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璇

　　从能感知到他后背和手心的温度起，我便莫名地排斥“外公”的称呼，总觉得从我口中说出的“外”字会抹杀了亲昵，这种偏见一直藏匿到我懂事，但“爷爷”的称呼是坚定不会改口的。

　　皮鞋，孤零零的一只；文房四宝，狼毫的笔头张牙舞爪，盒子上有大团不分轻重的墨迹；放大镜，手柄不知是银是锡，堆着灰的镜面曾借阳光点燃過他抽屉里的烟盒；还有一本日记，珍藏着一个老头儿的青春和关于太妃糖的配方……这些是6年前，我准备悄悄“霸占”的属于爷爷的遗产。

　　按照惯例，爷爷生前的东西是要烧掉的，这项原本被我视作“无情无义”的举动，却在他离开的48小时内成了我恢复感知后的第一缕暖色。“这个茶杯爸爸最喜欢”、“这床被子你爸爸盖着最习惯”、“别忘了他藏的报纸和烟盒”……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家里的女人们在每一个角落寻觅着他藏着的“宝贝”，像要把家搬到“那边”，尽量让他熟悉、妥帖，即便深知这是徒劳。男人们则低着头、抽着烟，商量着怎么让他有个体面的告别，即便他们知道，他一向低调，不在乎这些。

　　“哥哥年轻时也疯狂过。”二爷爷坐在老头儿每天早上看报纸的椅子上，回忆着大哥年轻时的血气方刚。爷爷不高、偏瘦，少年时进了昆明市糖果厂，用白糖“画”过领袖的大幅画像，闹过革命，也在那个泛着红色的年代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见识过看守所的大耗子。“他是厂里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帅的一个。”奶奶想起头晚梦到爷爷年轻时的样子，悲伤的皱纹里竟有一丝少女的影子，正是40多年前，在糖果厂门前小巷子里瞥见了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当年辫子及腰的奶奶才会把省下来的二两饭票不由分说地塞在他手里。这一段，在爷爷的日记里却变成不解风情的钢笔字———“那个小姑娘，她究竟有什么想法？”

　　勇敢的少女成了他吵了一辈子，也好了一辈子的人。22岁，他为人父，先后有了妈妈和舅舅；46岁，他成了外公，算不得宽阔的脊背成了我酣睡的暖床。

　　父母年轻时，老一辈对于带孙子有种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因此，我关于世界的好奇多是从爷爷那儿得到的答案，尽管他的答案不乏充满爱意的“糊弄”———“爷爷，眼镜的英语怎么讲？”他假装翻翻字典，然后语速奇快地说：“隔着玻璃看”，声调像极了楼下卖羊肉串的新疆老板，可多说几次便被识破，他却假装严肃，“你说眼镜是不是隔着玻璃看嘛？”这样的对话在我上小学前几乎每天上演，与他放在酒柜上的鸡毛掸以及一同落灰的小提琴，构成了我的童年。

　　但童年像深缸里沉底的蜜，总会被往后如水的日子兑得无味。随着我上学路途的半径不断拉大，爷爷能为我做的从每天的午饭慢慢变成了周末全家的晚餐。而在越来越短暂的相聚间，我不再对爷爷有那么多问题与好奇，彼此的对白也少了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我看电视，他看报纸，沉默渐渐冻住了滑到嘴边的关心。

　　那些年，我以为时间是仁慈的，从没想过它对爷爷的刻薄。直到他载我上学的自行车早已没了踪影，前行的每一步却多了一根拐杖，我才惊觉他在暗暗地用尊严与无力的右腿较劲。

　　那双年轻时奔跑自如的腿，却在晚年成为他与楼梯较劲的原因，当“脚踏实地”的感受于他成为奢侈，爷爷的倔强和自尊反而强调了他骨子里对自己的苛刻，直到那个明晃晃的下午，他的脚从台阶上滑落，一生的故事戛然而止。

　　窗台上的花开了又败，他却成了屋子里蒙尘的黑白照片。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埋怨过自己，至少我曾经埋怨过这个固执的老头儿，如果不是他执拗地以为自己不曾老去，我不会在这6年不分场合地一想起他就挂不住眼泪，对着在地铁上偷拍到的、眼神像他的老人，眼泪滴在手机屏幕上；看电视剧《神雕侠侣》里“老顽童”出场，想起我曾在那个旧小区楼下抬着头这么喊他，眼泪落在遥控器上；家里寄来土特产，填充在角落的是他攒了20年的报纸，眼泪打在与他无关的铅字上。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5.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