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军

　　我的父亲，出生在江苏扬州郊区的农村。他六岁丧父，十一岁母亲身亡，十三岁时，孤身一人流浪到了上海滩。他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吃了非常多的苦，多到他都觉得不真实了。可是，老实巴交的孩子才会有人愿意伸手相助。他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扫了盲，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接着，文革到来的时候，他正好是适婚的年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做了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娶了一个资本家的千金。

　　原因说出来很简单。母亲，是为了保护家庭，而父亲，是为了获得家庭。就这样，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那股洪流里，被打碎了又糅合在了一起，重组成了另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自己。这两个重组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在我的眼里，他们和别人家的父母没差。可是，他们知道差距在哪里。

　　父亲是个普通的炼钢工人，我曾经跟他去单位看过钢水出炉。几十米高的炉门，几百度的高温，炉门大开，火红的钢水如燃烧的瀑布，飞流直下。父亲就穿着防护服，站在那里，在钢花的映衬下，显得相当的伟岸。可是，他并不伟岸，从小流浪的生活让他积攒了一身的病。父亲先是得了肾炎，然后又是肝炎，很多时候，他都是拿着六折的工资，病休在家。

　　母亲是个小学的代课老师，虽然年年都能评上先进，可是永远也得不到转正。家里有两个男孩子，生活基本都算不上小康，但是至少温饱不愁。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是个很安静的人，我记忆中最多的画面是他在修自行车，摘菜，把工厂的劳防手套拆成纱线，让母亲给我们打成秋衣秋裤。

　　这些画面都是无声的，就像一部默片。他和母亲很少有对话交流。母亲是个风一样的女子，打着毛衣，听着收音机，膝盖上还摊着一本书，眼睛时不常的瞄我一下，监督着我做功课。我们都睡下以后，她就开始批改作业。

　　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八十年代，街道里刚刚成立了民办工厂，母亲就辞去了教职，进了工厂。然后，她开始跑供销，早出晚归，非常辛苦。那段日子，母亲为了应酬，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抽烟。我应该是更多的遗传到了母亲的基因。

　　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课余时间，就开始跟着各种草台班子四处走穴，挣点零花钱来贴补家用。母亲获得了一个晋升机会，去宁波新开的厂子当厂长，然后，她一周只能回来一次了。脱离了母亲的控制，我往外走得就更勤了。

　　那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又有个演出的草台班子需要一个装卸舞台的小工，然后还可以在开场的时候，上台去跳个霹雳舞。我兴奋得不行了，立即就答应了。

　　放学后我跟父亲说：“我明天早晨要去外地了。”

　　父亲问：“你跟学校请假了吗？”

　　我说：“没有，你帮我请吧。”

　　父亲说：“你母亲明天中午就回来了，你等她到了再说吧。”

　　我说：“等不了啦！明天中午的火车去外地，我一大早就得去上海啊。爸，明早你用自行车驮我去长途车站吧。”

　　当时，我们住的闵行，是个被农田包围的工业小城市，去上海还要坐长途汽车。那天，父亲骑着他那28寸的凤凰自行车，我背着包坐他身后，搂着他的腰。夏天早晨6点多，路边已经开始摆摊卖早点，马路上也有许多人开始晨练。离开车站大约还有一公里的距离，轮胎爆了。我跳下后座撒腿就往车站跑，一边跑一边还在埋怨。父亲推着车在后面紧紧地追着我。我们就这样前后脚的冲到了长途汽车站。

　　那时候，是二十分钟一班车，正好有车进站了，我迅速地跳了上去，车门就在我的身后，分毫不差的关上了。我看到站台上，父亲在对我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都听不见，车子就开走了。然后，我低下头去拿钱买票，这一低头……竟然就是一辈子啊。

　　父亲在第二天下午，因为脑溢血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安详，面如金纸，没有留下一句话。而我，跟着大篷车队开始流浪，直到第四天，家里人才辗转的在徐州下面的一个煤矿找到了我。

　　回到上海那天，正好是父亲的头七，赶上那场措手不及的追悼会。那之后的整整一年，我都合不上眼睛，每次閉上眼，车站上的画面就跟3D电影一般的重现在眼前：一个大男孩冲上车，低头找钱，连手都没有来得及挥一下；而车站上，一个中年人，推着车，摆着手，极力地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听不见，穷尽一生的时光，都是听不见……

　　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别吗？其实没有。

　　不管是什么样的告别，都伴随着疼痛。

　　告别伤病，我们要经历很多疼痛；

　　告别烂桃花，我们要遭遇很多疼痛；

　　告别离去的亲人，更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可是，我们能躲过这些吗？不能！

　　所以，我们只能对自己说：曾经，这些很爱我们的人，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里，有我们更多的亲人，他们现在，在那儿团聚了；有一天，我们也要去到那个城市，想到在那个城市里，有那么那么多我们熟悉和爱着我们的亲人；也许，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摘自《现代青年·细节版》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