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新房子，是农家人的大事，也是喜事。
除此之外，家里还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喜事，这就是我考上了初中中专，秋后就要到外地去上学了。
盖房子需要比较多的劳力，好几家亲戚都来人帮忙。兄弟们正好都在假期，转运胡墼、拉土拉水、和泥送泥、刮椽编雨笆、递砖递瓦……也是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人多力量大，不几天，墙体就全部矗立起来，到了立木挂椽的阶段了。披红挂彩的大梁、檩子被大家齐心协力地托举、安置上去后，放一挂鞭炮，撒几把糖果，热闹一番，开始挂椽。
木匠说，五寸的铁钉可能不够，需要再买些。
父亲问清楚斤两、价钱，把采购铁钉的任务安排给我：这是五块钱，去买二斤五寸的铁钉，快去快回，等着用呢。
顾不上换下满身泥点、汗渍的脏衣服，我骑上自行车，耳边掠过呼呼风声，向十里外的黄铎堡乡赶去，那里的五金门市部里有铁钉。在乡中学上学三年，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给营业员说了需求，二斤明灿灿的五寸铁钉就被盛放在秤盘里。营业员说，五块二毛钱。我掏出父亲给的五元钱，愣住了。我问营业员，二斤不是五块钱么，怎么成了五块二？营业员笑起来，谁说的二斤五块钱？我说，木匠说的呀。营业员说，他说的不算。我犯难了，差着二角钱，这可怎么办呢？营业员帮着出主意，你出去找找认识的人，借一借。到哪里找认识的人呢？要是这天是集日，倒也可能碰着村里来赶集的人，可偏偏不是集日啊。又是大热天，街上空落落的，别说熟人了，连生人也没几个。我正在琢磨呢，门口一暗一亮，进来一个人，回身一看，是汤效慧。汤效慧家就在黄铎堡村，她家和邻居张家有亲戚，邻居张的大妹妹是她嫂子。汤效慧上小学的时候是二哥的学生，这是个秀外慧中的女孩，对美术有着浓厚兴趣，好像在学习画画，曾经请教过二哥。上初中时，我和汤效慧同级，不过她在（2）班，我在（1）班。虽然从未说过话，但我却知道她，她或者也知道我。这个时候，我顾不得和一个女生说话的尴尬了，也顾不得我的满身泥污土里土气和她的衣着鲜艳洋里洋气之间的巨大反差了，我径直向她走过去，很突兀地说，你带钱了吗？给我借两毛，我买钉子钱不够了。汤效慧灿烂地笑着，满口应承，有！有！边说边从口袋里往出掏钱，又说，不够多拿点。我说，钉子已经称好了，就差两毛。汤效慧也不再客气，抽出一张“南京长江大铁桥”交到我手里。
房子盖成了，钉子并没有全部用完。
而一个问题，已经在我拿着钉子风风火火往回赶的过程中产生了，这借来花了的二角钱，怎么给人家还呢？专门跑一趟，我又不知道汤效慧家的具体位置。交给邻居张，让他转交他大妹，再让他大妹转交汤效慧，会不会太麻烦？再者，我怎么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和一个女同学借钱的事情呢？二毛钱的债务如何偿还，就在左右为难的纠结中一拖再拖，直到九月份我外出上学，也没有解决掉。
但这事却一直记挂在心里。
次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大门外的树阴下乘凉。邻居张的三弟喊我，我回头一看，在他的身旁，赫然站着亭亭玉立的汤效慧。我跳起身来，就要往家里走，我想着赶紧回家取钱，趁这难得的机会把拖了一年的账还了。可邻居张的三弟说，嗨！看着你们同学了，也不赶紧过来打招呼，你往哪里跑呢？我只得先走过去。汤效慧笑盈盈地对我说，她的调色盘坏了，乡间又买不到，李老师也是画过画的，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借她用几天？二哥师范毕业后，带回来两盒颜料和一个很大的调色盘，颜料被我们闲着没事胡乱涂鸦早用完了，但调色盘还是完好如新地在柜子里放着呢。我连忙答应，有一个，我这就回去给你取。我拿上调色盘，又在衣兜里装上二毛钱。返身出去，先将调色盘交给了汤效慧，她很高兴地接了过去，又一次强调说，她用几天就还回来。我说，放在我家也是个闲物，你只管用，不用还了。汤效慧说，那就真的不还了。我揣进口袋里的手把二毛钱揉了又揉，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掏出来。
我返回家里来，问四哥，那个调色盘能值二毛钱吗？四哥说，二毛钱应该不止吧，没买过，不知道。你拿调色盘干什么去了？我说，拿出去还了账了。四哥一脸迷茫地望着我，我就给他解说了来龙去脉。四哥说，你不说你笨，钱不够了你不知道就买上五块钱的钉子行了，还和别人借钱，还把二毛钱当个事记挂了一年？
在村小上二年级。
时值初夏。
上午的最后一堂课。同学们的耐心已经接近极限，烦躁地听着老师“喋喋不休”地讲授，一门心思等待着下课铃声敲响。
一种机器的轰鸣声从天而降，由远及近越来越巨大越来越震撼，窗户纸都开始嗡嗡地颤抖起来了。同学们躁动不安，一个个挺直了腰身侧着脸望着发抖的窗户纸。老师也难以气定神闲，他不讲课了，拿着课本冲出教室，紧接着惊呼一声，直升飞机！同学们闻声蜂拥而出，将目光齐刷刷投向天空，爆发出一阵兴奋的呼喊声。
一架绿色的、有架子车那么大、头大身子细的飞机，从学校的上空掠过，低低地飞向东边去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须臾不离地追随着飞机，亲眼看见它降落到四里开外的平坦东村子里去了。
飞机，这鸟儿一样能驮着人在天空自由翱翔的神奇之物，偶尔也曾见它哼着微弱的嗡嗡声、闪烁着微弱的银光，从高远的天宇上悠悠滑过，总是令人啧啧感叹良久，但也不过是指头长短粗细，何曾见过体形如此庞大古怪的飞机呢。几个老师首先发了疯，撇下教本和学生不管了，互相催促着，跨上自行车，风一样卷向平坦东村。两个班，六七十名小学生顿时炸了锅，追随着老师的去向，像喽■一样撒开脚丫子，在崎岖的田间小路上，扯成一长串前呼后喊地向着平坦东村狂奔。
四里的路，对于我们的短腿和急切的心情来说是多么漫长啊。身上跑出了汗，嗓子眼里跑出了烟，双腿里灌满了铅，心突突直跳，可双脚仍然丝毫不愿松懈下来。终于进入平坦东的村道，已经能看见村子中央熙熙攘攘的人群了，可由于屋舍与树木的遮掩，还看不见飞机。轰鸣声突然之间响起，村子中间霎时升腾起滚滚黄尘，树头向着四周倾斜枝叶乱舞，人们捂着帽子佝偻着腰身纷纷后退。紧接着就见直升飞机从翻滚的尘土中冒了出来，越升越高，从大车那么大变成架子车那么大的时候，掉转机头向着西边飞去了，掠过了我们的村庄学校，抵近西山的时候，小得看不见了。
人们纷纷回家。那些有幸近距离观看甚至可能触摸到了飞机人们，个个喜形于色，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们对飞机的见解，让我们这一帮眼看就要到达的孩子们更加遗憾万分心情沮丧，但也只能垂头丧气地拖拉着脚步往回走了。
到村东的苜蓿地畔，看见仅四岁大些的七弟怔怔地站在那里。七弟看见了我们，哭了起来，却是一步也不迈动。我连忙跑过去，就见一条五、六寸长的蜥蜴扭动着肥硕的身躯，撒开四条脚窜进茂密的苜蓿杂草丛里去了。七弟抹着眼泪说，他要去看飞机，走到这里碰见了蛇处子（蜥蜴），抬起头堵住了他，他就不敢动了。谁知道，七弟与那东西对峙了多长时间呢？
