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3”那天说起
“8·03”鲁甸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从昭通返回巧家的路上。
我乘坐的是昭交集团的客运班车，开车的师傅姓张，40岁左右，和善，老成，稳重。车子启动前一刻，他流着汗从站台上往车里搬运了两箱矿泉水，声明是免费提供，有需要者自行取用。我坐一号座，许是见我手里捧着一只旅行茶杯，张师傅冲我一笑，指着紧傍车门的一个铁皮箱子对我说：老人家，这里面有开水。又叮嘱，请老人家系好安全带。如沐春风，暖意融融。顷刻间，对前贤留下的那句原本寄托羁旅忧思、命运哀怨的“相逢何必曾相识”竟然有了别一样的亲切、温馨的感悟。
下午1点27分，班车启动，较规定的发车时间延误了27分钟。这也还算正常。在我们这个国家，凡使用公共交通，不论是乘座汽车火车还是飞机轮船，不准时不正点的情况发生不会让人感到诧异，反倒是准时正点的情况出现会让人感到惊喜。积习，会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生活的常态。
从发车到鲁甸县城，一路顺畅。再往前走，小寨、沙坝、天生桥，便有许多周折。此前连续数天的大雨，公路多有损毁，幸有护路工人及时抢修，磕磕绊绊的总算也通过了。过了天生桥，前行数百米，路堵了，被堵的车辆大大小小数十辆。张师傅把车在路边停稳，下车，急匆匆跑到前边去查看情况后，返回告知：前方有一巨大塌方体，护路工人正在抢修便道，估计要半个钟头才能放行。下意识地看看表，是下午3时41分。等待，只能等待。同车的男男女女或下车各自寻找方便的地方，或蹲在路边荫凉地里点燃了香烟，听之任之，泰然处之。出门由路，没奈何的事。过了一阵，护路工人吹哨放行，被堵的几十辆车启动，迤逦前行。莫名其妙又看了看表，下午4时10分。车子经便道越过塌方处，张师傅说前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欣然。心里便开始盘算几点钟可以到达巧家，到了巧家是先回家还是先找个地方把肚子填饱，替亲友捎带的东西该如何递送，等等。凡尘俗事种种，总会在某个时刻，在即将抵达目标而又尚未抵达（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标的时候冒出来搅扰你，让你事后想起来徒增许多难以言喻实则无补于事的“如果”之类。譬如：如果我们乘座的班车再晚半个钟头发车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乘座的班车在塌方处被多堵塞半个钟头又会怎么样？无妄之灾，非人力可以左右。继续前行约十余公里，张师傅把车往路边一个空旷的敞坝里停靠，嘱休息20分钟。恰在此时，某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不是颠簸，不是震荡，不是摇晃，就是一种异样的感觉。车停稳，车门打开的瞬间，那“异样的感觉”终于清晰了：从我们刚刚经过的身后不远处传达了山崖垮塌巨大而又沉闷的响声，有烟尘弥漫；在我们前方不远处也看得见崖壁有飞石坠落，坠落之声尖锐而杂乱。紧接着，同车男女包括我也包括张师傅的手机便错落纷乱的响成一片，传送的都是同一个消息：地震了。张师傅沉默有顷，招呼大家上车，告诉大家班车将继续前行，叮嘱了几点注意事项，承诺一定将大家安全送达目的地。
前途无坦荡，公路上时有挡墙垮塌滑落的土石堆，随处散落着从崖壁上坠落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张师傅把着方向，在积石、土堆散布的公路上或避让绕行，或强行辗压通过，在临险、历险的惊悚中走完了最后的几十公里。班车到达巧家进站，时间是晚7点10分。
与地震擦肩而过，无伤无损，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我并不心安理得地感到丝毫的庆幸。毕竟，灾难已经发生。毕竟，灾难的阴影中有我们成千上万血肉相连的同胞，有我们成千上万休戚与共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
