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奎

　　土地改革不仅仅是改变乡村经济关系的运动,更是一场波及广泛的社会革命。革命对某些群体来说,尤其对中国妇女来说,意味着解放。土改运动推动了近代以来未完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代表中国妇女大多数的乡村妇女终于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本文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土改的文学叙事对于妇女解放的展现与叙述。

　　一

　　解放战争初期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生产资料的占有平均化,而是波及了政治观念、道德伦理、社会心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在革命风暴的携裹之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土改当中被阶级斗争话语所质疑所否定;血缘和地缘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的主要纽带,阶级划分模式把乡村变成了敌我分明的阵营;宗族与乡绅的权威地位被取消,国家力量深入到了乡村基层。土改运动的影响还通过对人的改造与改变体现出来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土改中所面临的命运道路差异甚大。土改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与以往有着本质区别的生产关系,这种建构是通过否定地主阶级、肯定农民阶级的方式来实现的,土改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对农民的肯定是通过展现其身上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来实现的,而对土改的肯定是通过揭示了解放农民的价值与意义来实现的。解放农民是土改的题中应有之意,“翻身”不仅是经济意义上,更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对于农村妇女来说,“翻身”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则更加重大。相应的,妇女翻身解放一直是土改文学叙事的主题之一。

　　妇女解放是中国近代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潮,妇女解放将中国社会的妇女从男权的控制之下逐渐地解放了出来,使她们不再仅仅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供男人消遣的玩偶、宗法礼教的牺牲品。她们在拥有了“人”的权力之后,也完成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苏醒——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近代以来最为响亮的口号。中国妇女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发现”的最大受益者,新文化运动中强调个性解放,人的价值和尊严被认可,“女人也是人”所体现的就是男女平等。然而,正如鲁迅在“解答”娜拉的出路时所表达的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社会多元条件的支撑。鲁迅先生清楚地意识到,妇女解放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在他的小说中,那些女性的悲剧性命运都在诠释女性在争取“人”的地位的难度。不论是反抗传统束缚如子君者,还是顺从传统约束如祥林嫂者,她们的最终悲剧命运是一样的,鲁迅先生从对新旧两代人的描写中深刻质疑着只喊口号的妇女解放。“五四”运动将妇女解放作为主题之一,虽然激进且影响深远,但是从其波及的范围来看,也仅仅局限于城市女性,甚至是城市女性知识分子这样的小圈子。即使我们承认五四时代的城市妇女解放很彻底,但显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社会,因为乡村女性占这个群体的绝对多数。所以说五四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仅仅是一个开头而已,距离预期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尚须革命实践的继续推动。相对于五四时代范围波及有限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共领导的解放妇女的实践则在最广大范围的农村有效地推进着。与此相应,出现了众多的反应叙述妇女解放的文学作品。在以翻身为主题的解放区文学,以及延续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当中,我们几乎找不到现代文学当中所展现的那种弱势地位与悲剧命运女性了。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取代了《祝福》、《一个女人的悲剧》,折聚英、孟祥英与祥林嫂、春宝娘比起来,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道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种叙事在土改文学当中尤为明显,妇女不仅摆脱了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的桎梏,而且从家庭走向社会,争取到了“人”地位。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这不仅意味着要用女性社会地位来衡量社会进步,而且也标明了女性解放是整个社会解放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有女性的“翻身”,所谓的社会进步将毫无价值。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显然对中共的妇女政策与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特别提到了妇女的解放,要将妇女从各种统治压迫下解放了出来。(3 )这也是中共未来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土改运动当中。刘少奇在1947年的《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报告中指出,“妇女工作要重视,妇女工作是党的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必须注意去做。经验证明,单靠女同志把妇女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应当由全党来做。土地改革中要进行妇女工作,根据妇女觉悟程度决定政策,采取办法,妇女婚姻自由的主张,我们共产党应该拥护,现在慢点讲可以,但不能不赞成。婚姻自由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之一。贫雇农一起来之后,不只是打倒地主的神权、财权、地权,还要打倒夫权,这是今天妇女解放的一个条件。”(4)这并不是发动妇女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共土改的基本政策之一。1950年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延续了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农民协会应切实注意吸收农民家庭中的妇女来参加,并吸收妇女中的积极分子来参加领导工作。为了保障妇女在土地改革中应得的利益和妇女在社会上应有的权利,并讨论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在农民协会中召集妇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必要的。”(5 )中共领导层一直从事妇女工作的邓颖超指出,“在各地进行彻底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发动农民群众时,必须同时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6) 中共自觉承担起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没有完成的妇女解放的工作,并将其贯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同时,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文化落后,农村的妇女解放就成了整个工作的重点与难点。虽然中共一直致力于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但是其地域仅限于解放区,而且收效甚微,“直到一九四五年,在山西山区,还可以看到裹成小脚的年轻姑娘。”(7)仅从这方面来看,农村的妇女解放并没有太大进展。从丁玲《“三八节”有感》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村的妇女解放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强调不仅“翻身”,而且“翻心”的土改来说,妇女解放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其重要主题。解放妇女,一方面是她们需要被解放,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革命的先进性,另外一方面解放了妇女对于土改以及革命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8 )

