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玺

　　A

　　那天下午，办完解聘手续后，这个被我公司正式解聘的人就在我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给我大讲道理，一直讲到街灯放亮。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乡下生活时招惹过的狗头蜂儿。

　　算起来，这种叫狗头蜂儿的蜜蜂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可是，就在这个名叫马在前的人给我讲述各种不服我公司解聘他的理由期间，我却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小时候招惹狗头蜂儿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向日葵杆子高，经常伙同邻居家的小孩在门前的向日葵地里祸害采花的蜜蜂。小蜜蜂还比较好对付，即使被它螫一下，大不了在痛处抹点唾沫或者鼻涕也就没事了，若是被狗头蜂儿螫一下，那就是抹些蒜泥也不顶用。有一次我打伤了一只狗头蜂儿，没把它弄死，结果这家伙不知从哪儿招来一大群狗头蜂儿，个个都有大拇指头那么大，光听那声音人都害怕，我们几个大些的孩子脱下外衣包着头全都跑了，可怜那些还穿着开裆裤的小伙伴，头上脸上的疙瘩都不算啥，真正变化大的还是他们原本不怎么显眼的小鸡鸡，顷刻间都被狗头蜂儿蜇得肿成了老公鸡。

　　我觉得，现在坐在我办公桌对面沙发上的这个叫马在前的人就像我小時候遇到过的狗头蜂儿，一旦招惹，就很难甩脱了。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才下班，但是这个家伙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他喋喋不休的解释了，他被公司解聘与我没半毛钱关系，我只是公司行政办公室的一个主管，除了日常接待和一些文书工作外，我没权力决定他在公司的去留，他应该去找总经理或者董事长讲他的道理。更何况，从他受聘到解聘这一个多月，我一共见过他三次，确实和他没什么交情。我相信，只要离开这个办公室，就算我们在大街上撞个满怀，我也未必能认出他来。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与我纠缠不休呢？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早已没耐心再听他继续高谈阔论了，便起身客气地告诉他现在已经下班了。他这才傲慢地拿下叼在嘴上的烟，将烟灰弹到了地上。我瞥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烟灰缸，不露愠色，依然礼节性地送他到29楼的电梯口。没想到他连等电梯的这点儿时间都不放过，还在不停地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电梯终于上来了，在他走进电梯的那一瞬间，我说：“就不说再见了吧，这都是公司高层的决定，以你的资历和学识，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电梯门开始缓缓闭合，我又笑着对他摆了摆手，补了一句：“一路走好啊。”

　　没想到他一脚踩停了电梯，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说不说再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然后他轻蔑地笑了一下，捣了一指头电梯按钮。我看见他把烟蒂扔在电梯里狠狠地踩踏了几脚。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如果中间再没有人按电梯的话，那电梯从29楼到1楼所经历的时间应该是1分30秒左右。这就意味着，两分钟后，这个叫马在前的人应该可以彻底地从我们公司的办公楼里消失。

　　B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无聊的数字计算，尽管我是省内一所很不知名的中专学校毕业的。我之所以那一刻闪电般思考了一下电梯的运行速度，那是因为马在前临走前说的那句话一时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当时除了有些惊愕，还有点儿惶恐。

　　“说不说再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一定还会再见的。”他说这句话到底是几个意思？我开始仔细回忆昨天下午与马在前先生所有的谈话以及当初招聘他的每一个细节。马在前之所以那么肯定还会与我见面，这说明我们公司在招聘和解聘环节上一定存在某些可以授人以柄的疏漏。

　　以我二十年来的企业从业经历和职场工作经验，我坚信，当初在员工招聘环节肯定不会有什么纰漏。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叫马在前的人是国庆长假后经熟人介绍来我公司应聘的，那天正好是我公司招聘启示期限截止的最后一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二十几份应聘人员简历，并从中锁定了几个预选人员，准备通知面试。但是，马在前却在这个时候来了，而且还是一个我相当熟悉但没见过面的熟人介绍来的，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面试人选。