我领七弟回家去。
隔了几天，母亲念叨着说，七弟可能被什么东西吓着了，晚上睡觉总是惊悸。我就对母亲说了七弟在苜蓿地畔碰见蜥蜴的事。母亲责怪我不早点给她说。晚上，母亲盛了一升子面，从中舀出一碗，用筷子刮平，然后用白布将碗口蒙起来，从碗底抓紧，碗口朝下，在躺着的七弟胸膛上来来回回轻轻抚过，一边说，丁虎回来，丁虎回来。又问，回来了吗？我赶紧按照母亲的叮嘱回答，回来了！母亲抚过几次，揭开蒙在碗上的布，我惊奇地发现，原本满满一碗面，竟然在碗边的地方缺下去那么一大片。母亲忧伤地说，吓得不轻呢。母亲又加一些面把碗填平，开始重复。直到最后一次揭开布以后，碗里的面满满地再未出现缺少，母亲的脸上终于浮现出笑容，说，魂儿叫回来了，再也不会害怕了。
这事让我比看飞机更加惊奇，而且充满了疑问和神秘感。多少年里也想不明白，满满的一碗面怎么会少了呢？然而，七弟睡觉不再惊悸了，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有机会登上小时候无限神往的客机，心情平静如水，也并未激起一丝涟漪。透过舷窗，俯视翻滚的云海、小如箭簇的山峰、细如银线的河流、寂无声息的大地，确也感到一份颠倒了视角的新鲜。可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处万米高空，当飞机遭遇气流剧烈颠簸，舷窗外机翼像鸟翅一样大幅度上下扇动的时候，内心不由充满了惊恐和瞎想。在安全着陆的一刹那，我只想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有些东西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
一九八○年，庄里家家户户都通上了电。村人给这看不见又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东西加了个修饰词，叫“照明电”。这无疑是恰如其分的，电对于当时的农家来说，作用是单一的，就是代替豆粒一样大小、萤光一样昏暗的煤油灯，晚上照个亮亮而已。“屋里有根藤，藤上结个瓜。一到太阳落，瓜里开红花”的谜语应运而生，口耳相传了好多年，专门用来为难只有几岁的碎娃娃。
电的神奇和神通，还有待时日来逐渐展现。
过了三四年，村南头子的李笑家率先买回来一台九英寸大的黑白电视机，轰动全村，每天晚上吸引着半庄子的人去看，惹得满庄子的狗吠影吠声地叫个不亦乐乎。小小的我也去凑过几次热闹。李笑家院子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以电视为中心呈扇面形向后扩大。我站在黑压压的一片脑袋后面，看那电视也就是不断闪烁着的一块光斑，啥也瞅不清楚，与其说是看电视，倒不如说是听电视。这样去过几次，我的兴致渐次低落，终于控制住自己，不再去受那份听得见、看不见、干着急的罪了。
一九八四年的暑假，在陕西求学的三哥假期归来，带回来一件非同寻常的“宝贝”。三哥被学校里评为“三好学生”，奖品之一是一台巴掌大的红白相间的“莺歌”牌收音机。庄里也有几户人家有收音机，都比三哥的收音机大好多，是能搁在桌子上当摆设的，村人也没忘记给起个俗名，叫做“洋戏匣子”。别看三哥的收音机小，可我觉得比大收音机更好。首先它袖珍乖巧，模样可爱，就好比小猫、小狗总比大猫、大狗招人怜爱一样。其次，它体积小份量轻，携带方便，既可以放在这个房里听，也可以放在那个房里听。既可以在家里听，也可以带到田间地头去听。其三，它个头小声音并不小，如果放开来，满院子都是可以听到的。三哥并没有明确是否将收音机留下，更没有明确将它交给谁保管。可我爱不释手，直接横刀夺爱据为己有了。三哥竟然默许了将收音机留在家里，开学走的时候，对收音机只字未提，这让我悬了一个暑假的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家人也默认了我对它的保管权，没有谁和我争抢，这更让我心安理得了。
我大致掌握了收音机的三个重点播放时段：每天中午十二时，可以收听《三国演义》评书，袁阔成先生在里面讲得可真是声情并茂精彩绝伦，严重地吸引着包括大哥在内的兄弟们。即便是夏收那么忙碌劳累的时间，吃过午饭，总要先聚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听完评书才去休息；晚饭后，就能收听到秦腔戏了，这会儿收音机最符合“洋戏匣子”的俗称，听众也换成了爷爷和父母亲。奶奶并不爱听秦腔，有一回也很高兴地收听了眉户剧《梁秋燕》。隔一段时间，就叫我再给她放着听，可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奶奶就说我“拐”（坏）得很，故意不让她听，我真是有口难辩。遗憾的是，虽然奶奶后来也曾看上了黑白电视，但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听到过她喜欢的《梁秋燕》；晚上十点钟以后，家人都入睡了，收音机就成了我的专属。我躺在被窝里，将收音机贴在耳边，声音旋到针尖那么细小，听着《嘎达梅林》等广播剧。有时候一直听到一觉睡醒来，收音机里只剩下沙沙的电流声。
小小的收音机，俨然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好伙伴，我怎么会料想到有一天它会离我而去呢。村庄的南头子有个老汉叫李占科，李占科的儿子叫李岳，实行土地承包的头几年，正是他们家和我们家和使着一对牲口耕地呢。李岳跌绊着盖起了“鞍架房”，就是院子里坐北朝南的主屋，请他爹李占科入住呢，李占科死活不愿意。老子不住，儿子李岳哪里敢“僭越”搬进去呢，反而让几个娃娃住了。李占科是个性格孤僻的老人，多少年里，他一个人住在家院外面一间仅五六平方米大的低矮的小土房子里，每天除了进院里去吃一碗饭，并不多呆，也不怎么和家人交流，自顾回他的小土房里去了，要么睡觉休息，要么在小土屋前忙他的小手艺。不知道称他为皮匠合适还是鞋匠合适，反正他会做“驴壅脖”，也会修补别人送来的旧鞋子，以此获得几个小钱。他给我家也做过“驴壅脖”，修补过旧鞋子。可他却从来不收钱，父母给得急了，他会说，两家都使唤牲口着呢，就连给自己家做着一样，给自己做还收钱？或者说，鞋上就上了几锥子的线，怎么收下个钱呢？父母也只得作罢。
有一天，李占科提着修好的一双鞋踏着夕阳的余辉来了，正好收音机里在播放秦腔戏，他立马来了兴致，仔细地端详着收音机，眼神里流露出的满是惊奇和喜爱，嘴里更是赞不绝口，看现在的人能吗？这么碎的东西也唱得这么欢，真是个好东西啊！父亲说，看着好了，送给你听去。李占科的眼睛猛地一亮，也不推辞，说，那我真就拿走了。说着，从方桌上抓起收音机，一刻也不耽搁，就像再稍做停留害怕父亲会变卦似地，高高兴兴急急匆匆地走了。秦腔戏的声音飘出了家门，变成了余音袅袅，最终如缕而绝。李占科走得不见影子了，我还在屋里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着愣。我强忍着泪水对父亲说，你咋把我的收音机说送人就送人了呢？父亲一脸的愠色，很家长地说，啥？你的收音机？家里头的东西，啥时候成了你的？看来，别说是我了，就是三哥也不能说是他的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尤其是到了晚上我的专属时间，已经养成了听着广播剧入眠的习惯，可收音机已经易主，无抓无捞地一时怎么能睡得着。我伤心一会儿，生一会儿父亲的气，再生一会儿李占科的气，再伤心一会儿……直到沉沉入睡。