　　中共将男女平等、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当作反封建的任务来完成的,“不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参加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完全消灭封建残余”(9) 这与中共所树立的自由、民主的形象是一致的。所以在土改的宣传与发动中,一直将妇女解放与消灭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把打倒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必然出路,“因而只有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妇女才能求得解放。”(10)从中共对土改的宣传与总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将两者联系起来的阐释——“经过土地改革,农民解除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改善后,许多家庭已趋于和睦;同时经过斗争中妇女力量的显示,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也已开始在改变着。”(11)虽然中共对土改运动对乡村影响的阐释,并不仅限于妇女解放这一方面,但是与其他运动相比,土改对农村的妇女解放的推动效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近代社会运动与革命中,总是将妇女解放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一个突破口,不仅是因为被桎梏妇女群体巨大,而且她们身上最能够鲜明地体现出封建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也最能激发大众对封建制度恶劣之处的认识。所以,“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要是将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或性别的革命。”(12) 妇女的存在状况成了封建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反封建与妇女解放也就无所谓手段与目的的分别。当然,在土改中妇女解放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不仅代表着反封建的力度,也体现了中共的彻底革命性。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是不彻底不成功的,那么土改运动对妇女的解放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也证明,以封建剥削制度为革命对象,以消灭地主阶级为斗争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确实带来了农村妇女前所未有的解放,“一向围着炕头锅灶转的农村妇女,也加入了土地改革的大军之中。……许多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妇女,不但敢同地主斗争了,而且还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13)

　　在妇女解放随着土改推进的过程中,媒体在极力地为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变而进行宣传鼓动。《人民日报》1947年 3月7日第四版,集中刊载了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武艾巍的《翻身女英雄李雪花》、边陵的《访一个翻了身的妇女》、穆之的《牛书娥和韩庄纺织——记一个模范女村长》、李冰的《女英雄张恩》等。这些文章内容模式大体相同,都在表明妇女解放的可能性与解放了的妇女的力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身女英雄李雪花》,讲述了陵川平城镇妇女李雪花早年因为家穷被父母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嫁过去之后遭到无数打骂,后又被夫家卖了。土改工作组来了之后,在克服调“变天”的恐惧思想之后,在工作队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成了镇妇救会主席,并劝说自己的丈夫去参了军。(14)当时的新闻通讯报道基本都围绕农村妇女翻身前后的变化,来体现土改带来的巨大变化,所以从文章标题上看,基本都使用了“翻身”这样的字眼。其他的报道文章无论内容、形式,还是主旨方面都与《翻身女英雄李雪花》大同小异,如《何秀英翻身了》中的何秀英从小就受穷受苦,土改的时候,村里的第一个妇女会长跟地主揭不开脸,大家就选她当了妇会长,她就成了领导群众翻身的积极分子了。清查地主,她还是领着干;分东西先让大伙提意见,大家挑,大家都满心高兴,又选她当了翻身模范;为保卫土改成果,她动员了自己的丈夫参军。(15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叙事所建构农村女性形象,基本上承袭了当时新闻通讯的主题与形式——通过土改工作队的启发引导,遭受生存之苦与灵魂之难的乡村妇女觉醒,并毅然走在反封建反剥削斗争的前列,这是当时土改文学叙述妇女解放的典型模式,在很多土改小说当中都能找得到。然而最终指向依然没有脱离《白毛女》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鬼与人之间转换,负载了巨大的社会意义,“中国女性第一次甩脱了几千年的无从逃脱的被杀、被吃的处境,她们终于不再理所当然地承受任何人对她们经济和人身的虐待,她们告别了祥林嫂式的命运:冻馁街头,五花大绑地抬到自己不愿去的地狱,被父兄家族像牲畜一样卖出去,强奸式的婚礼以及无偿的奴役和侮辱。她们解放了。”(16)