　　那天，他到我办公室后并没有作自我介绍，只说他是谁谁谁介绍来的。根据以往的招聘经验，这等同于面试，像他这样的态度，我都有权力让他滚蛋。可他毕竟是熟人介绍来的，我也就不好计较什么，只能像接待所有来访者一样，客气地给他让座，沏茶，最后还把自己五元一盒的猴王烟发给他抽，一切招待礼仪妥当之后我才开始认真翻阅他的各类证件和应聘简历。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叫马在前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炮在后（马后炮）。为此，我还偷偷地笑了一下，觉得他父亲一定是个中国象棋爱好者，很可能在象棋博弈中常常以马取胜。他的年龄和第一学历与我相当，但最高学历确实令我汗颜。他的第一学历也是中专，某市卫生学校临床专业，最高学历是某大学函授本科。然后就是各种证书，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网络工程师、注册会计师、房地产估价师等，唯独没有第一学历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看着这些证书，让我这个到现在还只是个中专学历的办公室主任异常惭愧，我甚至觉得让一个中专生来面试一个本科生，对人家可能是一种侮辱。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企业需要的是能创造经济利益的人，所有的资格证只是一个参考。况且，现在的各类证件真假难辨，水分太大，不是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凭证。就像我，之所以能以这么低的学历，坐在这家企业的行政办公室里当主任搞文秘，这说明我还是有硬货的。当然，我保证我不是熟人介绍来的。

　　这期间，马在前什么也没说，他除了喝水抽烟，就是低头玩手机。我发现他喝水的时候杯底都朝天了，便起身给他续了一杯茶，他习惯性地说了声谢谢，并没有抬头看我。我自己点了一支烟又回到办公桌前看他的简历表。

　　简历表是手工填写的，字迹很漂亮，像是经常练硬笔书法的人写的。都说字如其人，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面前这个不懂礼数的家伙联系起来。再说了，现在都是电脑办公，除了在文件上签字，几乎用不到笔了。对于一个应聘者来说，能不能被企业聘用，还得看他本人的业务能力和从业经历。

　　马在前最早的工作单位是某乡镇卫生院，然后是十来个大中城市的知名私企或合资企业。说实话，他所从事过的这些行业是我当初谋业时想都不敢想的企业。接下来是他的个人经历，从1995年到2015年间，他的工作地点遍及陕甘宁，鄂豫皖、晋察冀、北上广。看了他的这些经历，我觉得自己这四十来年真是白活了，长这么大，我只去过西安和上海。平常和亲戚朋友聊旅游话题的时候，我常常会虚伪地说我去过三门峡、洛阳、郑州、商丘、徐州、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其实这些地方都是银川发往上海的列车所途经的一些站点，我最多也只是在这些站点上下车吹一吹站台上的风而已。像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把它写进我的人生经历或者工作简历中的。我无法想像一个人在自己的黄金创业期内，屡屡跳槽，频繁更换工作单位，还能堂而皇之地把这些经历写进应聘简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相当于一个试图征婚的人，在如数罗列自己的多次婚姻经历，那还有谁敢接受他的追求？

　　尽管，我为此做了几番复杂的思想斗争，但是我并没有当场定夺的权力。因为公司这次招聘的是工程总监，我的权力仅限于对所有应聘者做一个初步的篩选，最终的受聘者是谁，那还得由公司老总拍板决定。当然，我还是有权力在初选环节把这个人踢出去的，但是这个马在前先生却偏偏是熟人介绍过来的，至少在我这一关是不能把人家淘汰掉的，否则就不好给熟人交代了。

　　我还在犹豫着该如何是好，马在前却突然问我：“你看完了没？”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的意思。

　　我本想看一看他刚才说话时的表情，却不料自己动作慢了半拍，只捕捉到他低头玩手机的样子。也许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抬头。