大约过了一年的时间，李占科溘然去世了。几天的日子里，南头子李岳家哀声哀乐不断。这我不关心，我只胡乱猜度着我心爱的收音机会怎么样了呢？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父亲赶集回来，自行车后面竟然五花大绑着一台十七英寸大、沉甸甸的黑白电视机。有了电视机，我才终于将收音机从记忆中尘封了起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电的功用越来越大，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哪一样能离得了电呢。在人离了电和电器就活不成的今天，想起那小小的收音机，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是多么少不更事，为什么要生李占科的气呢？他实际上比我更需要收音机的陪伴。为什么要生父亲的气呢？这世上最不能亏欠的就是人情啊！
来了一位名人，好多人争先恐后地凑上去合影留念。不知道名人的心理感受如何，只见她始终面带甜美微笑，极具耐心地和这些热情高涨、轮番上阵、不知姓甚名谁的“粉丝”们一遍遍合影。也无法明白，她的“粉丝”们机不可失、迫不及待地和她合影，是把她当作黄金白银打造的高大荣耀台阶，展示出去可让自己高人一等呢？还是把她当作比风景更美的风景，从而使自己的照片更加出彩呢？我静静地、远远地站在一旁，目睹着眼前这热闹热烈热情的场面，不禁回想起三十年前与照相有关的一件事来。
一九八六的春季，我上初一第二学期。五月的一个星期日，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陶永明，组织全班同学去须弥山游玩，另外邀请了英语老师杨子贵，他有着一台在当时还比较稀缺的照相机。这是我第二次去须弥山。第一次是在初一的第一学期，全校师生好几百人去的，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山脚下，给老师同学们看了近一天的自行车，连“大佛爷”的面都没见着。这次去，终于让我如愿以偿、酣畅淋漓地瞻仰了所有洞窟里的大小佛像，登上了众多风景奇秀的山巅，穿越了大部分曲折幽深的峡谷，还造访了风平浪静、一碧万顷的须弥山水库，平生首次领略了那么广阔浩淼的水面，感叹了一番父辈们所打造的坝体工程的雄浑壮观。
看美了耍欢了爬乏了，同学们汗流浃背地下山来，在圆光寺里集中歇脚。几个男同学向僧人讨来几桶水和一个盆，冲洗脑袋胳膊消减暑热。我也热得难受，少不得凑热闹冲洗一番。杨老师不忘使命，不失时机地又招呼大家站好队列位置拍照留影。拍完照片后，大家一哄而散，纷纷躲到阴凉处去了。谁愿意在夏天的太阳下晒暖暖呢？可班主任陶老师还站在刚才合影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说，来，我和你合个影。我明明听清楚了，但又怀疑自己的耳朵，怔怔地瞅着陶老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陶老师也瞅着我，又说，过来啊，让杨老师给咱俩再照一张。我确定他在叫我，忽然犹豫起来，心中也迅速荡起一层比天气更加充满热度的波澜：陶老师要单独和我照相，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无尚荣光的事啊。可也正因为是单独，这又是多么令人感到局促不安的事啊。我不能再迟疑了，那边陶老师已经蹲下身去，杨老师也随着降下了身段，开始摆弄镜头了。和我要好的同学也推着我说，快过去啊。我只好顶着一头湿淋淋还往下滴水的头发，在同学们或羡慕或忌妒的眼光中小跑过去，挨着陶老师拘谨地蹲下去。杨老师找了找角度，随即按下了快门。
从须弥山回来后，我比任何同学都心情迫切地等待着照片能够快点冲洗出来。几天后，班长终于从杨老师那里取回了照片，一一分发给同学们。囿于当时的条件，全都是二寸大的黑白照片，五六十名同学挤在一起，后排同学的头比火柴头都小。饶是如此，同学们还是三五成群地围成堆，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对着照片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相对于他们，我还有着一份倍感激动的特殊期待——一张和陶老师的合影。然而，期待很快变成了失望。班长分发完照片，把一枚小小的底片交给我说，这是你和陶老师合影的底片，自己拿去洗一下。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是照片没有冲洗出来，还是只冲洗了一张给了陶老师呢？我是多么渴望能即时见到影像清晰的相片啊，可现在只是这么一枚仅有明暗轮廓的半透明胶底片。我只好用纸把底片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同时很快想到三爸。三爸在三营街面上开着照相馆，底片交给他，管保又快又好地给我洗出相片来。
放学后，我也不着急回家吃饭，直接去了三爸家，郑重其事地把底片交给了三爸。三爸说，过几天来取。我度日如年地等待了四五天，心急火燎地过去找三爸。三爸说，这几天忙着呢，再等几天。一连几次，三爸都说忙，还没顾上洗呢。这让我好不沮丧愈加急躁。等最后一次去问的时候，三爸竟然说，他忘了把底片放哪里了，找不见了。我本来已经开始忐忑不安的心，被三爸的这句话一把推下了绝望的深渊。我噙着满眼泪花离开三爸家，平生第一次对一个人的失信感到无比的憎恨和愤懑。我无法原谅三爸的漫不经心，好长一段时间里，每看见三爸一次我就生气一回。
过了不久，三爸家因为和邻居的矛盾无法调和，把院子从我家的西边拆迁到我家的东边去了。我还不死心，特意跑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三爸家老院子那里，在断壁残垣中仔细搜寻。我想，如果三爸把那张底片随手夹在了墙缝中，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这无疑于水中捞月，只是枉费心机而已，哪里能够找得到呢？现在回过头再想，三爸当时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到了不得不搬家的程度，他哪里有心情在意我的一张小小的底片呢。
而我之所以觉得那张底片弥足珍贵，是因为在它的方寸之间凝聚着一位老师对一名学生深切的错爱之情。