　　二

　　在土改之前的解放区文学中,对妇女解放已经有了很典型的表达,“解放区的作家笔下的妇女,几乎清一色地在晴朗天空下欢欣、再生。农村女性成了解放区人民身心生活巨变的最充分的体现者。”171940年初,孔厥创作了一批反映妇女从被压迫到解放的小说。通讯型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讲述了与李雪花、何秀英命运道路几乎一样的折聚英的故事。在苦难中长大的折聚英,延续着父辈的苦难,被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被公公和丈夫打骂,革命来了,“革命就是解放”——这个原来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被革命唤醒了做人的意识,逃离了自己的旧家庭,嫁给了残疾的英雄军人。在妇女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甚至获得了毛主席题词的奖状,成为了优秀工农干部的典范。《受苦人》中的女子,是一个三岁时,就被决定要嫁给一个大自己十四岁男子为妻的苦命人,自己未来的决定权不属于自己,而是由着父亲和丈夫来决定,如果没有妇女解放,她的反抗只能是徒劳的,必将重复农村妇女的宿命式的道路。但是,革命与解放拯救了她们,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去面对爱情、婚姻与生活道路。温馨的小说《凤仙花》中凤儿,是一个被父权压迫折磨得甚至不敢讲话的女孩子,性格孤僻沉默,逆来顺受,然而在革命者“我”的引导下,毅然地向自己的继父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梁彦的小说《磨麦女》中的桂英,不仅要承担辛苦的劳作,而且还要遭受婆婆的打骂虐待,在章同志的引领下,逐渐觉悟,最后走出家庭,不再受别人的打骂,结束了被奴役的命运,并且成了乡村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与孔厥所讲述折聚英的命运道路相似的是赵树理对孟祥英的叙述。早年就没有了父母的孟祥英在夫家任由婆婆的打骂,而且这不仅是孟祥英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农村当中的普遍性行为,作家在文中对此有着明确的交代,“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在此种恶劣的意识中,孟祥英的挨打受骂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婆婆不仅自己打骂而且还唆使丈夫来打骂,最坏的一次她被丈夫用镰刀将头顶上砍出一个窟窿。孟祥英忍无可忍,想自杀了事,吃鸦片、上吊,最后都被救活。“革命”来了,孟祥英成了妇救会的干部,成为了抗灾生产中的模范英雄人物。中共的领导不仅将孟祥英从家庭的暴力当中解放出来,而且使她成为了乡村生产与革命运动领导者。这一转变体现了革命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它荡涤着一切旧思维意思与恶劣的、奴役人的意识与行为。小说在题目后标明是“现实故事”,体现了小说的非虚构性,其素材的真实性特征,也表明了妇女亟待解放的社会现实。以一个苦女子成长为英雄模范的生动个案,昭示了“革命”之于女性解放的重大意义。解放区的妇女解放“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是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利和政治——社会价值。”(18 )

