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邢昺《孝經注疏》考實

　　陳壁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孝經注疏》舊題北宋邢昺所作，但經陳鴻森先生指出，其書大體沿襲天寶朝臣所疏，而天寶朝臣又多從開元時期元行沖舊疏。在此基礎上，由於敦煌新出皇侃《孝經義疏》，日本新發現劉炫《孝經述議》寫本，通過文獻對勘，可以考見《孝經注疏》之疏文有許多地方沿襲皇侃《孝經義疏》、劉炫《孝經述議》。由於皇侃、劉炫的書在北宋已經佚失，就此可以證明《孝經注疏》確實是邢昺沿襲唐人疏文。邢昺本人說他作疏是“翦截元《疏》”，從《孝經序》題下疏文可以考見所謂“翦截元《疏》”的痕跡。同時，《注疏》一書有時候遵從劉炫之說，認爲《孝經》是孔子虛擬與曾子的對話情景，有時又認爲孔子與曾子確實有對話，這表明邢昺校對時在唐人《注疏》與自己的立場之間搖擺不定，使這本《注疏》多次出現踳駁矛盾之處。由諸種線索，可以窺見《孝經注疏》之成書真相。

　　Author:Chen Bisheng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2，China).E-mail:bishengchen@163.com今存《十三經注疏》中，唐所定《正義》，九經之注雖有優劣之分，然其義疏皆能保存六朝舊義，博洽宏通。而宋初所定《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則遠不逮九經正義之博大。邢昺所校定《孝經注疏》，踳駁尤甚。今考《孝經注疏》之原委，一述阮福、陳鴻森考訂疏文成果;二考元行沖疏之襲皇侃《孝經義疏》，劉炫《孝經述議》諸家，及元疏之疏陋;三考邢昺校元行沖《疏》之一例，并邢校之後《孝經註疏》之多處自相矛盾。以此可以窺《孝經注疏》之成書源流，裨使讀此《疏》者知其原委。

一、《孝經注疏》作者問題

《孝經注疏》，舊題邢昺所作。邢昺《序》云: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詩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爲講義也。

　　依此序文，似爲邢昺以元行沖《疏》爲藍本，有所增刪，而成《孝經注疏》。《四庫》館臣即據此爲說。《四庫提要》總結《孝經》唐玄宗注、元行沖疏、邢昺疏之事云:

　　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 《唐書·元行沖傳》稱:“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

　　以文獻而言，今本《孝經注疏》之注與疏，歷經五個階段:

　　一，唐明皇開元初注，見日本國京都大學藏本開元《御注孝經》，是書收入《古逸叢書》中。唐明皇改動經文，雜采眾說，爲之注解。

　　二，元行沖等朝臣爲明皇注作疏。

　　三，唐明皇天寶年間重注，改動經文，又改動注文。此即今《十三經注疏》本《孝經》經注內容。

　　四，天寶朝臣爲新注作疏，但敷衍從事。

　　五，北宋邢昺已經不知開元初注，只是根據天寶重注與疏，稍加增損、校對成書。

　　其具體情況，玄宗於開元十年六月注《孝經》，隨後詔元行沖爲《疏》。至於天寶二年五月，玄宗重注《孝經》，據陳鴻森先生考證，天寶新注較開元舊注，“出入較大者僅十一處”。此時元行沖去世已經十餘年。而《疏》也重修，但考察新舊二注改動處之疏文，“知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前注，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悉仍行沖舊文，但於《御注》改易處稍作增飾，並填入《制旨》數事耳”(同前，頁55)。甚至數處明皇改動，而由於天寶朝臣之疏陋，導致疏文因之未改者。此爲邢昺所見唐玄宗《孝經注》、元行沖《疏》之情況。至於邢昺，阮福作《孝經義疏補》，詳考元疏、邢疏之修定，而以爲疏出元行沖，邢昺惟校定而已，阮福云:

　　邢昺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並未爲疏。

　　此兩處經注，原文如下:

