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序,我眼中,天下只有一个人在我之上:鲁迅。
据我功课,只有郭老(郭沫若)对秦始皇长相的考察是靠谱的:即除了美男子没有第二种可能。这有点像:我从事翻译最强调“信”。
看到垃圾派、废话帮、文艺范儿把布考斯基当外公,真令我啼笑皆非,那可真是哭错坟了!
我不写我没体验过的。
如果中文诗后来不发展,是译不出西方现代诗的。所以,写诗跟不上趟的人,是做不了好翻译的。
将《9·11心理报告》砸在泛公知的脸上!诗人唯一的发言就是诗歌!
我编的《新诗典》,几乎天天都在打泛公知的脸!编有灵魂,译有灵魂,写有灵魂,面对尔等这些没有灵魂的碎嘴子!
史失,求诸诗。
我在写《台湾行》(组诗),内心的冲撞所带来的损耗,让我没有气力一天写两首。没有人向我预告过,就像我第一次出国,没有一首诗向我预告过:最先思念祖国的是肠胃。
你愚昧可以,晒即罪。
写诗之爽,无以复加,无以替代,若有下辈子,还是做诗人!
我若一心作文,不出美文,断无可能。
垃圾、废话、文艺范儿最终会恨上布考斯基的,他不是杂碎们的亲人,而是敌人!任何有灵魂的人都是行尸走肉者的敌人!
美国文化的强大在于:在欧洲人把文明正确的价值标准公式化以后,它还能出布考斯基。
“冕”是什么?诺贝尔奖吗?布考斯基比百分之百的诺贝尔诗人更厉害。
孩子们以为诗连贯了不对,真是的!古诗没读通造成的!
任何人都该来老布这里补一补现代诗的课!
我们的诗还是太有目的了——直奔主题,诗言志,还是土。
在网上,他们喜欢把“诗”写成“湿”,喜欢把写诗的分行调侃成“敲回车键”,见到当代诗人发的诗他们便条件反射地质疑道:“这也是诗?”,他们习惯于用古诗来压新诗,用死者来压活人,他们崇拜富商、明星,嘲笑诗人——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青少年……
这个时代,这个坛子,在我身上笑话百出,一个坐拥三四首超级名作的诗人,被一句不名的一群人说成是“伪诗人”、“混子”。
10天改完学生卷,真不是个好老师,但我是个好作家,改卷时老想着快点改完,写作时知道写不完(完了还有),前者是折磨,后者成享受——个中区别就在于此。
诗江湖那会儿,我看到有些诗选诗奖诗榜发出来,明显不好不公和外行的,我还要耿直地发表一点意见,大家没有发现:《新诗典》开办后,我再不说了,我在做:你不好,我就要好,你不公,我就要公,你外行,我就内行。如此,《新诗典》今日之大好正是踩在那些不好身上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谢谢啊!
当代无史,作品即史,《新诗典》即诗歌史。
在绝对的现代主义都已经显得陈腐的年代,徐江对现代诗与新诗所制造的“二元对立”,对现代诗要义的不厌其烦的强调,与其说是贡献,不如说是拯救!有些同志不理解我《新诗典》的选诗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选新诗,甚至不选味道陈腐的现代诗。
君不见,新世纪以后,有人直接把腐朽当旗帜,譬如:逸乐、新红颜。有人在形式上进入胡写胡来的破罐子破摔。
有人说:《新诗典》只展现了一枚硬币的一面。我心说:另一面有赖于你来展现,可它是硬币吗?还是一张破烂的毛票?
西北有这么个现象:爱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隐者、高人、师爷,突然跑出来,给我摇扇子。
内马尔发明了一种新的过人法,语言无法描述;依稀记得,用脚后跟挑过头顶的过人法是马拉多纳发明的。我的意思是功利的足球尚且无法阻挡艺术家的发明,那么诗歌呢?你为诗歌发明了什么?
我确实在变老,过去诗江湖那会儿,早就破口大骂,什么这个榜那个年终总结,过去三年,中国诗坛如果只能提一首诗的话,就是《梦》系列,其它与之相比皆为鸡毛小作。
费德勒对穆雷,站在谁一边,永远的纠结,通常是谁状态好我就站在谁一边,我从来不给相对弱的一方加油,从小即如此。
译茨娃的感受:我最善于译出铿锵,但我却不喜欢铿锵。
专注力和一个人的天才指数成正比。
伏案精心校对《当你老了:世界名诗100首新译》全书稿,太奢侈了!满嘴语言的黄金钻石,心有一近一远两大后怕:假如一年前我没有翻译它们,我永远不知道世界这么好;假如三十年前我没有选择诗或者说诗没有选择我,我的生命将会多么干瘪乏味,一个被我父亲设计的注定平庸的建筑设计师!
在对中国诗歌成就的评估上,我是最乐观的,甚至被总结成“盛世说”——君不见,这三十年,乐观的预言家和展望者都胜利了。
从《新诗典》的历程来说,最开始让大家大吃一惊:同行这么好!接着被我和老G译的世界名诗一路压着,让我们重归冷静。接着进入第二季后,毫无质量降低之相,令我再度高看中国的诗人队伍,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存在质量降低的可能,因为新的佳作不断写出。
校对金斯堡《嗥》的感受:乱棍打死老师傅!被逼无奈之举!