　　我说：“基本上看完了。”

　　他说：“那你签字吧。”

　　我说：“按要求，婚姻状况和理想待遇（月薪）这两栏也要填。”

　　这一回他没有急于说话，而是起身走到我办公桌前，从我手里拿过聘用入职表，扫了一眼说：“严格地说，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我有权拒绝填写。至于理想待遇（月薪）这一栏，在我没有通过实际工作向企业证实我的能力之前，我从来都不先谈薪水。”

　　我想了想，婚姻状况这一栏主要是针对女性的，企业一般也不给男性请产假，填不填问题不大。关于不填写理想待遇（月薪）一栏的解释，我觉得马在前还能掂量出自己的半斤八两，再加之他是熟人介绍来的，不填也罢，反正我也没权力决定他的去留。最终能不能用他，月薪多少，试用期多长，那都是由老板定夺的。

　　他开始迅速地收拾自己的各种资格证件，生怕我再翻阅似的。看在那个我未曾谋面的熟人的份儿上，我还是起身送他到电梯口，并握手道别。进电梯之前，他又转身叮嘱我：“能不能用我，最好能在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个答复，广州那边的公司还催着我回去上班呢。”

　　我当时就有些纳闷，他怎么没把原来的工作辞掉就来应聘新的工作了？这不是明摆着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吗？按道理，他也不应该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招聘他的企业啊。更何况，广州那边从业条件那么好，以他的条件和资历，应聘我们公司，岂不是委屈他了吗？

　　看来，他的脑袋绝不是进了水这么简单。我怀疑，他的头不是被狗头蜂儿螫了就是被瞎驴踢了。

　　C

　　我没有在一个星期内给这个叫马在前的人给予任何答复。因为由老总再次遴选的面试人员名单里并没有他。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毕竟介绍他来应聘的仅仅是我的熟人。

　　北方的十月已经秋意很浓了，凛冽的秋风掠过人流如织的街道，遍地的落叶雪花般纷纷扬扬。站在29楼的窗口可以眺望大半个城市的景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苍凉这个词。看着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流和车辆，我又想起了那个盛气凌人的马在前先生了。此刻，如果他也知道了面试人员里并没有他，那他的眼里会不会和这秋日的城市一样，也是满目苍凉？

　　原以为马在前先生在等不到我们公司的答复之后，会被他广州的公司召回去上班，可是，在第二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却主动打来了电话。

　　“你们考虑好了吗？我准备订回广州的机票了。”

　　这一次我依然客气地，但略带些讽刺的口吻说：“那您抓紧订机票吧，公司的决策周期确实长了点儿，实在不好意思啊。”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之后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心情愉悦了一个早上。

　　当天下午，在公司老总的指示下，我第二次在我办公室里接待了马在前先生。我没想到那个我还没见过面的熟人竟然把电话直接打到老总那里，这个熟人的意思是，如果马在前先生确实干不了工程总监，以他的学历和资历，安排个项目经理什么的应该不成问题。既然我的老板也采纳了熟人的意见，那说明我的熟人与我的老板更熟。

　　马在前第二次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之前的那种傲慢和不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一次我没有给他沏茶，也没有给他发烟，直接按照老总的吩咐，告诉他：“公司给你安排的项目由西宁分公司实施，具体项目内容是一家百货商场的装修工程，实施地点也在西宁。工程造价和预算甲方已经做好了，你的工作就是到现场审核工程预算和造价。另外，总公司已经预订了明天晚上的火车票，并通知西宁分公司提前给你安排食宿和接站人员。”

　　我能感觉到马在前内心的兴奋。他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准备。另外，我这人坐火车过敏，除了失眠还浑身起疹，能不能改乘飞机？”

　　我说：“不行。只有副总以上领导才能坐飞机；你目前的职位只能坐硬座。”