　　《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開元初注: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效上，無不理也。天寶重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疏: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

　　又，楊守敬所言《五刑章》經注疏云:

　　《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開元初注: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乃是大亂之道也。天寶重注:言人有上三惡，豈唯不孝，乃是大亂之道。疏: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此二處，疏文明非解天寶重注，而乃解開元初注也，故疏文必爲元行沖所作，天寶朝臣因之不改，而邢昺不知有開元初注，故引天寶朝臣所作而未加改動。此即可見天寶朝臣之潦草從事，亦可見邢昺之因襲疏陋。

　　因此，阮福《孝經義疏補》不言邢昺疏，但言“唐明皇御注，元行沖疏，宋邢昺校”。然阮氏據《唐書》元傳、《宋史》邢傳立論，外證而已。疏文諸種複雜問題，懸而未解。及至陳鴻森先生作《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方使《孝經注疏》作者，邢昺“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之真相，大白於天下。觀陳氏之見，概有數端。

　　一者，邢昺未見《疏》中所引諸家注本。《孝經序》邢疏云:“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孝經注疏》，頁8)。陳鴻森先生據此曰:“劉炫發明孔傳之義者爲《孝經述議》，邢氏乃誤以爲《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見劉炫《述議》，且並其書內容也莫之知。然則《正義》所引劉炫《述議》凡十八節，知皆行沖原《疏》舊文”。陳先生並云:

　　玄宗《御注》專行以來，諸家舊解俱微;復經五代喪亂，《孝經》群籍多亡，《崇文總目》孝經類著錄者，僅有孔氏古文經本、鄭《注》、禦《注》、元《疏》及邢昺《正義》五部耳。然則《正義》所引皇侃《義疏》二十三事，及魏晉以來謝萬、殷仲文、劉瓛、梁武帝、嚴植之諸家遺說，俱非邢昺等所得見者，其必悉仍天寶舊疏，尤無可疑。(同前，頁57)

　　二者，邢昺未見唐明皇《御注》所引諸家注本。明皇御注，雜引諸家之說。而邢疏一一標明所引出處。如《開宗明義章》“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疏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孝經注疏》，頁10、11)。陳鴻森先生曰:

　　前儒舊注，宋代見存者，僅有日僧所獻鄭注一家，藏諸秘府。然則《正義》曆記《御注》所本前儒舊義，鄭氏而外，其餘孔傳、王肅、韋昭、魏克己諸家，俱非邢昺所及見者。是《正義》此等文字悉出行沖原疏，從可知矣。(同前，頁58)

　　三者，疏文尚存元行沖撰修痕跡。《聖治章》“郊祀後稷以配天”疏云:“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修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眾則鄭義已久。王義其《聖證》之論，鄭義其於《三禮義宗》。”陳鴻森先生引之並曰:

　　所謂“自頃修撰，備經斟覆”者，正元行沖自道彼等修撰《御注》、備經斟覆討論，終依王肅義也。貞觀所修《正義》，猶存“大隋”之文，以此見譏後世;此“撰修”云者，尤《正義》仍沿舊疏未經刊改之明證也。(同前，頁58)

　　故陳鴻森先生斷定，“邢昺等於元《疏》冗蔓處稍事翦截，事或可能”，但總體上，“邢氏《正義》大體悉沿天寶改修之舊文，其所增益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耳”(同前，頁59)。今敦煌皇侃《孝經義疏》殘卷出土，而日本又發現劉炫《孝經述議》寫本，此二本，皆邢昺所不及見，而以此二本對照今傳《孝經注疏》，多有沿襲痕跡，故可進一步考證《孝經注疏》之來源，並明其書確多爲元行沖《孝經疏》舊文。

二、元《疏》之剿襲他書

邢疏既多爲元疏舊文，據此則可以考元疏之特徵。唐人義疏之學，多沿六朝之舊，如唐修《九經正義》實六朝經學之集大成也。而元行沖之疏證唐明皇開元《御注》，亦多有抄襲痕跡。

