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玉敏

　　“九一八”事变，东北像一只被饿狼撕开了血口子的羔羊，任人宰割。鸡西矿区是遭受宰割的重灾区。日寇为掠夺煤炭资源，迫使被骗抓来的成千上万名劳工，在五块石头夹块肉的简陋生产条件下，“以人换煤”地劳作。公爹孙少南就是其中的一个。光复后，几经磨难的他走上了领导岗位。生前曾任鸡西市总工会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建国初期，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96年病逝。

　　一

　　父亲生于1916年，老家在河北省武清县第八区汊沽港镇农村。他本姓曹，兄妹十个，排行老八。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贫困，把他过继给了姨家——孙家。孙家条件略好，他幸运地读了五年私塾，后家里破落辍学，帮父亲种地。1937年，他先到天津一家鞋店学徒，后又到被日本人掌控的天津“海河港口”当搬运工。

　　1941年5月的一天，他看到了一张东安省东安市（现在的密山）关东军“清水组”修北大营马路的招工广告。上面写着招工的待遇；“每日吃大米白面，挣的银洋（工资）每天3——4元钱。凡应招者当时就给十元钱做路上餐食费，其他一切费用由招工单位负责。一年后送回原籍”。

　　父亲同一起被骗招的200多名劳工，由天津上船到大连。上了“贼船”的他们，每人被迫填了卡片，按了手印，并把长发全部剪掉。到大连下船时逐个检查和卡片对照，问姓名，年龄，问是哪国人。不让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说是中国人便挨打，越说越挨打。这些持枪的日本人，凶神恶煞般地监视着。此时这里仿佛被罩上了一张黑色的大网，不见天日，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连空气都散发着军国主义的味道。

　　在大连他们被带上了闷罐车，如囚笼般的车，空气污浊气味难闻，行驶到哪儿无人知晓。迷茫中只能听天由命了。父亲那颗悬着的心伴随着咔嚓咔嚓的车轮声紧紧地揪着……车终于停下了，他们来到了东安省东安市（密山）。

　　5月的关外，老天喜怒无常很任性。早上还春风拂面暖意浓；下午则寒气阵阵袭人冷。而更任性的是一场大雪倾天而降，达2尺厚。席棚子用小树杆搭的床，一条线毯盖身上，冻得他们缩成一团，只好铺些干草防寒。

　　催命的日寇，不管工人冷暖死活，第二天便开工了。早3点出工，晚9点收工。劳动时间不仅长，而且吃的也不是大米白面，吃的是高粱米饭和咸菜。苦干三个月，工资没开，每月只暂借二、三元，说年末一起算。由于来时穿单衣，到这遇大雪，活儿累吃不好，死了很多人。后连死带跑只剩30多人。工人们气愤地说：“要吃小日本‘清水组的饭，就得拿命换。”父亲没跑，幻想年底能拿回工资，再回天津。可幻想最终破灭了。

　　一天，日本监工把父亲和姓罗的工友找去，质问工人都跑哪去了？他俩说不知道，便将他俩绑了起来，一顿威胁恐吓。父亲彻底失望了，想到只有逃走才是唯一的生路，便同天津一起来的四人将唯一的家当——线毯缠在身上，铁锹磨快做武器，趁监工不注意，分别逃了出来。他们事先已合计好，如日本人和把头追来，便以死相拼，不然抓回去也是死。

　　他们心惊胆战地不敢走大路，像野人似的窜青纱帐，走那山里布满荆棘的小毛道。晚上睡在路边村子的草垛里，到百姓家讨点吃的。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城子河长青乡。可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也遭到日本人壁垒森严的封锁。好在有好心村民的指点，他们没有往城子河矿方向走，才避开了被抓“浮浪”进“特殊工人训练所”的危险，四人在老乡帮助下，分别巧扮成拉牛车的车老板，机智地越过了鸡西大桥日本人盘查居民证（赶车的不查）的关卡，侥幸地逃到了鸡宁县（鸡西）。

　　二

　　天下乌鸦一般黑。父亲到了鸡宁县，在一家外包工的柳毛沙场当装沙工。这个沙场是为日本人修铁路服务的。每月除把头盘剥外，只能维持生活。到了冬天停工，还得四处干零活赚钱糊口。一天，大雪夹着大烟泡，没膝的大雪正是抓野鸡的好时机。为改善生活，父亲和工友去撵野鸡。一阵追撵来到了铁路上。恰巧碰上了日本护路队，他们二话没说就把俩人抓了起来。“为什么要抓人”？父亲不解地问，“你俩破坏铁路的干活，大大的不好！”。“我俩只撵野鸡，没破坏铁路”。父亲义正言辞地回答。日本人不信，还是以破坏铁路之嫌，将他俩送到了鸡宁县护路队。到那里审查多日，后经沙场把头说情才放了他俩。父亲气愤地对工友说：“小日本太霸道，家门口不能随便行走，这天理何在？！”