选择与经历意味着什么?一些当年在诗江湖上的边缘诗人(甚至潜水者)通过《新诗典》将近两年的现场淬火,业已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主力军;一些当年在诗江湖上似乎更活跃更引人瞩目的诗人,在新浪微博里把自己泡得面目全非诗心全无,在《新诗典》这里也只能有一搭无一搭,配菜而已。
你身体吻合度最高的文本,可能是最擅长的,对华夏一族,只能是诗。
《当你老了:世界名诗100首新译》就快校对完了!怎么说呢?这是一本六星级的书,是你编辑生涯所出过最有含金量的书(只能排第一),80个大师(近年几位诺奖得主在里面是最弱的),诱人吟诵出声的译笔(我自吹得准确吧?),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说了!
《当你老了:世界名诗100首新译》校对完了,阿娃《安魂曲》压轴,不愧女皇,将这只世界巨轮压得稳稳的!
对于布考斯基的诗,读不出好的人,是不幸的。
中国诗歌已经好似德国足球,即便伤兵满营也会有人挺身而出!谁都可以被取代!
白大诗人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中国诗歌永恒的写照。
庸人以为我爱自吹自擂,我不过是道出实情而已,为什么要道出实情?我不过是想向后世表明:我是尼采而非卡夫卡。世界上有两种牛人,一种是知道自己牛,如尼采;一种是不知道自己牛,如卡夫卡,我以为前者才是真牛!
创作是自选动作,裁判工作比较复杂;翻译是规定动作,容易高下立判。
我在强调宽,在某些同志看来是不是有点搞笑?但我骨子里就是个宽人,创作也是。
三天改诗,嘴角起泡,可见用心之深!微博真的有意思,过去以为锱铢必较反复修改者,原来是在线写作抖机灵;本人妙语连珠口吐莲花,却是个讲究沉淀、黑暗里写、反复修改者。
坏诗人装好诗人的难度,要低于小诗人装大诗人。
每个字,每个音,都有讲究。有人读了《新诗典(第一季)》给我发纸条:口语诗原来已经这么精致了!——我特别重视这条评语,这是我们的胜利!
我从来都不泥沙俱下,我不喜欢这个成语。
不悲哀,因为为钱忙的,肯定不是诗神派来的大天才。
我发出的先声,可以在公知面前摆摆老资格,1998年,我32岁该写此一文,叫牛逼;2013年,我47岁再搞这种行为,就是傻逼了。唯有拒绝加入任何作家组织(包括海外的),是永远不变的。
365天每天选1首编成的书,与一个月编成的书,不可能是一个质量,何况还是由我来编。
你心中的诗,决定你写什么样的诗,方向真的很重要。
一个内心很多元化的宽容者,有时候直接等于平庸诗人。写诗时你必须是个暴君,编诗时你必须是个CEO。
《行》与《梦》会成为我终生写作的两大系列。
在我润色仓央嘉措的经历中,发现藏族同胞怪怪的,你们不喜欢仓央在汉语里变好吗?
有些大男人,生命力根本不及小女生,不专注、不坚持都是生命力弱的表现。
要是别人译的,早就一惊一乍了,文坛诗坛待我,向来是双重标准,逼我不论做什么,只能直取巅峰,砸烂你们的标准!
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可以一辈子当混子了,但是我没有。
我倡议长安诗歌节同仁要在单篇诗歌的冲击力上加强,要在先锋性上不妨二一点,不能因为《新诗典》注重了经典性而忽略了先锋性,我的《梦》系列可在前面一路狂奔着呢!
汉族老觉得自己懂李白,藏族老觉得自己懂仓央,真的懂吗?深深怀疑!
今天,诗人,中国最优秀的诗评家之一唐欣博士光临寒舍,他夸赞《新诗典》出的“两位新人”:湘莲子、江湖海,他说:“江湖海的前妻写得多好啊!”我惊讶道:”你竟然读过江湖海前妻的诗!”他说:“我说的是江湖海的《前妻》写得好!”我大笑。还让我高兴的是:老唐夸俺新作《台湾行》,说看得想流泪!
想起1990年11月某夜,我在西外教工宿舍写完一首诗,骑上自行车,去隔壁陕师大研究生宿舍楼找唐欣,为他一个人朗诵了这首新鲜出炉的诗,唐欣听完只说了一句话:“你快出名了!”那首诗,叫《饿死诗人》。
说心里话,对于没有名作的名诗人,我还是同情的,并且想不明白这个理儿!
我虽对官方背景的诗人很宽容,对他们的佳作很包容,但是我本人及《新诗典》的立场和情感是毫不含糊的:唯民间,唯个人,唯艺术,唯专业。
有些诗人,在我看来,其实是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不自由的难度,他们喜欢“戴着镣铐跳舞”。
所谓先锋,回头看来,就是给自己留有时间!
它们真的经得起读啊,比它们早的、同时的、后来的“名作”,绝大部分跑到哪里去了?第一个说“伊沙诗耐读”的人,是中岛 。
在这个国家,专注于诗,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是一种原罪,所谓“白专道路”!我就是要把“白专道路”走到黑!
一个毕业于外语专业被大家给予厚望的诗人(其实没有译出过什么佳作)说:他的智力不是用来翻译的,他想译的是《庞德传》之类更复杂的东西——我不知他如此低看翻译,我不知庞德诗难译还是《庞德传》难译,我只知有些同行永远不敢正面强攻硬碰,那么好吧,就让我这智力不够的中文系毕业生来干吧。
但凡把翻译当做与外国诗人交际工具的人,其成就一定高不了。说大点,什么都比的是人格。
在上个世纪,由我一人说了算的只颁发过一届的《文友》文学奖发给了食指(这是他平生得的第一项奖),有我参与做评委的《当代青年》诗歌奖给了胡宽(这是胡宽一生唯一的获奖),我做过的所有事都只求二字: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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