当过学生的人大约都有一种感受，老师都喜欢自己所代课程学得好的学生。作为班主任，除此之外，也还喜欢办事能力强能替自己分担一些班级事务的学生。而我，天生一副笨脑壳，尤其在数学课程上更显得愚不可及。一个笨头笨脑的学生，又能有多大办事能力呢？可陶老师偏偏错爱于我：陶老师治学是严谨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手中那把二尺来长的木头板子就是形象代言人。这根木板子，既打过男生，也打过女生，既打过倒数第一名，也打过正数第一名，却从来没有打到我这个差等男生的手掌上来。对于我不会做或做错了的数学题，陶老师会耐心细致地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仍然听不懂、他轻轻叹息一声为止；陶老师每次主持班会的时候，如果要往黑板上写点什么，总是把我叫上去代替他书写。虽然我的粉笔字还看得过去，可班里字写得比我好的同学又何止三五人？学校给班里分配下来两份入团申请表，陶老师将一份给了班长，一份给了我，让我有幸成为班里第一批入团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陶老师带我们到初二第一学期结束，考上宁夏师范教育学院进修去了。听说毕业后，又回到了黄铎堡中学继续执教（陶老师是黄铎堡镇金堡村人），还找了一个本校的女老师成了家。
按年龄推算，陶老师如果没有改行或调动，他应该还在黄铎堡中学继续着他的教育生涯。如果我想拥有和陶老师的合影，拜访一回他，或者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时过境迁，我并无此心情和念头。我只对那枚遗失了的小小的黑白底片经久难忘并深感惋惜。
一位头戴白色护士帽，身穿白色长大褂的女护士，一手握着注射器，一手推动活塞，一条细小透明的液体射线随之向上冲起，然后柔和地弯曲下转，分解成密集的小液珠，整整齐齐排着队，降落到地面去了。女护士把针头掉转过来，毫不留情地刺进我的臂膊，我感觉到不适和疼痛，可我毫无反抗之力，只能用撕心裂肺的哭声来表达我的强烈不满。
这只有一个镜头式的场景，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是来源于记忆。但那怎么可能呢？我才一个月大点。于是，我更愿意承认这是听了爷爷的述说臆想出来的。
爷爷说，在我一个月大点的时候，得了极其严重的气管炎和肺炎，在三营医院医治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天里，父母寸步不离地照看，爷爷每天踩着厚厚的积雪给父母送饭，总算把我挽留到了这个世界上。
乡间说“月里娃咯痰呢——老病了”。那场重病虽然没有夺走我幼小的生命，但也不肯善罢甘休，一直纠缠着我，尤以咳嗽最为严重和惯常。直到十六年后，我考上中专体检的时候，发现它依然阴影不散，害得我打了半个月青、链霉素，屁股疼得连路都走不成了。
父母对我的成长不无担忧，便依照习俗，给我认了个干大。据说有了干大或干妈的福寿庇护，爱“变狗”（生病）的干儿子、干女儿便可消病减灾、逢凶化吉、健康茁壮地成长了。于是，在我小时候，脖子上总是戴着一根用红布缝制，里面填充着棉花的项圈，是其他身强体健的兄弟们所没有的。
既然有干大，至少每年的春节里得去“认”一趟，一直要持续到成家后，才能变成继续“认”也合情，不“认”也合理的事情。
干大家在甘沟村，距我家仅二里路程。虽然有路可走，但沿着家门前的砂底子水渠向西偏北方向走去，进入甘沟村，西北角的那户便是干大家，倒比走路更便捷。
起初，都是父母亲带着我去认干大。记忆中，干大干妈总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欢天喜地，并盛情款待。干大给我的衣服兜里塞满糖果，把我抱到热烘烘的炕上，搂在怀里，笑呵呵地和父母拉着家长。干妈忙不迭地张罗着茶饭。我被干大拘禁在怀里，感觉到不习惯不舒服，但因为他给了我糖果而又不便挣脱。直到饭菜端上桌，才会稍感放松，可又要一口一口迎接干大喂过来的饭菜了。十岁那年的春节，父母指派十二岁的四哥陪我一起去认干大。两个娃娃的到来，显然让干大更加喜出望外，礼遇也是有增无减。虽然干大不至于再将我抱在怀里，但还是强拉着我和四哥坐到炕上去，握握这个的手，摸摸那个的头，就像几辈子没见过娃娃似的。四哥每次忆起总会说，那一回走你干大家吃美了。第一回吃到了香喷喷白花花的大米饭，几盘荤菜都是肉多菜少，你干大还只是一个劲地把肥肉片子往碗里搛，真格是吃美了！四哥自小嘴馋些，就把“吃美了”牢记在心。而我向来胆小，记忆深刻的却是，当我和四哥提着礼品到了干大家门前时，左邻右舍好几条凶悍的狗疯狂地扑了上来，仅凭四哥手中的一根木棍显然难以抵御。危急时刻，干大提着铁锹跌跌撞撞地跑出来，驱散了众狗，我和四哥才得以转危为安、全身而退。
干大奔跑的姿势和我年龄的增长，让我忽然间发现，干大的一条腿是瘸着的，就是正常走路也是一高一低地向前挪动着，虽然没有奔跑起来那样明显。回来后我问父亲，我干大是个瘸子吗？父亲板起面孔说，这娃娃，咋能那么说你干大呢？然后缓和了脸色接着说，你干大原先是大队里的书记。有一年下大雨，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陷在泥水里，你干大和社员们一起抬，三抬两抬，车翻了，你干大的腿被压在下面受了伤，行走才成了那样的。咦，干大当着大队书记却因干活而致残，这可与乡间传说的“队长队长地里一躺，书记书记地里不去”大不一样。我又问父亲，哪我干大现在还当大队书记吗？父亲笑着说，瓜娃娃，现在当书记也叫村支书，大队早都没有了。那时候，阶级斗争抓得紧，你干大带着社员们生产劳动能行，搞政治运动不拿手，就被免了么。不说了，说了你也听不懂。我又问我能听懂的。于是我得知，干大家的家庭构成很简单，干大干妈之外，还有一个干姐，曾经和姐姐是高中同学。还有一个干哥，在银北的一个煤矿上工作。再就一个干嫂，原先是大队里的保健员。干姐干哥，我应该都在干大家见过吧，只是如今已了无印象。记不清干嫂的面貌了，却还留存着一点模糊的记忆。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忘了是家里的谁生了病，干嫂来打罢针，看着我和四哥在屋里玩，问“哪个是干大的干儿子？”母亲指出了我。干嫂笑嘻嘻地用清洗针管的水对着我的脚前面打下来，我退到了门背后，地面上跟着盛开了一道润湿绵密的水花。仅此而已。
我对干大家自觉的情感认知正在萌发，然而就在这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轻易将其连根拔起，并从此切断了我走向干大家的路。夏收大忙，年迈体衰的干大干妈无力自行收割，干姐干哥干嫂又不在身边，只好花钱雇麦客。偏偏麦客又少，一连找了好几天，总算雇到了几个人，急匆匆领到地里去。收割完毕，干大把麦子摞成小摞晾晒，不用再担心时不时发起的雷雨了。过了两天，邻居来对干大说，麦子黄得都快掉穗子了怎么还不收？干大说，收过了啊！邻居说，自己去看啊，收过了！干大大吃一惊，跑到地里一看，自家的麦子果然原封未动在地里长着呢。原来，干大把地认错了，雇人收割了隔地埂别人家的粮食，不得不再次雇人收割。哥哥们就拿这事打趣我，怪不得老五笨得很，原来有那么个笨干大么，可不得有个笨干儿子。哥哥们只是当玩笑开，对我小小的自尊心却极具杀伤力。我自小就笨，当兄弟们将“大头”的桂冠戴到头上时，虽然不乐意，但我自己也觉得大小轻重严丝合缝没什么不合适。笨就笨呗，反正也是爸妈生的，我完全可以泰然处之、有呼必应。可现在不同了，我自己笨不打紧，还要背负起这样一个连自家耕地都认不准的笨干大，我的笨不仅要翻倍，而且变得有根可寻有据可查了，叫我如何承受得起。我发下誓言，我再也不会去认什么干大了。