　　土改文学直接承续了解放区文学与新闻通讯报道的斗争逻辑与模式,“翻身”成为叙事中心主题。如果说解放区的小说在叙述翻身女性的时候,还很大程度上是有实际原型的纪实报道的话,那么在土改小说的更多的虚构色彩,使人物形象承载的意义更加抽象与凝练。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最早出现的经典土改叙事文本当中,就有了对妇女翻身解放的表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妇女主任董桂花,显然是农村妇女的先行者。小说并没有展现她是如何获得“解放”的,她是以妇女主任的身份出场的,这种身份使她能带着超越性的目光来审视乡村妇女。董桂花向土改工作队员杨亮表达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她先告诉杨亮说妇女对村上的事都不热心,后来又说妇女对分果实真注意得紧,不说张家分多了,就说李家分少了,要是自己多分得一把扫炕的扫帚都是欢喜的。妇女在开会的时候不敢说话,害臊,怕说错,怕村干部批评;会后就啥也不怕,不说这家,就说那家,同人吵架,还又打架呢。”虽然小说没有用多少笔墨来叙述董桂花,但通过其话语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性与先进性,已经将她与未觉悟的普通妇女区分开来。同时,丁玲通过董桂花与其他妇女的叙述,表达出了对于农村妇女解放的可能性与艰巨性的认识,妇女的翻身与翻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革命确实带来了妇女解放的契机,但是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妇女解放。这是丁玲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当然这种文学表达因其不合乎政治与大众的要求,随即被主流的叙事话语所淹没。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在各方面更符合政治话语的要求,在妇女解放的叙述上也不例外。《暴风骤雨》中的白大嫂子、赵玉林妻子和刘桂兰等构成了翻身妇女的群像,预示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对于“囚禁”妇女的牢笼与枷锁的冲击,所体现出的是群体的觉悟与反抗,这与丁玲的叙述显然是存在差异的。这些人物形象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刘桂兰,她的成长经历与新闻报道中的何秀英、李雪花以及孔厥小说中的折聚英之间存在同构的对应性。地主家庭的童养媳出身的刘桂兰,在革命的启发引导下,毅然“背叛”家庭,争取独立,并且走在斗争的最前列。而且最耐人寻味的是,她在革命中也寻找着爱情,并且最终与郭全海有情人终成眷属。五四时代的女性解放往往以爱情、婚姻自主为内容,但是往往都如子君那样陷于解放的困境中,这种解放显然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土改文学中的妇女解放,虽然并不以自主的爱情婚姻为主要内容(19),但是这种最终修成正果的表述,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土改运动作为社会革命的彻底性。

　　相对于族权和神权对传统女性的压迫来说,父权和夫权则更为直接,而且这两者也是其他一切压迫因素形成的基础,“父权与夫权不仅是人类一切权力及统治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是一切权力与统治的起源。”(20)中国社会在进化中逐渐形成的父与夫对女性的控制权,使女性的被奴役地位,首先体现在被局限在家庭之内,“‘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社会之外,她周围那一道道由父、夫、子及亲属网络构成的人墙,将她于整个社会生活严格阻绝,使她在人身、名分及心灵上,都是家庭——父、夫、子世代同盟的万劫不复的囚徒。”(21)她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有的权利,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她们“始终是一个受强制、被统治的性别。”(22)在土改文学叙事中,乡村妇女在革命话语的引导教育下不甘受父权、夫权的奴役,而走出家庭的叙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叙事模式,几乎所有涉及女性翻身的土改小说,都有着类似的表达。冲破家庭束缚,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其实这已经构成了对传统社会伦理对女性位置规定性的颠覆。

　　被土改运动唤醒的女性,到最后并一定能够都成为像折聚英一样的乡村妇女领袖,但是冲破家庭的束缚则是带有必然性的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土改文学叙事经历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新时期两个书写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上的,主要体现在对土改本身,以及一些人物形象叙述理念与模式上的差异。我们看到在两个时期的土改文学叙事中,无论是对地主、积极分子、土改领导者,还是对参与土改的知识分子等形象的塑造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新时期土改文学对四五十年代的同类叙事,构成了彻底的颠覆。然而在这两个时期的土改叙事中,对于妇女翻身解放的叙述则存在着一致性。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土改叙事可以颠覆掉四、五十年代的任何形象叙事、甚至可以通过叙事质疑土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在土改之于女性翻身解放的意义上,文学叙事给出的都是肯定性的评价,甚至连叙述模式都存在着相似性。茹志娟的小说《三走严庄》中的收黎子,是一个典型的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乡村妇女形象。这篇小说承续了茹志娟创作的一贯风格,所描写的是1947年的土改改革运动,但是小说并没有写波澜壮阔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具体事件,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前后,严庄人的变化来展现这场运动对人的影响。按照传统生活方式——做针线活、围着锅台转——存在的妇女收黎子,土改运动当中,在外来者“我”的教育与启发下,渐渐觉醒并迸发出了很大的生命能量,最后不顾丈夫的反对,走上解放自己的道路。这样一个觉醒的农村妇女,在与地主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革命的力量,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陈残云的小说《山村的早晨》中的平三嫂、王西彦的小说《春回地暖》中端大嫂子,都是收黎子一样的人物形象,她们在土改运动到来之后,都是从家庭走了出来,作为乡村的领袖性人物参与到运动中去。