　　马在前身上的戾气已经消失殆尽。按照招聘惯例，我把他所有的个人资料和入职表复印了两份丢进了员工档案柜，并叮嘱他去西宁分公司报到时一定要带上入职表原件，否则那边无法确认身份，不予接洽。他一边点头应承，一边主动和我握手道别。从此我和他的关系再无任何交集，至于他到西宁分公司的工作业绩如何，生活作风如何，这都不是我所操心的事情。如果不是他的名字比较特别，我想，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有他这么一个人曾经来公司应聘过，我可能连他的名字都会想不起来。

　　D

　　今年，我租住的那个片区实施集中供暖管线改造工程，一直到十一月中旬才通了暖气。因此，秋末冬初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出租屋里冷得根本没法住，加之年底的工程项目比较多，而且很多项目都需要我亲自动手起草可研报告，我索性中午干脆不回去，吃完午饭就直接去办公室加班。

　　至于那天马在前是什么时候来的，在我办公室里坐了多久，我确实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我像个不知疲倦的蚂蚁一样，为了尽快完成一份老板催要的项目报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不停地复制、粘贴，删除、修改。后来被一阵愤怒的急促的打火机打不着火的声音惊醒了，我抬头一看，对面沙 发上竟然坐着一个人。瞅了几个小时的电脑屏幕，我视力模糊，眼睛有点花，差点没认出来这个离我三米左右，连烟都点不着的人就是马在前先生。

　　意外之余，我稍作镇定：“你咋回来了？工程结束了吗？”这一次我无意识地把他当熟人一样问了一下，没说什么客套和寒暄的话。

　　他怔怔地看了我数十秒，捻着手里那支没点着的烟，若有所思地说：“分公司那边没和你联系吗？”

　　我说：“没有。”

　　我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起身给他沏茶发烟。事实上他的突然出现让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些。

　　他有意无意地摁了一下打火机，火竟然打着了，这是他预先没有料到的，所以他像多次打不着火一样松开了按钮试图再打。对一个抽烟人来说，这样的遭遇谁都有过，但是，错过了这一次打着火的机会，想再次把火打着，不知道还要打多少次，也可能永远都打不着了。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桌上放着半盒软中华烟，有点干，是一周前我同学聚会时抽剩下的，若不是也请了老师，我们可能不会买这么贵的烟。我之所以一直把这盒烟放着不抽，完全是一种虚荣心在做怪。

　　现在这盒烟就红彤彤地躺在桌上，我不得不起身给我和马在前各抽出一支点上。烟有点干，过滤嘴上不蘸点水可能抽起来有点辣嗓子。马在前吸了一口，可能辣着了，他轻轻咳了一下说：“西宁分公司那帮土鳖屁都不懂，没文化，没素质，一点儿装修创意都没有，没法沟通，我是回来辞职的。”他说话的语气似乎很不屑与我们为伍。

　　我说：“哦？是这么回事啊。”不等我详细询问情况，他就从包里抽出一张A4幅面的纸张递给我。我一看，是一张我公司印制的离职表，并不是辞职信。简单地说，他是被我公司辞退的，而不是他主动辞职的。我仔细看了一下离职表，上面有西宁分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的签字。这说明分公司那边的手续已经交接完毕，剩下的就是总公司这边领导签字并给他结算工资。

　　说实话，虽然他是熟人后来又通过老总推荐的，但他被公司辞退的事我确实毫不知情，我也没兴趣了解他被辞退的原因，因此，我也就顺坡下驴，没做挽留，在他的离职表上签了自己的大名。顺便，我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我前几天才下载的桌面日历插件，粗略估算了一下，马在前先生在我公司供职大概五十天左右。

　　我说：“现在你可以拿着这张表去财务部，他们会一次性结清你的工资。”