接下来的每个春节里，任凭家人如何解释、劝说，我油盐不进、铁石心肠，毅然决然不再去登干大家的门。哥哥们认错道歉也于事无补，父母说他们也曾替别人家撒了一整天粪也毫无作用。即便普天下所有的农民都曾认错过地头，又能怎么样呢？
多少年里，母亲在叹息声中说，你干大好多年没见你了，一直问你呢。
又多少年里，母亲不再提起和干大有关的话题。
直到几年前有一次回家，母亲说，你干大两月前下场了，家里是你四哥去的，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我心里怦然一震，没有言喘。
从老家家门里出去，有一南一北两条路可供向东行进。无论走这两条路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到达两里开外，呈南北走向的大渠那里。大渠是村人根据其宽度、深度和长度信手拈来叫的土名儿，就像给小孩取乳名一样，很随意很朴实也很贴切。但大渠还有一个高大上的官名：秦惠渠。单这一个“秦”字，足以让人对它的悠久和沧桑浮想联翩。不过，即使它是两千多年前开挖的，但我小时候所见到的“秦惠渠”的模样，定然是后来重新疏竣修砌的，年代不会太久远。它底宽近三米，顶宽近五米，有两米多深，底部和侧边都用厚重的大方块混凝土板覆盖着。渠的两边，是挖出的泥土堆积起来的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渠畔，土也并不是太瓷实，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很松软。
每次回老家，都少不了到田地里去转悠。我们习惯从南边的路走下去，到达大渠后，沿着渠畔向北走，再从北边的路返回来，村东的田地基本上可以一览无遗。有时候，说着闲话，也就从那渠畔上漫不经心地走过去了。有时候，蓦然忆起童年的一件事来，我却要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大渠的大慈大悲。
大渠的两畔，春天里总会萌发出以冰草为主的各种野草。冰草是羊的美食，牧羊人自然忘不了时常光顾这两道漫长的“草场”。大约在我五六岁时的一个夏天，父亲赶着生产队里的羊去放牧，我充当“押梢子”的放羊娃娃。羊群被带到了大渠畔上，心情愉快行动散漫地享受着鲜美的青草。牧羊人完全可以玩忽职守。父亲坐在渠畔上，掏出旱烟袋，开始卷旱烟。我向渠里丢土坷垃打水花玩。正是夏灌用水期，大渠里流动着几乎满渠浑黄的水，有近两米深，水面上只露出一层盖板。渠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没有波澜。土坷垃丢进去，击起一朵低矮的柱形水花，顷刻间散落，产生一个小小的旋涡，向下漂流几步远，很快也被水流吞没了。打水花也有些意思，可盯着急速的渠水时间稍长点，难免让人眼花头晕。我不打水花了，沿着大渠畔逆着水流的方向一路向南，佝着腰在草丛中寻找我喜欢的东西。细茎细叶的“黄米庄庄”草，像缩微胶囊模样的绿色荚果，有火柴棍粗一厘米长，吃起来脆嫩中泛着一丝丝甘甜。如果运气好，或者还会邂逅一株可爱的“蒿瓜瓜”草，枝头悬挂着几颗诱人的“蒿瓜瓜”。“蒿瓜瓜”有拇指大小，呈橄榄形，绿色表皮带着纵向纹路，很好玩，也比“黄米庄庄”吃起来实惠得多，味道也好得远。除了找食这一类免费的“瓜果”，还可以采集各种野花呢。黄色的“黄鼠草”花、蓝色的野菊花、紫色的“野狐子豆角”花、粉白色的“苦蔓”花，虽然都算不上大气磅礴、雍荣华贵，可也各有缤纷色彩和淡雅芬芳，攥在一起就是一束绝美的插花，更何况还可以拔几枝软绵绵的狗尾巴草做点缀呢。“骆驼蓬”草蓬勃成一大片，匍匐的长蔓上也有着淡黄色的花和圆球形的小果实，完全可以采摘来为我的插花再添色彩，不过总有四脚的小蜥蜴出没其中，只好望洋兴叹了。
这样找着吃的，采着玩的。我已经离开父亲坐着的地方很远了。回头望去，坐在渠畔上的父亲大约只有拳头大。这时候，无意中往渠中的一瞥，让我有了大吃一惊激动万分地发现。水面上竟然飘浮着一条五寸多长的“大”鱼。鱼这东西，我最先是从“连年有鱼”的年画上认识的。活生生的鱼，还是以前在大渠底小水窝里首次见过，也不过是长不盈寸的小鱼（或者是泥鳅也说不准），何曾见过这么大的真家伙。大鱼侧身躺在水面上轻微地上下浮动着，三角形的脑袋上，一只眼睛死死地瞪着蓝天白云，满身紧致的鳞片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身后拖着一条八字胡形状的尾巴。一种要拥有它的强烈欲望瞬间左右了我的全部意念。我将“拈花惹草”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手里的花草不知不觉中已经扔掉了，顺着水流在渠畔上风一样奔跑，赶上了鱼，急忙顺着盖板向下溜。脚下一滑，我本能地用手抓住盖板的上沿，才没有掉进水里去，可一只脚已经感到了水的冰凉和速度。鱼不停留不等待地继续向下游漂走了。我这时注意到它离渠边还有着近两尺远的距离，趴在渠边上，我根本够不到它。我爬上渠畔，边跑边想，不下水够不到，得脱了衣服下水去捉才行。我停下来，慌慌张张地脱了个一丝不挂，也顾不得石子枯草茎扎脚，卷起衣服鞋子奋起直追。看着追上鱼了，我就扔下衣物，顺着盖板向下滑，可接近水时，鱼又漂走了。如此这般折腾了几番，离父亲也近了，我扯开嗓子大喊，大，快点，渠里有大鱼，快点！父亲站起来，没听清，又问我，我声嘶力竭地又重复了一遍，父亲总算听清楚了，操起刀铲，蹲在渠畔，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水面。我担心鱼已经过去了，就见父亲将刀铲伸向水面向上一挑，一道银色的弧线从水面升起，然后坠落到渠畔上。我知道，父亲成功了。鱼软塌塌地粘在草地上，浑身湿漉漉的，我迫不及待地捡起来，感觉到黏黏的滑滑的，同时也闻到它散发着很浓的腥气味，并杂夹着一丝腐臭。父亲说，一条死鱼么，我还当啥着，扔了去。可我哪里肯依？爱不释手地捧着，把它当作宝贝一般把玩摆弄。
傍晚，我兴冲冲地回到了家里，家人们看一眼死鱼，全都毫不在意。爷爷说，臭了的鱼，吃也吃不成，扔了去。我也觉得鱼的味道确实越来越难闻，可总舍不得扔掉。折衷的处理办法是，爷爷用细麻绳子把鱼穿起来，吊在了窑房门前的木橛子上，这样我就每天可以看到它了。
然后，我就看着这条鱼一天天变干瘪，一天天变腐烂，鱼鳞也泛出幽幽的蓝色来了，吸引着大批的绿头苍蝇嗡嗡乱飞。过了几天，鱼就不见了，可能是被大人扔掉了，或者被野猫偷吃了。
现在，当我行走在已经被拆去了混凝土盖板，填了半渠黄土，不再发挥水利作用的大渠畔上，想起这件事情，心里总是充满了后怕。如果当时我的手没有迅速地抓住盖板的上沿，或者我聪明点，跑到鱼的前面义无反顾地跳下水里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亲人们会在哪里找到我，我不知道。但那绝对是我在这人世间最后的一次野外游玩了。亲人们难免悲痛，也知道我是被水淹死了，又有谁会知道为什么呢？