　　三

　　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土改文学的一个重要意象,这是叙述妇女从觉醒到解放的第一步,她们挣脱了传统伦理与意识的束缚,争取到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当然,对于她们来说,虽然有走出家庭的梦想,但是将梦想转换成行为,尚需要适合的时机与必要的引导。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中共对妇女解放的重视与切实的领导,最终成就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所以在土改小说中,都毫无例外地叙述了中共对妇女翻身的引导意义。我们知道,中共对土改的发动有着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动取向,即争取到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支持,当然包括妇女,而且“调动包括妇女在内的最大人力资源,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的需要,只有开拓荒地并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才能激活这种生产方式的活力。在这种意义上,解放区鼓励妇女参加生产的同工同酬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制度,无一不是顺应这种深层需要的相应政治策略。”(23)所以说妇女解放,已经暗含了战争背景下的功利目的,这影响到了对妇女解放目标的定位——是否能像男人那样去劳动也成为衡量妇女解放的标准。土改小说在肯定翻身妇女的时候,往往用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作为主要内容。孙犁的小说《王香菊》,通过一个觉醒的姑娘王香菊的形象,来反应土改对女性的解放。虽然在诉苦、斗争地主过程中表现积极,“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红脸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但这并不算完全的翻身解放,只有从内心中激发出对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小说的主要笔墨用来叙述王香菊对劳动的不遗余力,“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在分配斗争胜利果实的时候,别的姑娘都去挑那些布匹,而香菊则挑选了农具。

　　在解放妇女的话语中,只有走出家庭,没有回归家庭,也就是说没有把女性作为女性来对待,而是只有她们争取到了与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即男性作为生产劳动力的身份,才算是解放。所以在评价觉醒妇女的时候,往往用其是否接近男人作为标准。土改文学对此的表达展现了时代的特定思维。与展现收黎子成长过程不同的是,陈学昭的小说《土地》,直接叙述了觉醒之后的妇女形象——副村长何雪珍,她是村里的妇女代表,她“是一个爽直人,没有那种封建女人味道,为人正派,大大方方。她是一个女人,却很少一般的那种女人气味。要不是她是一个妇女代表,人们的确会忘掉了她是一个女人。”小说还叙述了何雪珍积极参加劳动,总是被评为劳动模范。劳动在这里当然不是洗衣做饭绣花,而是与男人一样去从事生产活动。只有没有女人味的女人,才是真正翻身解放了的女人,只有像男人或者和男人一样的女人才是女人,这显然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衡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妇女解放最终就是要消灭男女差别、消灭“女性”,也只有这样,从事生产、支援战争的力量才会最大化,所以翻身妇女身上的任何女性化行为都不被允许。许行的小说《故地摭拾》回忆了“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参与土改所经历的事情。当年参加土改的白翠兰,积极能干,发动妇女斗地主、上夜校、参加民兵等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仅仅因为她爱好穿白鞋,并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却招来了很多的闲言碎语。她没有在乎这些,虽然不穿那双从地主那里分来的白鞋,但还是穿自己做的白布鞋。这让那位资格老、原则性强的老红军出身的县委组织部张部长的不满,他感到“有点不顺眼”,于是就被他打发回家了,理由是“土改这可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怎能用这号人当队员?!”对于白翠兰来说,穿白布鞋并没有其他意义,只是最个人化的乡村女性审美的一种取向,但是正是这种突显出来的女性化使张部长感到“有点不顺眼”。虽然白翠兰对于解放很积极,但是由于她坚持穿白布鞋,最终还是被清除出了土改工作队,不能丢弃所有女性意识的女人,势必无法被解放话语所认可。

　　女人男性化性格、思维、能力的获得,是土改小说中最为常见的叙事,这种叙述,不仅通过对女人男性化的肯定与对女人女性化的否定来实现的,而且还以男人与女人的性别与行为的颠倒错位来完成。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中,除了花木兰那样的替父从军勇敢无畏的女性形象之外,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在扮演着落后、拖丈夫后腿的角色——女人安于家庭生活,进而阻挡丈夫走出家庭,这已经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虽然叙事主题可能相异,但都表达出了女性的怯懦与恐惧。然而,这种叙事在土改小说中虽然与以往模式一致,但是男人与女人的行为却发生了对调,落后的、拖后腿的行为发生在了男人身上。《山村的早晨》中平三嫂的丈夫刘平对她积极从事土改工作,所持的是反对阻挠的态度,因为平三嫂走出家庭而成为土改领导群体的一员,所以刘平常与她吵架,甚至以离婚来威胁她,使她放不开手脚来工作。刘平的反对态度,来自于他的胆小怕事,而非他对土改运动本身的抵触。刘平是这样一种人,“勤劳又善于耕作,不赌钱,又不惹事生非,在村里是使人敬仰的头等‘好仔”。传统农民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但是小说并不是为了要展现刘平的典型农民性格,而是为了要用刘平的保守与平三嫂的积极进行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平与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对应起来,而平三嫂则对应着男性形象。在这里,传统叙事中的男性对女性的教导身份与其说被颠覆,不如说在妇女解放的话语下,这种叙事被延续了,因为小说正是从平三嫂男性特征的获得,来书写其被解放的价值与意义的。土改小说对男女性别与行为有别于传统叙事的颠倒,在建国后的小说中成为表达女性进步的常见模式,比如《李双双小传》等作品。