　　原以为他会灰溜溜地拿着离职表去财务部结算工资，但是他并没有过来拿他的离职表，他只是抬头用一种我无法描述的目光瞅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就像前两次一样，食指和中指夹着烟，无名指不停地翻屏，不知道他是在看微信还是在找电话号码。说实话，那会儿我心里還真有些发毛，不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但是，他不走，我也不能赶他走，毕竟他是熟人介绍来的，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我只能佯装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还得不时地留意他的一举一动。

　　后来，他好像拨通了一个电话，嗓门很大地和对方讲话，我就把头藏在显示器后面听他打电话。

　　“吴局，忙啥呢？晚上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坐坐，喝两盅。”

　　“……”

　　“你介绍的这家公司确实不适合我，我已经辞职了，刚办完手续，晚上我请客。”

　　“……”

　　从头到尾我没听到电话那头的一丝声音，但是我那个所谓的熟人确实姓吴，我至今都没见过这个熟人，只是通过电话和网络经常联系，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当的什么官，事实上我根本不想知道。在企业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学会了阿谀奉承、点头哈腰、溜须拍马这些日常的交际手段，但我绝不做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之人。因此，就算这个马在前在我面前和厅长、省长称兄道弟地打电话、开玩笑，我也不会为之所惧的，反正我的工资不是他发的，我的职务不是他给的。

　　这会儿我倒是希望他赶紧走人，去找他那个吴局长喝酒吃饭去。但是事与愿违，这个无聊的马在前先生，挂了吴局长的电话不但没有走，反而接连不断地打电话。一会儿刘总，一会儿黄总，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我也没听出来哪家公司催他回去上班，他说的基本上都是“最近怎么样？好久没联系了。那个项目完工了吧？有空我过去看你。来银川的话记得联系我……”之类的寒暄之语，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很怀疑他有没有真的拨通电话。

　　冬季的白天短得实在经不住这么浪费，他一通电话打下来太阳都落山了，办公室里暗昏昏的。我起身开了灯，开始整理乱糟糟的办公桌准备下班。这时候他也站起来了，目光如剑，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地朝我走来，我怯怯地退了半步，被屁股后面的椅子一挡就跌坐下去了。幸好我们之间还隔着一张办公桌。

　　他最终把目光落在我办公桌上的那张离职表上。他拿起表格，朝我签名的地方看了一眼说：“这些年我天南地北地闯荡，什么公司没见过，像你们这么糟糕的公司还真没见过。凭我的那些资格证和从业经历，你们西宁分公司的经理和那帮土鳖员工，有什么资格来辞退我？你们这是对科技人才的侮辱，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为你们公司工作，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

　　说实话，那会儿我已经产生了从他那个吃草处打两拳的想法了。最后我还是忍了，毕竟，愤怒时理智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吃草处和吃饭处虽然叫法一样，但发出来的声音绝对不一样。

　　“你们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们呢！你看看你们公司，从上到下，没一点现代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管理混乱，人才断层，服务质量差，员工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企业文化缺失……”

　　我感觉这家伙正在念我给老总起草的年终讲话呢。之前我确实小看了马在前先生，以他的口才，干公司副总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他又从工程学、建筑学、审美学角度讲建筑设计，从经济学、法律学、会计学等角度给我剖析一个现代企业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还搬出了文学和哲学来阐释他被公司辞退他的事儿。

　　所以，我觉得人不只是高兴的时候才会笑，愤怒或者嗤之以鼻的时候也会笑。就像现在，面对这个夜郎自大，掂量不来自己轻重的家伙，我不想笑都由不得我了。

　　城市的夜空已经灯火通明，我的胃也不允许我再继续听马在前先生卖弄自己的学识了。就这样，我把马在前送进了电梯。他在关闭电梯门之前告诉我：“说不说再见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那一刻，我确实思考过电梯从29楼到1楼所需要的时间，但我思考的更多的其实是马在前最后所说的那句话。

　　E

　　一周后，我接到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打来的电话。说实话，这些年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我与很多党政机关单位都打过交道，就是不知道劳动仲裁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哪里。不管怎样，这也是我的份内工作，必须得去。