谨防儿童溺水事故，即使是在河流湖泊沟渠不多的地方，也须如此。
三爸家早先在我家的西面。后来，因为邻里不和，又重新修庄打院挪到了我家的东边。再后来，举家搬进城里过起了市民生活。部分田地流转了，未流转的栽着树苗。院子大多数时间空着，三爸只是偶尔回来察看一下。
三爸住在我家西面的时候，我还小。他家院子东边有近一亩大的一块地，按农村人的习惯，照例是种几样蔬菜，看管起来方便，吃菜也方便。菜地的东边紧挨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经过北沟，连接到北边的邱家庄去了。这条路既是庄里人到村北的田地里劳作的主路，也是连接两个村庄的主通道，来往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紧邻路的东边，就是我家的“雨子”坑。
小时候，常被爷爷派去看“雨子”，也就能看见三爸三婶在菜地里忙活的身影。
有一年，三爸在菜地靠路的这边种了几行南瓜。可能是土地的粪肥上得足，也可能是南瓜的籽种好，或者是三爸三婶栽培得精细，反正那几行南瓜从破土而出就气势非凡一路领先，长得比谁家的都好，也长得比谁家的都快。
来往过路的农人们，看到三爸家那几行刚出土的南瓜苗也夸赞，看这几行倭瓜（故乡人把南瓜叫倭瓜，是否来自日本呢？）苗出得整齐吗？我家的有一窝没一窝的。苗长大点开始扯蔓也夸赞，看这几行倭瓜长得壮实吗？我家的长得小，还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南瓜开花坐果了也夸赞，看这几行倭瓜结得繁吗？我家的才打花包呢，还稀稀拉拉的。别人夸赞的时候，三爸三婶不好意思地笑着，就像自家的南瓜长得好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说，都一样么，别人的粮食歪（音，意思是长势好），自已的娃娃乖，我看你家的长得才好呢。
我也看着三爸家的这几行南瓜，要比我家门前的几窝南瓜长得好很多。它们中空蜿蜒带着软刺的茎蔓肥胖水嫩绵长，坚挺有力的叶柄托举着心形且大且厚且绿蒲扇一般的叶子，层层叠叠连成一片，就像给路边砌起一道绿色的、透风的、浮动的矮墙。透过硕大碧绿的叶片，金灿灿喇叭形的大花朵一朵接着一朵绽放，吸引着勤劳的蜜蜂陶醉其中。花儿蔫了，后面就多出来一个绿色小圆球，这就是小南瓜了。这些小南瓜好似见风就长，今天核桃大，明天洋芋大，一天一个样。到了八月份，三爸家菜地里的南瓜都长得很大了，一个个都不愿在叶子的庇护下生长了，把它们泛着诱人的橙红色、金黄色、墨绿色、灯笼外形的果实凸现到近半米高的叶子上面来了。其中有一只巨无霸南瓜，更是挺身而出独领风骚，把半截红艳艳的身子冒出了叶面，十分突兀地蹲在地里，让人都不敢相信是南瓜了。过往的行人更加赞不绝口，说三爸三婶把南瓜务成了。就连村里的老汉们也特意拄着拐杖过来观瞻并颔首赞许，真是活到老经不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俊的南瓜。有人用手拍着巨无霸南瓜跟三爸开玩笑说，赶紧把这个南瓜摘了去，都有六七十斤了，再长小心成了精。三爸小心地陪着笑说，让再长一长，等过了八月十五经了霜好留种子，明年大家都种几窝。说笑的人走了，三婶想把南瓜蔓拉着苫一苫，可哪里能牵得动、苫得住呢？
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清晨，我还躺在被窝里，就听见一个妇人的声音从上庄到下庄，再从下庄到上庄边哭边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得知，三爸三婶的那个巨无霸南瓜不见了。
丰盛的晚饭早早地吃罢了。母亲照例是劝这个再吃点，劝那个再加点。可好几个人在刻意减肥呢，哪里愿听母亲地劝。末了，母亲只能自言自语，尽量少做少做，还是剩下这么多……
天色尚早。晚饭后怀揣闲情逸致，闲庭信步似地到田地里走走，已经成了趁着节假日回到老家聚首的兄弟们的共同习惯。
田地里农作物的品种寥寥无几，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块玉米，几块蔬菜。更多的是一块块的树苗，竹柳、针叶松、新疆杨、国槐、枸杞等等，不一而足。庄稼地不像庄稼地，更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苗木林场。
到了隍庙梁地——村庄东部的最高处，回头眺望。夕阳点着了西天边的云彩，红彤彤燃烧得正旺，被映照上一层古铜色的村庄静默着，显得安定从容、波澜不惊、悄无声息。它比过去长大了不少，也比过去壮实了不少。可同时，似乎有一丝空虚和孤寂也在滋生暗长。
作为一个村庄，这个时候，竟然看不到几缕炊烟，听不见孩童的喧闹，也绝少看到荷锄暮归的农人。
思绪随着晚风飘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是人与饥饿做着最后斗争的年代，正是我能记事的童年时光。
也是在夕阳滑落到接近西山畔一竿高的傍晚时分，村庄里便会相继升起一缕缕炊烟。那炊烟缥缈细弱、有气无力，以致被风轻轻一吹，便消散得无影无踪。当炊烟从烟囱上连根拔起后，庄子里四处便会响起母亲们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呼唤声。那一声声悠长的呼唤被晚风一浸，便渗入了几多悲凉和辛酸。可它却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无论子女们在野外的任何角落，拔着草、剜着野菜、看着自留地里的庄稼，都会和他们早已咕咕直叫的饥肠饿肚对接上“信号”。阡陌里，踏着夕阳的余辉，全是步履匆匆向着村庄的方向奔走的孩童们，像归巢的鸟雀一样喧闹。
晚饭吃什么？那是每一位母亲已经愁肠百结了好半天的事。“吃了上顿愁下顿”，家家如此，天天如此，年复一年。不要希冀什么清油白面，那是晚上睡着后在苦涩的梦中才会有的。其实，孩童们已经对粗粝甚至难以下咽的饭食习以为常了，从来没有幻想着要“吃好”，而只是担心着能否“吃饱”。就单单这一个“饱”字，而止千斤之重，它沉甸甸的份量，压弯了每家大人们的脊梁，绞尽了大人们的脑汁，刺痛着大人们的神经。