　　土改运动带来的妇女解放,土改小说在叙述这种解放的时候,不仅体现在生存层面上摆脱了被奴役被束缚的地位,成为具有自主行为的社会人,而且更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来展现她们的翻身。土改小说用 “命名”与“入党”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来表达女性解放的彻底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因其地位低下没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在文化落后的农村,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大堰河,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称呼罢了。解放区表达妇女解放主题的文学,一直有着关于妇女名字有无转变的叙述,比如《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原初并没有名字,只被称呼为“牛门孟氏”。但是妇女解放却终结了这一历史,她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是孟祥英而再是牛门孟氏,体现了妇女摆脱附属地位的人格独立。同样的,折聚英的名字也是被革命所赋予的。土改文学承续了解放区这一叙述传统,在土改小说中,土改领导者所代表的中共对乡村女性的命名是比较常见叙述。《三走严庄》中收黎子从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到最后被党组织给予了名字,从“来全嫂”、“来全家的”、“小全娘”到“严正英”,她的名字不再是他人附属性的称呼;宋歌、舒虹的小说《月晕》中的刘大丑丫头没有自己的名字,被工作队队长命名为刘凤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妇女解放首先要正其名,在这个层次上赋予其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名正”才能“言顺”,参与社会事务才能合理合法。较之对妇女命名行为更为常见的是对乡村妇女加入中共的叙述,收黎子、刘大丑丫头、何雪珍、陈银兰(《陈银兰的遭遇》)、平三嫂,这些人农村当中妇女解放的先进代表毫无例外地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的话语中,入党,可以看做是妇女解放的最高阶段,是中共对解放了的妇女的最大认可。在土改小说中,入党一般会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作为土改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也是作为妇女解放的高潮来叙述,而且在这些妇女身上会赋予带有更高目标的革命任务,在走出家庭之后再次走出生存局限的乡村,彻底成为社会人。在命名与入党这两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是土改对于乡村女性的解放来说,不仅意味着是翻身,而且更意味着翻心。

　　注释:

　　(1)鲁迅:《娜拉出走怎样》 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

　　(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571页。

　　(3)《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2页。

　　(4)《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3页。

　　(5)《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6)(9)邓颖超:《彻底平分土地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人民日报》 1948年1月30日,第1版。

　　(7)[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5页。

　　(8)中华人命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主席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页。

　　(10)(11)田林:《翻身运动中的妇女》,《人民日报》 1947年3月8日,第2版。

　　(12)周恩来:《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论妇女解放》,中国妇女出版社,1978年,第69页。

　　(13)罗汉平:《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14)武艾巍:《翻身女英雄李雪花》,《人民日报》,1947年3月7日,第4版。

　　(15) 《何秀英翻身了》,《人民日报》,1947年7月10日,第4版。

　　(16)(17) (18)(20)(21)(22)(2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第202页。

　　(19)与当时新闻通讯报道和孔厥、赵树理等四十年代初期小说都存在不同的是,土改小说中对于爱情婚姻的描写基本上是缺失的,《暴风骤雨》中刘桂兰与郭全海爱情的描写在土改文学中是比较罕见的。一方面小说的主题是土地改革,而非仅仅是女性解放,所以不必一定涉及女性的爱情婚姻;一方面,细腻的爱情婚姻描写与土改革命风暴存在不协调性,也是从土改文学开始,爱情叙述越来越遭受革命话语的压抑与遮蔽。

　　(24)折聚英首先被革命赋予的名字是折兰英,后又改成折聚英。这体现了一种去“女人化”的改变,不仅要求性格、行为上要与男人一致,就连名字也不能表现出女性属性。所以孟祥英、折聚英这类中性名字,单从字面上来看,我们是辨别不出男女的。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