　　当天下午，我代表公司法人，到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设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但并没看到我所猜测的那个投诉人。有个领导模样的人给我读了一下劳动仲裁申请书中的几个重点，然后问我：“这个马在前到底是怎么到你们公司的？”

　　“熟人介绍的。”我说。

　　“那你们了解马在前这个人吗？”

　　“不太了解。以前也不认识。”

　　“不了解你们也敢用？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叫马在前的人，基本上每年都会在我们这里递交一份劳动仲裁申请书。”这位领导翻着眼仁想了一下接着说：“自打我接上这个工作，他每年告一个公司，而且每次都胜诉。我已经连续四年受理他的仲裁申请了。”

　　我的脑子可能出现了片刻的短路，一时没明白马在前胜不胜诉和我有啥关系。领导又接着说：“现在最麻烦的有两条：第一，你们公司没有和马在前签订劳动合同；第二，你们认可了聘用入职表上所填的月薪三万，而且还是税后的。你看，这白纸黑字的，还有你们各部门负责人的签字。”

　　我接过领导递来的表单，扫了一眼，除了公章是黑色的，其余的和原始表单没什么区别。显然，这只是一张复印件，但我的签名依然显得异常刺眼。

　　尽管我当时已经发现了破绽，但是我没办法辩驳。我不能说是因为熟人介绍的所以没有及时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能说是因为熟人介绍的才没有填理想待遇（月薪）。况且，现在也不是正式的劳动仲裁庭审答辩会，说了也是白说。

　　最后，这位责任心很强的领导劝我先把相关材料拿回去认真分析，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或破绽，具体的仲裁庭审时间另行通知。

　　回公司后，我向老总如实汇报了仲裁委员会反馈的情况以及我所发现的破绽及其产生的原因，随后又将马在前入职和离职的相关材料扫描后发给了公司法律顾问。

　　第二天早上，我公司的法律顾问打来了电话，明确告诉我：“马在前的投诉举证材料基本上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马在前毕业后曾经在某乡镇卫生院工作过。从时间上来推算，那年毕业的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因此他当时应该是一名有正式工作的国家干部。如果你能拿到马在前至今还是那个乡镇卫生院正式职工的证明，那这个官司的胜算就有了八成，而你就有望继续吃本公司的飯了。”

　　接完公司法律顾问的电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先不说我能不能拿到马在前是否还是国家在职职工的证明，就凭他十几年不上班，还怎么可能吃空饷呢？我当年毕业分配后一开始也是吃财政饭的，只因当时既没背景又没钱，没分个好单位，谁知两年后单位改企，然后是企业改制，最后只能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所以，我不怎么相信一个十几年不上班的人还会保留公职。现在看来，公司法律顾问的善意提醒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F

　　三天后，马在前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得到了印证。我们确实又见面了，只是见面地点不在我的办公室里。

　　劳动仲裁庭类似于法庭，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庄严。马在前动静很大地整理完他的举证材料后，端起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热茶，旁若无人地吸溜开来，引得在场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他。首席仲裁员实在看不过眼，发出严厉的警告：“马在前，这里是仲裁庭，不是茶楼！”

　　这家伙听到首席仲裁员的喝斥总算收敛了一下嚣张的气焰。庭审开始后，先是宣读那份早有预谋的仲裁申请书。于我而言，这个申请我早已耳熟能详，根本无需聆听，无需记录，甚至无需思考，公司律师早已做好了答辩准备。

　　进入举证环节，马在前的举证材料让在座的各位大跌眼镜。他把自己以前的聘书、任职文件以及之前我看过的那些证件一鼓脑地全部呈递给了仲裁庭。首席仲裁员不解地问：“你拿这些红红绿绿的本本想证明什么？”

　　他大言不惭地说：“这些证件能够证明我完全有能力担任他们公司的副总经理或者工程总监。”