　　六朝義疏之書，佚失殆盡。然近百年間，文獻紛出，而以《孝經》爲最。其中，敦煌新出文獻編號“伯3274”者，爲《孝經》疏文殘卷，據筆者考證，此系皇侃《孝經義疏》節寫本，由此書與《孝經正義》類似之語，可以考見元行沖沿襲之證。又，日本新發現隋代劉炫《孝經述議》寫本，使劉炫《古文孝經》義說，大白於世。陳鴻森先生述其事云:

　　劉炫《孝經述議》五卷，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知其書唐時已傳行日本矣。是書中土久亡，宋人志目俱不載，蓋宋時已佚;惟其書日本則傳行不絕如縷。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會，於清點故家舟橋清賢家藏舊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氏複就日本故籍所過錄《述議》之文，蒐輯比次，爲《孝經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一書，劉炫《述議》舊貌，十得七、八矣。

　　以此寫本校《孝經注疏》，亦可見元行沖之所襲用劉炫者。

　　一，《孝經注疏》之襲皇侃《孝經義疏》

　　而《孝經注疏》有數處沿襲皇侃《孝經義疏》者，明顯者有二。

　　《開宗明義章》: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皇疏:…禁殺戮見血爲傷是也。

　　邢疏:及鄭注《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爲傷”是也。(《孝經注疏》，頁11)

　　此處釋“傷”字，《周禮·秋官司寇》鄭注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皇《疏》非引全句，而乃約鄭玄《周禮注》以釋之。《孝經注疏》與皇《疏》同，是《注疏》襲皇《疏》也。

　　《士章》: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皇疏:士始升朝，離親辭愛，聖人所難，以義斷恩，物情不易，故曰士升朝也。(同前，頁1990)

　　邢疏: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敍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孝經注疏》，頁24)。

　　此處釋士之孝於父，出仕爲政即能忠於君，其背景爲“士始升朝”，不能朝夕事父母，故言“以義斷恩”，《注疏》之說，明襲皇《疏》。

　　皇侃《孝經義疏》，宋代書目無一著錄，知宋時已佚，而此二處明襲《義疏》者，實爲元《疏》爲之，此亦可佐證邢《疏》實大體沿襲元《疏》之說。

　　二，《孝經注疏》之襲劉炫《孝經述議》

　　《孝經注疏》所引劉炫之說凡十八處，可定爲元行沖《疏》之舊，邢昺因襲而已。而以新出《孝經述議》校《孝經注疏》，則《注疏》實用《述議》，而不標炫名者，歷歷可考。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劉炫《述議》:引《書》證之，天子一人有善事，億兆之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一人有善”也。“而德教加於百姓”，是“兆民賴之”也。

　　邢疏: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於百姓”已下也(《孝經注疏》，頁12)。

　　《孝經注疏》解釋經文結構，乃襲劉炫《述議》所言，一望而知。

　　《聖治章》: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劉炫《述議》:夫子既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之極者。但孝非聖名，嫌聖行猶廣，欲言聖不過於孝，其辭無以發端，故更假曾問，然後爲說。設爲曾意言孝道之大如此，行似不復可過，敢問聖人之德，豈可無加於孝乎?心疑聖人之德無有大於孝者，故問之。子曰:夫秉天地之氣性者，惟人最爲貴也。人之所爲行者，莫有大於孝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所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也。能以其父配天者，則周公是其人也。(同前，頁106)

　　邢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孝經注疏》，頁36)

