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文学以时代和社会为条件而孕育产生并成长，尽管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元素，但它必须在时代与社会的环境、条件以及运动等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产生与当时社会相符合或者相适应的文学的特殊风格和独特个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必定是一个融入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元素和动力的孕育生成过程，它必然承袭着时代的基因，铭刻着社会的烙印。
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概念，其涵义是较为广泛的。单就主要因素而言，则包含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等方面，它们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昭通文学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并奠定长足发展的态势，有其深厚的社会动因。
一、历代本土的文化积淀，是昭通文学发展历史的、民族的、血统的深刻因素
无论哪一种文化现象，都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都有其特殊的特定的渊源。滇东北这片特定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孕育了特殊的民风民俗，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滋养着当地民众的精神家园，并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据考证，昭通在五万年甚至十万年的史前时期就有人类在此居住繁衍生息，随着历史渐进的车轮，日积月累，在这块土地上积淀下了丰厚的人文元素，集腋成裘聚散成团，厚重的地域历史文化逐渐形成。
这一地域文化圈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得益于通道文化的冲击，碰撞，吸纳，交融，创新。
在李冰开凿从宜宾到昭通的官道（史称僰道）之前，就已经有一条民间商道，自巴山蜀水而来，穿越昭通经过大理、保山进入印度乃至更远的西域。这一通道集散人流物流，积淀下各方文化元素。
后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隋唐清各朝代都在拓展疏浚这条艰险的官道。公元前250年始，蜀郡太守李冰采用积薪烧岩的方法，筑通自宜宾到昭通的官道，史称僰道。秦始皇时开凿“五尺道”，达到曲清，汉武帝时修筑“南夷道”，达到昆明、大理等地。官道一通，昭通就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成为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古滇文化等诸多文化在昭通这个大熔炉中碰撞激荡、交锋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独领风骚的代表“云南多元文化的缩影”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古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
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人文元素、人文景观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譬如新石器遗址、汉砖、汉洗、石室墓、崖墓群、石棺墓群、坑墓群、悬棺墓群。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野石山遗址、孟孝琚碑、鲁甸拖姑清真寺、观斗山石雕群、霍承嗣壁画墓、罗炳辉故居、扎西三大会议旧址等，众多的享誉海内外“昭通文化符号”蕴含着昭通厚重而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国家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地方文化财富。
祖先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开创基业，历经千万代薪火相传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为昭通文化产业的开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同时不但把昭通各民族从荒蛮愚昧时段引领进了文明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朱提文明，而且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的产生与进步做出了功不可没的重大贡献，也为昭通文学艺术的奠基、成长、发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二、历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昭通文学发展变革、创新、进化的关键因素
但凡社会革命，不管成功与否，都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以及体制机制发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变动甚至是蜕变。在这种表层与潜在、整体与局部、剧烈与缓和的幻变或进化过程中，文学同样会产生相应的量变与质变。
在昭通的历史轨迹里，治世与乱世相互交织，风云变幻。
据考证，昭通从西汉设立县制（公元前135年）开始，到唐代初期设置通州（公元630年），其间共有760多年历史，这个时段内，这片地域纳入国家统一治理范畴，经济文化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
然而唐宋之时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政权先后称雄于云南地区，昭通既与中原文化疏离，也未能充分接受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多个王庭对昭通实行羁縻政策，中断了中央政权建置，使昭通脱离封建王朝的统治，任其自由发展。但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土司制度逐渐形成和逐渐完备，因用兵、屯田、民族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土著文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是昭通历史文化资源中极为宝贵的财富。清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改土归流，“诏改乌蒙府为昭通府”，昭通才再次纳入中央版图，再次进入治世时期。经历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再次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动乱，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好前程又一次被罩上了低迷的阴影。