　　离开沙场，他先后曾在恒山黄泥河子鸡西炭矿、鸡宁报国队五井二斜等井下采煤、掘井、登勾。12小时出苦力，基本是笨体力劳动——手刨镐，手打眼，放火炮……井下是自然通风，不仅温度高，而且危险系数也很高。受利益驱使，他们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井下事故经常发生。恒山山南在一次“大出炭”中，采煤工作面冒顶，4名工人遇难，被日本人扔进废巷里。灭绝人性的日本监工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

　　好在父亲在“地狱”中能幸存。劳工们不仅经济上受剥削，而且政治上受欺压。被称为“老虎系”的“劳务系”及“矿卫队”，暗置了大量的外勤特务，同伪、警、特、宪如豺狼般凶狠，工人稍有反抗或怠工，就会被冠上“反日、通共、通苏”政治犯的罪名，抓进警卫队严刑拷打。

　　一次，父亲去理发，看人多，里面还站着警察队特务王小个子，就出来了。刚走不远，就听见有人喊：“站住！”父亲回头一看是王小个子。他气汹汹地问：“你是哪的？”“我是鸡宁报国队的，”父亲一头雾水地回答。“你的证明呢？”，父亲把劳动票给他看了。他用刀子般的眼神紧盯着又问：“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走？一定不是好人”。“理发的人多，我就出来了。”父亲说。“瞎说，走！跟我走！”说着就把他带到了南洋酒社（即特务警察集中地）。又继续审问：“你认识我不？”“不认识”，父亲说。他把特务证拿出来一晃说：“以后你给我记住了，我叫王奎山，看见我不能走！”见审问无收获，便让父亲找人担保才放人。工友们都替父亲捏把汗，庆幸他没被送进“矫正院”。如进送去就大难临头了。endprint

　　三

　　父亲他们这些劳工，除受日本人及把头剥削压榨外，还要面对疾病的侵袭。由于居住房子人满为患，卫生条件很差。带家属的劳工和独身劳工一样住在大房子里。大房子是用高粱杆盖的，能住二十多家。通长大炕一面要住十来家，两家之间用破席子一隔。单身劳工住的大房子是上下两层铺。铺稻草，枕砖头，一条线毯当被；衣服补丁摞补丁，破烂不堪。大房子里的臭虫、虱子泛滥成灾。虱子抓不过来，就用炉火烤，烤得虱子嘎巴嘎巴响，就像放鞭炮一样。

　　臭虫、虱子咬是小事，他们最怕的是得病，而且是怕得传染病。1944年夏天，一场伤寒传染病（俗称窝子病），像集结而来的洪水猛兽，向劳工袭来。瘟神突降，大难来临。可日本人为榨取工人血汗，多出煤炭，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病轻者，能上工的，可住大房子里，若是倒下就得被送进四周用铁刺线围起来的病号房子。到那里不行就送进炼人炉。让人痛恨欲绝的是，有的工人还带着气儿就被推进“炼人炉”，炼不过来就被丢进“万人坑”。父亲亲眼看到过那凄惨的场面——“一名工友没死就往匣子里抬，那名工友央求着说：‘我还活着，别扔我！别扔我！可日本人却说：‘你早晚得死，早死早利索。”

　　这魔窟般的两座“炼人炉”，建在恒山山南老君庙和黄泥河边。据《恒山矿誌》记载：“‘炼人炉从点着起，一直到1945年光复前，一天也没有熄灭过。”那带着无数矿工冤魂的屡屡黑烟，像一条条黑色的毒蛇，随时都能吞噬矿工们的生命。矿工们看到它，即刻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父亲也曾同这魔窟之门擦肩而过，也有过扣人心悬的死里逃生的经历——

　　在这场病魔劫难中，父亲也在诚惶诚恐中染上了这种病。他浑身无力，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寒冷，浑身没有力气，根本干不动活儿。但不敢歇工。因日本人每天都要到大房子里查房。只要倒下就会被送病号房去。在生死攸关之际，是工友李玉祥和食堂的李师傅这两个生死之交的难友，冒着极大的风险，每天在日本人查房前，轮流将他偷偷地背到另所房子，避开检查后再偷偷地背回来……才万幸地帮他捡回了一条命。这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父亲，没当提起这件事，都会老泪横流。除深深地感谢两位救命恩人外，让他不能忘却的是那深深的民族很及备受凌辱的苦难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父亲和他的工友们终于砸断了枷锁，翻身得解放，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走在自己的国土上。

　　在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革命，深入工人中，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工人同汉奸把头搞清算，恢复矿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支援解放战争……并于1946年9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领导岗位。1949年初冬，他无限感慨地回到了阔别9年的老家——天津武清县，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夫妻相聚，百感交集。九年分离，杳无音信，都以为今生不能再见面，可命运又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父亲将妻女接到了东北鸡西，从此一家人团圆，过上了幸福生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