无需赘述当时的大人们，面对着用芨芨草编制成的所谓“粮食囤囤”里，盛着的按工分分配下来，为数不多的几百斤麦子和糜子，那可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啊——是怎样地虚汗直冒心里发慌？面对着清汤寡水的饭食是怎样的辛酸凄惶？张罗每一顿饭食又是怎样残忍地考验和折磨着每一位家庭主妇？单就一个吃饭问题，对我的个性、生活习惯乃至人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那时候，人们在路上相遇的问候语，是标准化模式化的三个字“吃了吗？”被问者笑着回答“吃了”。可“吃了”二字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笑容更是和愉悦无关。如果有人走在路上，啃着冰冷的洋芋或者干硬漆黑的馒头，又不巧遇见别人，只得将带着自己牙印和口水的食物伸向对方问“吃吗”？对方的眼睛紧盯着那口吃食，却口是心非地回答说“不吃，你快吃”。实际上回答者说吃，问者也未必会真给，当时不就流行着一句话吗？“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米。”因此还是回答“不吃”好，彼此顾及了面子，又显得彬彬有礼。在路上看见这样的场景多了，我就模仿着去学。有一次，我吃着一块玉米面馍馍刚从家里出来，大路上碰到了邻居家的大人。我学以致用地问，你吃吗？他快速地向四周看了看，见别无他人，说声“吃呢”，就把那块金灿灿的玉米面馍馍从我的手里近乎夺了过去，一边大口吞咽一边快步走远了。只留下我怔怔地站在当路，眼里噙着泪水，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是应该说“不吃，你快吃”吗，怎么就拿走了呢？这事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障碍。时至今日，对于请客吃饭和被请客吃饭，我不但不热衷，甚至心存反感和抵触。除非万不得已，对于别人的邀请，一般是能推就推。当然，更不会没事找事地去主动邀请别人吃饭。
“喝沫糊”，是当时的家常便饭。所谓“沫糊”，就是先烧开一大锅足够一家人喝个肚皮滚圆的开水，然后向里面撒进去一半碗黑面，熬熟之后略呈糊状，但依然清可照人的流食。吃这种食物，最好是趁着刚吃罢的那种短暂的饱胀感尽快地睡觉。如果硬要耍上一阵子，那么一两次酣畅淋漓的小便，就会迅速地删除掉这顿？“饭”的全部意义，肚子会纠缠着你可能整夜难以入眠。不过，早睡的弊端也是显然易见的，时常出现在炕毡上那巨幅的、丑陋的“地图”就是无言的质证。喝罢“沫糊”，碗上总是粘着那么薄薄的一层。虽然薄，却显得更接近“糊”的概念，自然无法割舍。想个办法，把碗扣在脸上，用舌头去舔。舔完的碗，似乎都没必要再洗了，反而是鼻子、脸上黏黏的倒需要洗或者擦一下。吃完饭舔碗这个恶习，后来总算是改掉了。不过，剩菜剩饭总是舍不得倒掉，总要把它归结到“人的肚子，杂货的铺子里”去。在筵席上，看见那么多剩下的大鱼大肉，一贯有着“吃不了兜着走”的行动，反正偶见别人也在行动，因此心安理得。后来，知道别人打包回去是给人家的“点点”“花花”吃，可“点点”“花花”并非她（他）亲生的“儿女”，忽然感到了莫名的愤怒和极大的耻辱，也就不再行动，只剩下一份冲动了。
有一年春耕时，社员们发现了珍宝——秋天洋芋没有挖尽，一犁地“潜伏者”全部暴露了出来。那东西埋在土里，经过一个漫长寒冬的冷冻，现在融化了，干瘪萎缩、软软地、蔫蔫地渗着水。社员们说，冻了的洋芋并没有坏，肯定能吃，纷纷抢着拾。中午，我家也便有了一锅散发着浓烈腐败气味的煮洋芋。没有洋芋的洁白，通体是铁锈红色。也没有了洋芋的细腻面软，咬一口，竟然是败絮一般的丝状物。关键是没有洋芋应有的甘甜可口，浓重的腐烂味中还夹杂着一股明显的辛辣，实在让人难以下咽，纯粹比坏洋芋还要难吃。不是吗？邻居家主妇给生产队养猪。有一年冬天，用大锅煮坏洋芋喂猪，有些坏洋芋还有一星半点并没有坏掉。邻居家的儿子和我们偷偷地过去，装作在玩，看没有人了，他妈就把坏洋芋给我们，吃着那叫一个香。一连几天，每天吃得饱饱的，耍起来都有劲，幸福得像过年。可这冻洋芋，实在不好吃。爷爷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和蔼地讲往事开导我。我记不清楚人物的名字和事情的细节了。大意是说，不出方圆十里，曾经有一个当大夫的人，看完了病，主家特意用饺子款待，他把饺子的馅吃了，饺子皮全部剩下了，说是这个东西不好吃。六十年代“低标准”的时候，别说不好吃的饺子皮，连更不好吃的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了，活活饿死了，就是他当初把粮食的“孽”造下了。爷爷的话让我再也不敢信口开河地诋毁哪种食物不好吃，而且再也不敢挑食。虽然我不反对吃点好的，却也从不把美味珍馐当作生活的一种追求。吃饭时，媳妇偶尔忘记了，问我，好吃着吗？紧接着自言自语道，算了，白问了，肯定还是那句“饭么，怎么不好吃？”我就笑了，知道你还问？
“谁吃饭还不掉个米粒”。确实是这样，关键是米粒掉下来后怎么办？最初，自以为掉到地上的食物粘土了，脏了，不能吃了。母亲捡起来，吹吹土，自己吃了。说：土么，长五谷的东西，有啥脏的？“低标准”的时候（又是“低标准”，只要和吃有关，那时候大人们总爱讲一些发生在“低标准”时期的真人真事，来潜移默化地教导我们。这让我觉得“低标准”不是一个名词，它简直像洪水猛兽一般狞狰可怕，时刻要掏空人的肚腹致人于死地，实际上它确实也做到了不少），你赵姑夫（村里一个老者，乐享九十多岁高龄后辞世）饿得受不了，到三营街上去想着弄点吃的。看见一个人买了个油饼子，刚要吃，你赵姑夫扑过去夺在手里就跑。你想么，他一个饿疯了抢着吃的人，哪有力气跑得过买着吃油饼子的人呢？很快就被追上了。你赵姑夫急了，把油饼子塞进街上一堆牛粪里。那人气死也没办法了，踢了你赵姑夫一脚走了。你赵姑夫把油饼子拿出来，擦一擦香香地吃了。这样一比，掉在地上的食物可不是干干净净地么？我捡来起来照吃不误，多么让蹲在面前的狗、踱步在身边的鸡失望啊。这个恶习，我改掉了一半，保留了一半。在众目睽睽的公众场合，多少要顾及一下其实一文不值的颜面，我不会再这样做；但掉在自家餐桌上、地板上的饭粒还是一如既往地捡起来吃掉。而且，在吃馒头、饼子这种易掉渣的食物时，我会用两手捧起来吃，就像松鼠吃松果的样子，一点也不懂得文雅为何物。这姿势的优势在于，落在手心里的食物渣子，既不会落到地上，而且只需一口气便可吸食干净，省了好多捡食的麻烦。
“粮食囤囤”里的粮食虽少，可毕竟有些。隔上较长的时间，奶奶和母亲就会又簸又筛地收拾少许，用自家的石磨推出面粉来。总是奢望着，刚新磨了面粉，或者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白面揪片子，或者黑面的也行。可母亲从纸糊的面缸里舀出来的面，并不比往常多，做出来的饭照样清汤寡水。也曾向母亲抗议过。母亲说，六二年还是六三年，过春节，食堂里发放了好几天的吃食，停了灶。你姚家婶婶没有把握住，一天把好几天的吃食吃完了。离食堂开灶还有好几天呢，你们姚老师，那时候还是个两三岁的碎娃娃，饿得头都掉下了。你姚家婶婶没办法，把自己结婚时的一条裤子卖了几块钱，买了几个鸡蛋，一天一个打给你们姚老师吃，总算耐合到食堂开灶，才把命拉住了。这就是个教训，不能做那种“有了一顿，没有了抱棍”的事情么。母亲的这番说教，在我小时候的心里就开始生根发芽，早就根深蒂固了。现在，虽然吃饭问题无需顾虑，可对于家庭的开支用度，我总是抱着细水长流、居安思危的观念，一切以生活必需为原则，向来不会大手大脚。