　　我估计在场的所有人都应该笑了，毕竟先笑的是首席仲裁员。我认为，只有表情而无声音的笑，才能准确地表达一个人内心的某种感受，比如鄙夷、讥讽、嘲弄、蔑视等。不过，仲裁员很快严肃起来，原告继续举证。

　　这一次马在前呈给仲裁庭的是一份由社保部门提供的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金缴纳记录。养老保险缴纳记录显示，他目前仍然是某乡镇卫生院的在职职工。我不知道他想用这份举证材料证明什么，但是这份材料恰恰却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份材料完全能够证明他与原单位还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既然他与别的单位有劳动合同关系，那我们公司就有权拒绝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他的最后一份举证材料是我们公司每个新员工履职前必须要填的一张入职表，也是新职员到相应部门报到时必须携带的一张表单。当仲裁委员会把这张表单递到我手里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理想待遇（月薪）一栏里竟然清清楚楚地写着“3万（税后）”，而且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签名一应俱全。当初因为漏填了这张表格中的婚姻状况和理想待遇（月薪）两栏，我还提醒过马在前，他不但拒绝填写，还给我讲了他为什么不填的理由，现在理想待遇（月薪）一栏里怎么就成了月薪3万了呢？还是税后的呢。照这样算下来，他这50天的工资就够我一年的收入了。看样子我是被这个可恶的家伙算计了。

　　我努力回忆了一下马在前在我办公室填写这张表格的情景以及我亲自复印这张表格的情形，我确定在我复印存档这张表格之前，理想待遇（月薪）一栏绝对是空着的。但是现在，我拿什么来证明这张白底黑字的入职表原件是假的呢？

　　这时，律师从我移交给他的材料中抽出一张马在前的入职表复印件，我一看，理想待遇（月薪）一栏里仍然空着。这说明理想待遇（月薪）一栏是马在前去西宁分公司报到前自己填上去的。

　　接下来是仲裁辩论。我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无需发言，所有的问答和辩论都在公司律师和原告马在前之间进行。仲裁庭审结束后并没有当庭裁决。

　　仲裁决定书是一周后送达的。仲裁委员会驳回了马在前先生的仲裁请求。

　　虽然我悬着的心总算回归了原位，但是我却莫明其妙地又想起了狗头蜂儿。我太了解这种大如指头的蜜蜂了，只要招惹了它，它不螫你一下是绝不会罢休的。

　　G

　　半个月后，我收到一份法院的傳票。

　　几天后，我再次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我又见到了那个阴魂不散的马在前先生，他竟然还能笑着坐在原告席上和我打招呼。

　　第一次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在法警和审判席后方的国徽的威慑下，我确实有些紧张，我瞄了一眼马在前，他除了没有像上次一样悠闲地品茶外，依然是一脸悠然自得，充满自信的神情。

　　鉴于之前的劳动仲裁决定，这次法庭审判只是以更严肃更规范的方式重复了一次劳动仲裁的庭审过程。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出具新的举证材料。庭审很快结束，法庭当即作出了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劳动仲裁决定。

　　我和律师刚走出审判大庭，马在前就撵了上来，他满脸堆笑，完全没有把我当作与他对簿公堂的人，进而叽叽喳喳地对法庭审判妄加评论。

　　我近距离细细端详了一会儿马在前的貌相，笑着问了一个挺没意思的问题：“你见过狗头蜂儿吗？”

　　马在前面露窘色。他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了好一会儿才说：“谁告诉你的？”

　　我一时没弄明白他反问的意思，就随便说了一句：“我也是听熟人说的。”

　　马在前眼睛微闭，抿着嘴仰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熟人？！行，既然你知道了我是狗头蜂儿，那你就等着！”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剜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我和律师茫然地立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马在前是啥意思。

　　就像狗头蜂儿悄无声息地飞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但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会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