此后几天，迄今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我就守着一台电视机，我从电视里，看到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对抗震救灾作出了批示；看到了李克强总理受习近平主席委托，率领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看到了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同志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看到了万余名解放军、武警、预备役民兵不到48小时就到达了3个重灾县、13个重灾乡镇，按照习主席“当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指示展开搜救工作；看到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族人民心系灾民、情寄灾区，尽其可能支援灾区；也看到了重灾区一位被掩埋已5个小时的84岁的大娘奇迹般获救，一位年仅8岁的女孩，为了救出被掩埋的亲人，把手指骨都刨断了……
心潮澎湃，热泪涌流。
然而，感动之余，却又情难自己地要回过头去看看，看看我们昭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几次严重的破坏性地震，看看在那几次严重的破坏性地震中，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兄弟姊妹，在生不得救助、死不得安息的困境里是怎样备受煎熬的。回望苍茫，痛在昨天。
痛在昨天
历史上昭通就是地震灾害的高发区、高危区，不少业内专家都谈到了这一点，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例举了昭通历史上几次严重破坏性地震以为论据。可惜专家们的举例皆语焉不详，有名目而无形貌，缺失了历险履难者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历史，不应该只是远山隐显的轮廓，应该有山谷溪涧的呈现，应该有春风秋雨的寄托。
我不是专家，于地质、地震科学茫然无所知晓。但一辈子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对昭通历史上几次严重破坏性地震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现依据手边文献、资料作概略追述，但愿能在“8·03”抢险救灾的宏图壮举中，留下一组已经远去但不该忘怀的背景。
清雍正十一年东川——巧家地震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8月2日，东川——巧家曾发生过一次强烈的破坏性地震。地震波及今昭通、曲靖、昆明及贵州毕节等地市计二十余县区。后世编纂的《中国地震目录》在对地震当年相关资料分析研究后认定，这次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26.0°、东径103.1°，震级7.5级，震中烈度10度，是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东川——巧家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性地震。关于这次地震，雍正《东川府志》、乾隆《东川府志》、道光《云南通志》均有记载，并全文引述时任东川知府崔乃镛《东川府地震纪事》一文，对震前、震中相关地区某些自然地理异常现象及地震破坏情况均有较详细的记述，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地震灾害史存留了一份极为宝贵的资料。
崔乃镛，字仁璈，陕西同官县人，康熙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二年任寻甸知州。雍正五年滇东北改土归流，崔调署镇雄知州。在任五年，于地方建设、吏治整饬、民生、教育等多有建树。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调任东川知府，倡修水利，奖励农桑，修筑治城，开发矿业，设立钱局，创办义学，政绩卓著。