“小偷”，一个让人鄙夷和痛恨的词眼。可在那个年月里，庄子里只要是跑得比看庄稼、看园子的老汉快的少年儿童，那个又不热衷于成为“小偷”中的一员呢？偷什么呢？不是别人家的钱财，目标就是庄稼地、果树园里的粮食和水果。偷几颗能酸倒牙的杏子或者青涩的苹果，都能快意享受一番，既解馋又能多少安慰一下肚腹。拔一把正在灌浆的小麦，找个沟岔用火烧个半生不熟，也可以吃出一个漂亮的黑嘴圈圈。我那时还小，没有把握能够跑过看管的老汉，却也站在地头的路上，亲眼目睹过腿脚麻利、身手快捷的“小偷”们，是怎样谙熟地运用着“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兵法进行偷窃的。一小帮子在地头的那端，明火执仗地扑进地里，还有人故意大喊“娃娃偷豆角子了”。这一头窝棚里的老汉手提着木棒，忙不迭地、连扭带拐地跑到那边去驱赶。那一帮“哄”地一声跑开，却并不离去，只是笑嘻嘻地听着老汉不住地叫骂。这一头，一大帮真正的偷窃者匍匐进地里，悄无声息地将他们双手的速度发挥到极致。等到塞进裤腰里的衬衣内一圈都装满了（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满腰转”）豆角，相互摩擦着发出“咯吱咯吱”悦耳的声音时，又匍匐着悄悄地退出。走出老远，隐蔽处打一个声音嘹亮的暗号，那边的一帮才集体朗诵着“老汉老，拔冰草。冰草断了，回去没饭了……”的顺口溜，算是对看守老汉半天辱骂的回敬，急急地撤离了。然后和已经得手的“大部队”汇合“分赃”。其实，这种小伎俩频繁使用，看守的老汉岂能不知，他更知道“小偷”中或者就有自己的孙子，或者队长的儿子呢。只不过演一出现实版的喜剧给路过的社员或者队长们看罢了。然而，这种对小孩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如果哪个大人胆敢在漆黑的夜晚去仿效，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庄里某人曾经偷了两捆麦子，被告发出来，是被用法绳捆去坐了几年“班房子”的。而如果看管的人真实地负起责任，那么即使是小孩子，其要承担的后果也非轻如鸿毛。大夏天，公社里一个女娃娃偷着掐些已经很老很柴、作为牲口草料的苜蓿回去吃，被看管的人发现了，追着女娃娃满山满洼跑，虽然最终没抓住，女娃娃已是跑得嗓子眼里冒烟。回到家里，抓起马勺痛饮了一通凉水，凉水激热肺，她被饥饿无情地吞噬了，再也不用为肚子煎熬了。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由此引出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迫于肠胃的专制，做出了令自己也会涨红了脸的苟且之举，那么，大可以以“偷食不能算偷……为了肚子的事，能算偷么？”的态度来对待。可惜，多少偷窃者，其心也雄其志也壮，其举动并不关肚子多少事。
即便吃喝如此紧缺，可还有更其艰难者。每当听到门外的狗狂吠起来，紧接着便会在大门口出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面无表情、肩上搭着布袋，一手拖着棍，一手托着碗的乞讨者。有老人，有小孩，或者是老人领着小孩。无论是奶奶或者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从笼里拿出可即时食用的黑面馍馍，又从面缸里舀出一碗黑面送过去。我不明白自顾不暇的奶奶和母亲，为何会屡次出手如此大方？答案也在母亲的讲述中。在姐姐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度断炊。小姑带着姐姐，也和门口的来者一样，拖着一根木棍四方讨要。周边的村庄是首选。可大家一步邻近，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只能越走越远，最远时一路向北到了中宁地界，前后两月有余，要回去的粮食也就小半袋各色杂粮。也曾经去过东边三四里外的赵寺村几次。大嫂的娘家就在赵寺村。大哥大嫂结婚那年，小姑看见大嫂的娘家妈一脸尴尬，多少年前，就曾经在她家门前张过口要过饭啊。双方谈起来，喜笑颜开中，蕴含着多少酸楚啊。“人”就是相互依靠，相互帮扶着往前走的。对有切实困难、穷困潦倒的人，即使不能给予援手，最少也应该表示同情而不是相反。
那历时几年缺吃少喝的艰苦岁月，让我对食物的认识是，它不只是解决饥饿的东西，它更是关乎生命的东西。没有了它，人的生命将会受到巨大的威胁，或者会因此而终结。人命关天，而食物又关乎生命之安危，因此才说“民以食为天”。金银珠宝何足贵，只有食物才是这世间弥足珍贵且不可或缺的真“宝贝”。我就是这么个理解法。
土地承包后，长期笼罩在人们头上饥饿的黑幕终于被掀开，生活明媚的阳光终于照射了进来，人们也逐渐从忍饥挨饿的梦魇中走了出来。但那梦魇中的情景还在，人们一时还无法彻底忘却。八十年代的头三四年，人们还是坚守着“以粮为纲”不动摇。虽然土地被划割成大小长短不一的条块，但等庄稼长出来覆盖过地皮，还是连成大片、一望无垠、整齐划一的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人们在小麦种子的选择上费尽心机，什么“永良”“麦卡”，一个接着一个变换，要让有限的土地里打出更多的粮食来。感谢农业科技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的小麦品种，确也让田地单产年年提高，农家的粮食袋子越摞越高，农民的心里越来越踏实。粮多柴草也多，从那时候起，庄子里的炊烟是多么的升腾有力缭绕不绝，炊烟下面的饭锅里盛着的内容是多么充实丰富，村妇们唤儿吃饭的声音又是多么欢快有底气。经过几年，家家户户积存的陈粮开始生虫发霉了，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吃饭好像也并不是令人愁怅的大问题了，仓里满满的肚子圆圆的。可是腰包还饿得很呐。就有人尝试种植压砂西瓜，“一亩园十亩田”，“大团结”数得人热眼。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转移，以经济收益为导向，胡麻、西瓜、葵花、甜菜、玉米……一路变化着种植下来，直到如今遍地长满了各种树苗。最初一统田野的小麦，早在新世纪伊始就彻底地从村庄的庄稼地里销声匿迹了。
在苍茫的暮色中往回走，村庄已经开始安然入睡。可我的思绪仍未中断。我觉得，农业，跟农民开了个玩笑，它让农民不再种庄稼而习惯了买粮吃。农民，跟农村开了个玩笑，他们把村庄建设壮大了、漂亮了，却一拍屁股上的黄土，纷纷奔涌到城市里去了。农村，也跟农业开了个玩笑，在经济发展变化的快车道上，它直接把农业“拒载”了。就连轻巧的电磁炉灶，也不甘寂寞，跟那被编成“一个黑狗，向天张口”谜语的烟囱开了一个小玩笑，不让它再喷烟吐雾，只能像抹了胭脂一般张着一张红唇了，村庄就此缺失了炊烟的缭绕。
节假日，青壮年农人们回到村里来，探望被冠以“留守”二字、安享天年的老人。村道上遇见，相互的问候语变成了标准化模式化的“回来了？”三个字，话语里充满自豪和自信。而“吃了吗？”已经随着三十余年前的晚风，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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