　　《孝經注疏》言“假曾子之問”者，承劉炫《述議》以《孝經》爲孔子親作之說也。《孝經》之作者，唐以前皆定於孔子、曾子。如《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而至於隋唐，劉炫獨立異說，云“《孝經》者，孔子身手所作，筆削所定，不因曾子請問而隨宜答對也。……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非曾子實有問也”(同前，頁78)。而《孝經注疏》沿襲劉炫《述議》此說，是元行沖爲開元《御注》作《疏》爲之，而天寶《疏》因而未改，邢《疏》又從之也。《孝經》之中，《開宗明義章》有孔子、曾子對答，云“仲尼居，曾子侍”，又云“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三才章》有曾子之歎:“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聖治章》有曾子之疑:“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諫諍章》有曾子之問:“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凡此四出，前人皆以爲孔子、曾子對答，獨劉炫以爲孔子筆書，而假曾子之問。此劉氏力排眾注，獨唱異說者也。元行沖作《孝經疏》，於眾注解之中獨從炫說，於是每於經文言曾子處，皆詳加解釋，而於《孝治章》解釋，則全襲劉氏《述議》，惟略作修飾而已。邢昺校對前《疏》，亦因而未改。

　　《聖治章》: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劉炫《述議》:德者得於理，義者宜於事。總六德之目爲言行之符。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故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謂行之於身，可使人所尊望也。作，謂有所造立，事，謂有所施爲。總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作興於已，成器施於物，故言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謂作之於己，可使人所法象也 (同前，頁138、139)。

　　邢《疏》: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知“製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孝經注疏》，頁39)。

　　邢《疏》引一“劉炫云”，然其下實亦炫說，非《孝經述議》重現，今人不能知此也。其中“作事可法”疏，於《述議》疏文中間補入一句“《易》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必以《述議》爲本，方能補入此句。故此亦元行沖所爲，而邢昺因之也。

　　《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劉炫《述議》:江右名臣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徒，皆云五刑之罪，可得而名，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近世儒生，共遵此旨。炫案上章云:“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養，猶爲不孝。”此章承之，即云罪莫大於不孝，則不孝之罪，還是驕亂之比，驕亂之罪，豈得在三千條外乎?……或以爲《禮記·檀弓》云:“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公懼然失席，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此事在三千條外，斯不然矣。三千之條，經典亡滅，安知此事在三千條外乎?

　　邢疏: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既云“學斷斯獄”，則明有條可斷也(《孝經注疏》，頁43)。

　　此章自鄭注、劉炫所見孔傳，至於炫所引“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徒”，皆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條外。以不孝在三千條中，是以意解經，擅開新義。而《唐律》有不孝之罪，明皇御注乃襲炫說，解爲“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孝經注疏》，頁42)。故元行沖遂因明皇之舊，亦襲劉炫之說而疏之。其改易處，惟劉炫引袁宏、謝安、王獻之、殷仲文之說，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之外者，“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而元疏引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之說，以爲“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舊注”即鄭注，“聖人惡之”，即取諸鄭注也。

　　觀上所引四事，皆元行沖沿襲劉炫《孝經述議》，以爲《孝經疏》，而邢昺無所增刪。如阮福、陳鴻森所論，上引皇侃《義疏》、劉炫《述議》所證，邢昺於元行沖《孝經疏》，實大量沿襲，其《序》所謂“翦截元《疏》”，大爲可疑。

　　三，《孝經注疏》之剿襲他書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疏云:

　　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孝經注疏》，頁12)。

　　《尚書·呂刑》偽孔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正義》與邢疏全同。《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一節，疏云:“《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孝經注疏》，頁22)。“是知”以下一句，爲偽孔之言。又，《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疏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孝經注疏》，頁43)。亦全抄《尚書·呂刑正義》。

　　四，《孝經註疏》疏解之鄙陋。

　　茲舉二例。

　　《紀孝行章》:養則致其樂

　　明皇注:就養能致其歡。

　　注疏: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孝經注疏》，頁42)

　　經文全句爲:“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其”字，全句除“養則致其樂”外，皆指孝子，非指父母。而《注疏》於“養則致其樂”句解“其”爲“親”，與全句不葉。所謂“就養能致其歡”者，即《論語》所言“色難”之義也。

　　《廣要道章》:“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明皇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注疏:此夫子述廣要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孝經注疏》，頁43)

