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鑫

　　我的童年是在六盘山区的农村度过的，村庄在两座山的中间夹着，显小，不过每一家的院落挺大，我曾想象着在院子里种满向日葵，这样我就可以穿过它们去正房、偏房和厨房。那时候，院子是种不了植物的，院子里分别被鸡窝、猪圈、牛圈所占据。作为孩子，没有早出晚归男耕女织的任务，我整天无所事事，在村庄里寻找各种声音、各种气息、各种动静。我喜欢去人少的沟底，和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在一起；也喜欢去人多的土台子上，看人和人聊天下棋扯磨（说瞎话）。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还会想起童年时的场景，怀念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日子。回不去，一切就只能靠回忆，但是回忆这东西有时候靠不住，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回村庄里亲自找它们。但是，伴随我的那些人，年纪小的都长大了，年纪大的都长老了，年纪老的已经不在这世上了。留着我的气息和痕迹的土房子已经变成了砖瓦房，我再也无法在墙面上写下我的理想，村庄里的路都变成了水泥路，走过的脚印再也找不回来。

　　我坐在书桌前，就像坐在村庄的正中央，看别人说话，只不过那些话是用横撇竖捺说出来的，这时候我就在《六盘山》杂志遇到了一个叫老五的人。对于我来说，他就像一个陌生的孩子，突然冒出来，朝着热闹的人群扔一块土疙瘩，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土疙瘩落在地上弹起土，透过尘土你能看见人群中有一瞬间的骚动，然后是长久的打探和质问。

　　老五是谁？成了一个问题。后来打听到编辑部才知道，老五本名叫李陽，在家里排行老五得此笔名，他的职业是中卫大河机床厂的热能工程人员。对于他的写作经历，编辑轻描淡写地说：他没有写作基础，也没有学过美术，自己瞎胡弄，就写出几万字的散文，画出一幅幅插图。编辑在他的QQ空间里看到觉得很吃惊，就在《六盘山》弄了个“乡村物语”专栏，每期刊发一部分。

　　2016年，老牌文学杂志《六盘山》改版，开本变小，厚度增加，还给作家们开起了专栏，于是每一期就能看到《逝去》了。看完5期的全部作品，直接的感受是，老五的散文带着土味，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或许是因为没有受过专业写作的训练，老五的字里行间没有正儿八经的呆板，也没有拘束和严丝合缝的构思，只有经历、感受，表达方式是无拘无束的，也没有任何章法。老五的散文，也自然找不到沉重的农耕文化和精神负载，有时候看上去臃赘雕琢的叙事和抒情，都像是自言自语，话少了显得简约，话多了自然臃肿，不过就是行文的随意，让文章带上了朴素、亲切、自然的气息。我看着这些陌生的文字，就感觉看着一个叫老五的人，在他自己熟悉的生活里一笔一划描摹着，童年、家乡、亲人和朋友、日常生活的情景，以及许许多多被人忽略的生活细节，扑面而来。

　　有必要把老五描摹出来的物件和过往罗列一下：上世纪的六盘山区，物质生活贫乏，但是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因此，很多场景都得以保存在文学作品中。《大白鹅》《一条鱼》《小学校》《大铁牛》……老五生命中有过交集的物品，用最常见的形容词和量词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整座村庄。小时候的老五穿过《一条路》《看大戏》《听古今》，一个《笨得很》的孩子，通过舞台上的吹拉弹唱和口口相传，让自己单薄的记忆填满神秘和正义；有时候也会在《放牲口》的时候，躺在草滩上《看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条长尾巴，然后想起那些惊奇、充满疑问和神秘感的事；晚上的时候，拧开《收音机》听评书、眉户剧、广播剧，就能睡个安稳觉（《收音机》）；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人与饥饿做着最后斗争的年代，正是我能记事的童年时光。”因此，在《逝去》中，吃似乎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不管是以食物为题的《挖辣辣》《大南瓜》等篇什，还是以讲述和吃有关的《食为天》，食物已经不是单纯的动植物，填饱肚子渡过难关的同时，让单一的童年有了耻辱、欣喜、紧张等因为饥饿而衍生的情感世界，那时候，偷食物的“小偷”是能被原谅的，每个人也随时都成为“小偷”。生活空间有限的村庄里，看不见的秩序和看得见的熟人，让每一个人显得拘谨，他们的《小自尊》不经意会记一辈子，现在，一切的美好和不如意，快乐和小失落，都已经被记录在时光的《胶底片》里，有时候老五也带着孩子《回老家》《忆芳邻》。老五呈现给我们的，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过往生活的表象、感受、情感、记忆，表面上看，他的自说自话对于有相同生活经历的我来说，就是共鸣，是回忆。老五自己记录自己，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要知道，个体生命的历史之中，能窥见族群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记忆也是开启集体记忆的一把钥匙。