据《东川府地震纪事》记述，地震发生于下午三时左右，临震前夕，“怪风迅烈，飒然一过，屋瓦欲飞，为惊异者久之。”及震，“地忽动，始自西南来，轰声如雷，疾驱而北，平地如波涛起落汹涌，排奥楼台，房屋如舟之逐浪，上下四五反复而后定”。当时，崔乃镛正在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参将署与参将王荣先商谈军机政务。瞬间，但见衙署中人“立者扑，行者颠，神悸魂摇，莫之所措，相向直视，噤无一言”。都吓傻了，惊呆了。崔知府与王参将首先警醒，“惊而趋出”，跑到屋外，回望，“屋瓦悉落于二入座所，使稍迟出，则二人不能无患也”。紧接着，崔知府便亲率府衙中书办、厮役、皂隶多人，视察府城及周边地区灾情；并派员分赴巧家、汤丹、小江及周边地区调查灾情，汇总上报。
东川府城民房毁损情况：“西北则十损其九，东西十存其四”。所幸“动在昼日，故人知趋避，无覆没之惨耳”。然“日间但觉惊吓，初不知其可悯也。就夜，家人妇子露宿野外。……灯火荧荧，皆在园圃间，隔垣篱望去，乃始涔涔泪下也。”——体恤民生的崔知府，竟不能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提供一顶遮风蔽雨的帐蓬，而只能于无人处偷偷垂泪。
府城西百余里的小江，南通碧谷坝，西南通汤丹厂，北通巧家蒙姑，震时“山谷纷扬，土石翻飞，崖岸隳堕，陵阜分错，而沿山道途多阻绝不通”。“引格河对峙两山，一时同卸，土石阻流……。水溢，溃决田亩，冲蚀禾稼，而沟洫寸裂，无复原形”。
巧家（今巧家营村）距府城三百余里。地震中，年前刚刚竣工的木城、经历司署、守备公署、各汛塘兵营及万寿宫、关帝庙、土地祠等皆倾圮，计倾圮官房、兵房240间。“有民房地如湍激而旋，屋与人俱陷，及震已，竟如故”。因灾伤亡者无从计数，“或以不及避而死，或竟以避而死，虽其数定，皆以横死，宁不悲乎”。
毫无疑问，灾情是极为严重的。但是，或因为震区地广人稀，村落分散，调查统计难以周全；或因为调查统计的人为偏畸，甚至是别有用心的隐瞒不报的情况存在，崔乃镛所获得的有关灾情的报告是极不完整的。于此，崔乃镛心中有数，在其《纪事》一文中，对某些蓄意隐瞒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者，也提出了质疑和批驳。
汤丹矿厂当时正处于大规模开采的上升时期，有厂民数万，年产铜七八百万斤。且汤丹厂比府城、比巧家更接近震中，灾情应该更严重。但震后厂商、矿主上报，竟谎称矿洞中砂丁无人伤亡。对此，崔乃镛在《纪事》中作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厂人累万，厂有街市、巷陌，震时或可以趋避；而入山采矿之槽洞，一有动摇，碛垒砂挤，难保不死亡也。”崔乃镛算了一笔账：汤丹矿有数百个矿洞，每个矿洞有七十三尖（工作面），每尖至少有十四五名矿工；也就是说，正在开采的每个矿洞中有矿工千余人。当地震发生时，“即一洞中而幸出者盖少也”，可为什么矿主上报竟无矿工因灾死亡呢？崔乃镛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因为“洞客辄匿之。”而矿主之所以能隐匿不报，皆因为“厂商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谁为亲识？贪利亡躯，盖不知其凡几？呜呼哀也！……况厂地之多，又不只汤丹一处，民命可惜，至于死亡，等诸蝼蚁。”崔乃镛就此诘问：朝廷、各级官府、各级官吏平时皆言要“悯恤商民”，可到底是怎样悯恤的？屈死者多少？屈死而未获“怜而恤之”者又有多少？——矿工迫于生计，“贪利亡躯”；矿主为富不仁，见利忘义；官府无视民瘼，无所作为；悲剧就在这样一种体制性系统性错误中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纪事》一文中，崔乃镛记述了灾变、灾情、灾难，也难能可贵地表达了作为牧守一方者对民生、民意、民为根本、民为国本的尊崇与思虑。但是，他于灾民救助又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不敢苛责前人。事实是在崔乃镛《纪事》中虽有“事闻，各大宪恻然悯恤，飞檄委员，赍镪逮赈，亡者、伤者、覆者、损者溥及厚施，实惠广被”的文字，但在地方志乘及相关文献中，却未能见到“溥及厚施，实惠广被”的具体事实。
清道光二十四年大关地震
