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洋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自云南昭通大山包山区，一个直到十二岁才独立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说来惭愧，这次参加《万物生》的研讨会，我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2012年，来北京参加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包裹》全国首映礼，这是快四十岁的我第一次来到首都；第二次是2015年8月，有幸参加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九期中青年文艺人才（编剧）高级研修班培训；第三次就是来参加《万物生》的研讨会，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以如此隆重的方式进京，会有这么多全国顶尖级的文学评论家、期刊编辑和专家老师们亲临现代文学馆，为我的文学成长点灯、指路。因此，我非常感动、非常幸运、非常幸福。但同时，我又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好，功力还远远不足，工夫还下得不够，艺术水准还很差，辜负了各位专家老师的期望。因此，我特别感谢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和朋友。

　　因为文学，我从一名乡村教师一步步从大山里走出来，成长为今天一名执着于文学创作的业余写作者，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倍感荣幸。但当从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杂志到后来多部中短篇小说在文学期刊发表，再到出了几本书还拍了电影，自己也身居小城，过着人模人样的日子之后，我才发现，多年的机关工作早已让自己与曾经熟悉的土地格格不入，自己也变得畏难、怕吃苦、怕深入、怕麻烦了，甚至已经变得麻木。我深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麻木才是最可怕的绝症。

　　于是，我选择了回到乡村。从2009年开始，我就以个人名义，深入全国文明村三甲村体验生活，2012年，又正式被组织部任命为永丰镇新农村建设工作队队长、镇党委挂职副书记、三甲村党总支常务书记，一直干到2014年初。近六年来，我把三甲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有时骑单车或步行，走村窜户，遍访农家，成了三甲村的一个编外村民，成了一名泥腿子村干部，成了村民的邻居和朋友。在永丰镇和三甲村挂职期间，我带领我的工作队员为镇村争取了500余万元的资金和项目，实施了“文化十个一工程”和“廉政文化十个一活动”，还组织三千多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农民群众自己的电影《我和三甲有个约定》，并获得了全国和省的一些奖项。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所以选择到三甲村去挂职体验生活，是因为我想在这个昭通已经率先富裕起来的有昭通第一村之称和全国文明村之称的村庄里，试图去探寻在新农村建设中，当农民群众解决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之后，下一步他们需要什么，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自己又该干些什么？是文化的提升、是传统道德的重塑、还是新时期农民群众对精神自由、对幸福指数的深层次提升？这些，都是我想去实践并探寻的答案。因此，我是带着深厚感情去驻村工作的，并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实践活动，想以三甲村为实验田，去真诚倾听乡亲们的心事和脉动，去真切感受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去零距离感知他们的人情世故，去体味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和向往。在之前体验生活的五年时间，我不敢动笔写下小说的任何一个字，生怕写不好、写不深、写不透。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精辟论段，为我这部小说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想。我试图以昭通苹果产业改造提升为背景，以挂职干部文雅琪深入鹤镇开展群众工作为主线，融入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种种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去展开当前农村发展的真实面貌，去打开一扇认识新时期农村现状的窗口。但由于自己功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小说《万物生》的创作中，还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还有很多的遗憾。

　　幸运的是，在《万物生》的研讨会上，各位专家老师对我的不成熟的小说作品给予了精准的点评，既鼓励了我，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突然间豁然开朗，深受启发。这不仅对于修改完善修订这部小说有利，更对我今后的创作有利，让我十分感动。

　　我来自乡村，乡村是我的衣胞之地，永远给予我健康的食物、水分和空气，给予我精神动力，给予我创作源泉，乡村才是我的归宿，我会万分珍惜各位专家老师的中肯批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力争创作出更好的小说作品。

　　作者系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万物生》作者。

　　【责任编辑 吴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