　　很多人读散文，都喜欢嚼一嚼语言，对胃口的语言就像对胃口的饭菜，能让人多看几眼。其实，在自说自话的老五这里，想给他的语言做个准确的评估，是有一定困难的。一则是，他刚开始写散文，根本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二则他原本就不是搞文学的，一个在车间里提着仪器来回穿梭的工人，突然拿起笔写散文，如果再用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来解构的话，明显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因此，在语言这个环节，我只想表达对老五散文语感的喜欢。老五在《大白鹅》里，说自己是很钦佩诗人骆宾王幼年就对事物有极其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及惟妙惟肖的描写能力。其实，他同样可以领受这句话。《逝去》的大多篇什，就是对事物极其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惟妙惟肖的描写能力，让原本在没有相似经历者看来枯燥乏味的乡村生活跃然纸上，并且显得意味悠长。

　　在呈现村庄外形方面，不管是“占地面积不足三亩，其中后面的一个篮球场就占去了半壁江山”的学校，还是“深约一米，面积约一亩，略呈圆形”的雨子坑，老五都一丝不苟，有工笔的细致和线条美。而在回味童年趣事时，写意则起了很大作用。“吊在老师办公室屋檐下的那半片破犁铧十分神奇，它‘当当当一被敲响，要么是静悄悄的教室门打开，像缓慢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先滴出一滴水来，那是手托着书本教案粉笔盒的老师，然后哗地一下迸射出争先恐后的学生来；要么是混乱喧闹的土场上的学生像被收进宝瓶一样地涌进教室，而后又是老师手托着书本教案粉笔盒从办公室走向教室。”心灵感受和笔随意走，一扇门打开，水龙头这个意象让上课下课这个动作立马变得生动。

　　再好吃的饭菜也会遇到觉得不合口的顾客，为了显示我对《逝去》的偏爱，还是得挑一些毛病出来的，这样厨师才会更长进，而老五可能会更受欢迎。我挑出的问题是方言对整体文章造成的障碍。《逝去》中，有大量的方言俚语，比如《雨子坑》一文中所说的雨子，实则是芦苇荡。其实，引用“胡墼”这类在《说文解字》之类古籍中能寻到根源的词，是会让文章显出深远意境的，而雨子这种地域性方言会大打折扣不说，还会造成阅读障碍。

　　其实，一旦把一个人往一堆人里扔，势必就要找出不同来。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一直纠结于用什么样的基调来看待老五最合适。能不能找一个通道，既不给老五带标签，又能准确表述我对《逝去》的理解？显然我做不到，我尽可能抛开乡土的苦难、诗意诸如此类的简单归类，把老五放在整个宁夏散文群体，再找找不同。就宁夏散文而言，乡村题材是大多数作家一直努力着的方向。宁夏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以及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生活背景，加上大多数写作者有乡村生活经历，以为写最熟悉的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的自信，诸多因素导致宁夏散文至今没有出现成规模的城市化题材写作，一直沉浸在农牧时代。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没有谁规定散文就必须得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专注有时候会将一件事做到极致。就具体的创作倾向而言，宁夏散文作家已经可以熟练地将植物这个意象从村庄剥离，让它们带上道德的光芒；也可以把农具这个意象从沉重的土地里剔除出来，让它们成为窥探乡村生活的切口；更多人是把个体的悲欢离合从繁乱的乡村秩序中挑拣出来，用半乡土半城市的目光重新打量。宁夏散文的一个共同追求，就是借助事和物，追忆和感慨，抒情和叙述。老五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窠臼，不过因为他没有经过培训的写作技巧，和带着土味的陌生语言，让《逝去》的阅读快感多少区别于大众。这么说吧，如果想从诸多的宁夏散文中找到回到村庄的路，你就得想办法拨开多余的具有迷惑性质的荆棘和杂草，而老五这里，一条路不偏不倚直通村庄，直接抵达童年和过往。

　　记忆是创作的源泉，往往也是创作的陷阱。老五的《逝去》，一头扎进童年中，尽其所能回望了一个完整的有共性的时代，但是他又想在回望中找出童年和现在的区别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集中火力在这方面，虽然他在《回老家》等篇什中表达过某些担忧，但是他并没有试图表达从农村而城市的过程中经历的振动和阵痛，或许在今后的写作中，对于变化而带来的质问、观望会多一些。这完全不碍事，我只是希望，其实每一个人都仅仅是个体，他们看起来是人群中单独的那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隐忧和顾虑还来不及说，或不知道怎么说，或不好意思說，或不知当说不当说。其实，老五已经替自己说了好多，也替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说了好多，这回没说出来的，下一回可以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