　　經言“教民親愛”，明是教民有親愛之心，愛敬其親，而疏乃言“親於君而愛之”，殊爲不通。

　　本來，元行沖生於盛唐，唐世《五經正義》多爲總結六朝義疏之作，如《禮記正義》多從皇侃，《毛詩正義》多從劉炫，其書雖不無小疵，然體大思深。《孝經》一書，今文有鄭玄注皇侃疏，古文有孔傳劉炫疏，唐明皇注經用今文，則多從皇疏可矣。然元行沖不能從皇疏者，以其書爲明皇新注，且明皇之注乃雜采古今諸家注而爲之，本無一定之體系，遂使元行沖作疏，不能據一說以采眾家，乃據明皇之蕪雜而疏之，則疏之蕪雜愈甚。及至邢昺校對元疏，若能據元疏而采摭群書，發明己意，或可修正舊文，然邢昺雖言“翦截元《疏》”，其實潦草從事，遂使疏文愈加矛盾百出矣。《孝經注疏》中，尚有一處可以考見邢昺“翦截元《疏》”之遺跡。

三、邢昺“翦截元《疏》”痕跡

邢《疏》序言自云“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孝經注疏》，頁5)，諸志目之書，不加考辨，剿襲其說。如《崇文書目》云邢疏系“咸平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世傳《孝經疏》外，余家尚多。咸平中，昺集諸說爲此書”，四庫館臣謂:“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今試以邢疏中一例，考邢昺校對元疏之真相。

　　玄宗《孝經注》序文，據陳鴻森先生《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所考，爲天寶朝臣所作無疑。而《孝經序》題下有一疏文，釋《孝經》今古文、經名之意、作者、時代，引皇侃、劉炫之說甚多，非邢昺所得見，而必爲元行沖舊文。其中言《孝經》作者，大引劉炫《述議》，文云:

　　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唯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按《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爲曾子特說此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爲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然，其意頗近之矣。……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樸，躬行匹夫之孝也。審考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爲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孝經注疏》，頁4)。

　　而日藏劉炫《孝經述議》抄本云:

　　炫以爲《孝經》者，孔子身手所作，筆削所定，不因曾子請問而隨宜答對也。…… 《別錄》云:“《孝經》之名，曾子所記。”……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作，值唯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斯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所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本萌於此。”其言雖則不明，其意頗近之矣。……曾子孝性雖深，名有由而發。史籍散滅，不可復知。藜蒸不熟而出其妻，明其家法嚴也。似而傷苗幾殞其命，明其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或亦由此成乎。…… 《孝經》作之早晚，則無以可明。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孔子之修六藝，皆在反魯之後，讖緯群書多云《春秋》是獲麟後作，《孝經》之作，蓋又在後矣。

　　《孝經注疏》順序，先引炫說以證《孝經》實出孔子手筆，再言作《孝經》在作《春秋》之後，分明剿襲炫說。而其文又有非常可怪之論。疏引劉炫《述議》之後云:“審考經言，詳稽炫釋，貴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乃贊劉炫“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之新說，其後《疏》文，盡依此爲說。如《開宗明義章》“仲尼居，曾子侍”，疏云:“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爲之陳說。自摽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爲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是言夫子筆下，虛擬情節也。《三才章》“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疏云:“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諫諍章》:“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疏云:“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云云，皆言《孝經》乃孔子憑空書寫，而非實有孔、曾對答。此劉炫獨異之見，而行沖所全盤剿襲。

　　前句盛讚劉炫“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後句竟轉而曰:“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爲得”。《藝文志》及鄭氏分明以《孝經》實有孔、曾對答，而非憑空虛擬。此句與上引疏文言“假因閒居”、“假曾子歎孝之大”、“假曾子之問”，皆相互矛盾。《孝經注疏》明稱“元氏”者，唯此一處，而此句之行文突兀，前後矛盾，實足駭人聽聞，而爲本書之最大敗筆。細考文意，由“元氏雖同炫說”，可證此上皆爲元行沖舊疏，而此句即是邢昺所謂“翦截元《疏》”，自加己意之文，其後“其作經年”以下，亦爲元疏之舊。

