较客观地陈述了理性与感性必须结合才能产生审美的道理。晚近的一些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也已然意识到,由于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在把“自律”的形式特征推向极致,完全摒弃了艺术的道德和认知功能,切断了艺术与生活实践的联系,从而使感性艺术的审美功能和理性精神几近消失。哈贝马斯说道:“如果行动者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运用价值标准,从而不再运用文化方面通行的见解,他们的行动就是异常的。……异常的表达遵循的是僵硬的模式,它们的内容意义不能通过诗性语言和人物塑造的力量表达出来,而只具有私人的特质。”我想,哈氏这段话阐明了一种一味追求感性而排斥理性的文学写作的不良症候。在西方文学走过了百多年来漫长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之路,在作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林白在感性之路上忘我狂欢,游弋多年仍乐此不疲的当今,似乎应该从中汲取醒悟的要义。只有这样,才能在无论是书写城市、乡村还是历史等任意一种题材时取得成功,才能真正使女性主义写作建立新的写作伦理,从而走出叙述的困境。

　　注释:

　　(1)贺绍俊:《叙述中的民间世界观》,《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1期。

　　(2)韩袁红:《走出自己的房间》,《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3)施战军:《让他者的声音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近日文学的一种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4)洪治纲:《形式 成长 语言: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5)陈晓明:《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6)(7)(8)(9)(11)(17)林白,陈思和:《〈万物花开〉闲聊录》,《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10)《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12)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 朱金鹏、朱荔译, 北大出版社,1990,第218页。

　　(13)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14)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69页。

　　(15)(16)林白:《自述》,《小说评论》,2002年第5期。

　　(1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