民国时期的昭通再度兴盛，有“小昆明”之美誉，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从近代——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昭通和全国一样，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潮得到自由发展，白话文走向全面推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残酷、惨烈而又壮丽的历史阶段，昭通涌现出了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刘平楷、李国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罗炳辉。昭通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党中央在昭通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等三大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昭通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份子，也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经文化大革命，走进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在这治世乱世交替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结构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又完整的历史时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商品文明、后现代社会文明竞相涌现。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商品经济、资本股权经济、后现代社会化经济争相迸发；原始自然生态模式、计划调控生态模式、市场支配生态模式接踵产生；各类思潮——个人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伙伴主义思潮、团队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拜金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先后出现；各种中心意识——自我中心、团体中心、社会中心、理想信念中心、宗教信仰中心争相碰撞；层出不穷的多元化——思想多元、观念多元、理想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行为多元、信息多元、经济多元、宗教多元、信仰多元、机制与体制多元、经济与发展多元、生活与准则多元并行出现。
昭通文化、昭通文学必然受到社会变革和各类文明、思想的深刻影响，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烙印，反映生活现实的文学同时在时代大潮中变革、创新和进化。社会变革，是昭通文学发展变革、创新、进化的关键因素。
三、文学创作的本体作家，是昭通文学发展创作的、精神的、信念的重要因素
文学作为滋养人们精神涵养的食粮，其创作和发展的本体要素是作家，作家有着自然人和社会人属性，也是思想意识中的人，精神境界中的人，个性操守中的人，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中的人。由于作家有家庭出身、社会阅历、生活环境、价值取向、文化修养、个性德行等方面的差异，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会像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璀璨斑斓。
作为产生昭通作家群这片地域，上世纪民国后期起，由于交通闭塞和地域条件限制等原因，昭通成为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也使昭通成了云南中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朱提文化成为“云南多元文化的缩影”。
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的传统也在这里一脉相承。朱提文化背景下的“其民好学”（《华阳国志》）精神品质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国学大师姜亮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龙云、卢汉等人也是通过学习和努力走入云南军界，相继任云南省主席，治理云南达20余年的。“其民好学”也使昭通文学艺术逐渐发展，渐趋独树一帜。
昭通从有正式记载的文学作品为魏晋时期的《行人歌》，是传统诗词。
在解放前，昭通文学体裁主要是传统诗词。魏定一、谢文翘、肖瑞麟、邓子琴、张希鲁等人就是那时创作传统诗词的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夕，昭通文学创作以淡墨、邹长铭、麦芒、廖天云、李兴禄、龙志毅、贾书伟等作家为代表。他们是以个体文学爱好者的形象出现的，这是昭通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他们为迎来昭通文学创作的春天奠定了精神基础，做出了在省以上大刊物（《诗刊》《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人民日报》《云南日报》）发表作品的榜样，带动了本地域内不少文学爱好者提笔创作。
改革开放，思想意识破冰解放，昭通文学青年在吸纳本土和国内文学养分的同时，还大量阅读了被翻译到国内的大批西方名著，和国内情况一样，文学热潮雨后春笋般迅速复苏。踏着时代节拍， 昭通文学创作出现了欣欣向荣气象，随着昭通诗人协会和许多种名目的文学刊物的应运而生，出现了曾令云、夏天敏、宋家宏、蒋仲文、傅泽刚、李骞、潘灵、胡性能、雷平阳、张仲全、杨昭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大刊物上频频亮相，似春回大地泥土芬芳，为云南多姿多彩的文坛带来了不同的元素，也深深蕴含着昭通这块古老土地上特有的文化气质。他们的成功，带动起昭通文学创作的昂扬激情，激发了大批青年的追逐文学梦想的热情。他们的成功涌现，是以群体姿态面世的，群体文学爱好者的涌现和成就引领，是昭通文学发展的跨越时期。
历届市委、市政府对文学艺术的发展非常关心。给予了正确引导和坚强有力包括经费在内的鼎力扶持，为作家、文学爱好者搭建各类平台，为昭通作家、作者提供平台和服务方面，市县文联做了大量工作，纷纷创办刊物，不断创新载体，多渠道、全方位为作家作者提供更多展示创作的平台，大批有分量作品涌现了出来，并得到广泛认可。产生了备受国人关注的“昭通文学现象”，催生出了享誉全国的“昭通作家群”。这是昭通儿女文化自觉、文学自觉的一个绝好诠释。时代和环境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更是昭通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展现，也是昭通作家们弘扬传统、开拓创新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昭通文学薪火绵延发展的又一个动因，——创作本体的、精神的、信念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刘作芳，云南昭通盐津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中共云南盐津县委党校，高级讲师。作品散见于《中国教工》《中国诗词月刊》《中国散文家》《诗潮》《散文世界》《西部散文家》《边疆文学》《滇池》《时代风采》《民间故事传奇》《旅游世界》《西凉文学》《昭通文学》，教师报、云南日报等国家、省级刊物。
【责任编辑 吴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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