　　正因元行沖依劉炫之說，以爲《孝經》乃孔子手書，而假曾子以爲問答而已。而邢昺則依《漢書·藝文志》，以爲《孝經》實孔子爲曾子陳孝道。邢昺又不詳細校對元疏，導致《注疏》竟兩存其說，前後扞格。章名疏文與經內疏文之矛盾，計有三例:

　　《三才章》章名下疏云:“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乃發歎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爲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後。”而經疏則云:“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孝經注疏》，頁28)。

　　《聖治章》章名下疏云:“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而經疏則云:“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孝經注疏》，頁33)

　　《諫諍章》章名下疏云:“曾子問聞揚名已上之義，而問子從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爲述諫爭之事，故以名章，次《揚名》之後。”而經疏則云:“前章以來，唯論愛敬及安親之事，未說規諫之道。故又假曾子之問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已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教令，亦可謂之孝乎?”(《孝經注疏》，頁48)

　　此三例，章名下疏皆以爲實有孔子、曾子對話，說從《藝文志》。而經疏則言“特假曾子歎孝之大”、“假曾子之問”，是以爲實是孔子自書，曾子不問，孔子無答，說從劉炫《述議》。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元行沖疏自相矛盾，邢昺因襲之而不改正;二是章名下疏爲邢昺所改，經文疏是元行沖之舊，故自相矛盾。無論哪種可能，都可以看出《注疏》之潦草從事也。

四、餘論

今本《孝經注疏》，實經三次改、校而成，一爲開元御注，元行沖爲之《疏》;二爲天寶御注，朝臣據元《疏》略作改修;三爲咸平年間，邢昺校定以成《孝經注疏》。《孝經注疏》之來龍去脈，遂成可考之事。

　　一，元行沖《孝經疏》。唐玄宗《孝經注》天寶序言，云“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其實玄宗《注》逞己私意，肆改經文，雜采今古文《孝經》注解，而成新注，其踳駁遠邁前人。而元行沖《孝經疏》，大量剿襲前人成說，如本文所引襲《孝經義疏》、《孝經述議》之文。

　　二，天寶朝臣改元行沖《疏》本，如陳鴻森先生所云，“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前注，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悉仍行沖舊文，但於《御注》改易處稍作增飾，並填入《制旨》數事耳”。

　　三，邢昺校《孝經注疏》。一部《孝經注疏》，所引各家注解及本文所列沿襲《孝經義疏》、《孝經述議》，已居近半。其餘多處元疏，從而可知。邢昺自云“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其翦截元《疏》，容或有之，然所改動，必極微小，故此書絕不可稱爲邢昺疏，而如阮福直稱“元行沖疏，邢昺校”可矣。

　　《孝經》注疏之學，以注言之，自漢至唐，雖注者不絕，而最具代表性者，惟今文鄭注、偽古文孔注與唐明皇御注而已。其中，古文孔注與《尚書》孔傳同偽，其年代必在唐之前，而其作者則不得而知。明皇御注，罔顧家法，雜采眾說，不足多之。惟鄭注雖爭議不絕，然至爲純正。自有清漢學復興以來，學者蒐集鄭注軼文遺說，以嚴可均堪稱最備。至清末，皮錫瑞成《孝經鄭注疏》，使傳世所存鄭義佚文，皆渙然冰釋，蜀中大儒龔道耕見其書而自焚其稿。其後，遜清遺老曹元弼復作《孝經鄭氏注箋釋》，其輯佚鄭注，不信東來之《治要》，惟從傳世之《釋文》，故未盡釋鄭注，然其以《孝經》鄭注救世之苦心，大可表彰。百年以來，敦煌遺書重見天日，鄭注幾近完帙，使今人治《孝經》之學，可能超越邢疏之疏陋，皮疏之殘缺，而重窺鄭注之真相。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项目批准号10＆ZD058)子课题“孝经学简史”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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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孝經注疏》 邢昺 元行沖 皇侃 劉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