188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8月某日，大关、永善交界处发生7级地震。就常识而论，这样一次地震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破坏，不可能不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可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这次地震，未见地方官员呈报，地志、档案中也未见相关情况记述，以至于在编纂民国《云南通志》的时候，只能引用地震当时某位途经其地者多年后撰写的题为《渔舟纪谈》一书中相关的记叙文字。
道光甲辰初秋，余由滇东大关赴副官村，途经一河，宽约数丈，河左岸属大关，河右岸属永善。某日，雨如倾盆，旋地震，左岸一山忽高忽下，起伏无常。山麓有村店一家，未几顿发巨声，山与屋皆下，陷成一潭，深不可测，入屋躲雨者三十余人，同埋地下。其附近一带，地下如万马奔腾，波涛掀簸，人皆颠仆，各屋中床几皆动。然地震已经年，人民习见，均不知畏。（见民国《云南通志》）。
未见地方官员呈报，未见地志档案资料记载，这里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次7级地震？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地震目录》有载，民国《云南通志》有载，多位专家在“8·03”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都提到了“1884年大关北7级地震”，可惜同样语焉不详，只有名目而不见形貌。
悲乎！“地震已经年，人民习见，均不知畏。”
也许有人说，道光二十四年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无救援、无有效救援，罪在专制腐朽的清王朝。那么，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涛声依旧。
1917年大关——盐津地震
据《中国地震目录》：1917年7月31日7点54分05秒，大关发生6.7级地震，震中位置：北纬28°、东经104°，震中烈度9度。《目录》摘引著名气象学家、地质学家陈秉仁先生（昭通盐津人）所著《滇东地震调查资料》、《昭通等八县图说》文字，对此次地震作如下记述：
[大关等属之大震]民国六年大关境内发生地震，其震源在吉利铺，震波远及于彝良、盐津、绥江、永善、井桧、昭通、镇雄、鲁甸，而四川之筠连、高县、庆符、珙县、长宁、宜宾、屏山、雷波、凉山各地亦先后震动，传播至三四百里之外，嗣后连日小震，约达三十余日始行停止。……吉利铺后山为震中，其下即震源所在，其震辐纵横均约百里。……震辐内山岳崩颓，房屋倒塌，民居死者数千。云南靖国军入川，经过吉利铺，前锋一营连军官约五百余人，行至山麓，山忽崩塌，全行埋没。其司令官陈某立山坡，一巨石陡下，从头上飞过，几被压毙。而大关河两岸之山均破裂，其所裂石块滚入河中，河水暴溢，两岸住民及房舍悉被淹没。
毕竟已入民国，而且有数百名靖国军官兵罹难的“意外”，所以关于这次地震，地方官有呈报，海内媒体有报道。但令人失望的是，我所查阅的地方官的呈报、媒体的报道，多在地震发生后月余才开始出现。
先说地方官员的呈报。
8月20日，即震后20天，署理大关县知事费希龄有一份呈报，主要内容是靖国军一部在大关遇险的情况，民间受灾情况仅寥寥数语。又过了一个月的9月19日，费知县才寄发了震中灾情的报告。报告先有一段解释：“……阴雨连旬，山溪皆涨，四路消息来往皆断，救济（靖国军）马旅陈团两部，费尽心力。数日后天睛水退，各乡被灾消息逐渐探闻”。据“逐渐探闻”的消息，“大关十乡，山形丛错，无数里坦坝，人民居处多各就耕种之地畸零建屋，连属者少。此次山崩地塌之区，有无从访闻者，现切实查得七乡受灾之户计二千二百四十户，房屋三千七百一十一间，碉房三十九座，毙一千零六十九人，受伤五百八十二人。现存受灾大小丁口八千七百人，实在损坏地段七十五处，除宽窄不一难于核实处，合计约长一百三十七里，损坏在地粮食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余京石。已分乡列具清摺，用备考核，此详细切查之实情也”。又说：“急赈乃办灾首务，计先后筹集除豆沙乡另筹不计外，自大关乡之大关河起至吉利铺境内止，实筹济粮米二百一十石有奇，其余受灾各乡，皆劝当地有余之户各就其力……此筹务急赈之实情也。”
盐津县知事甘韶9月上旬呈报：“……盐津地大震，河水陡涨数丈，继而浊浪排空，顺河流下房屋、器具无算，洪涛骇浪中，难民尸身漂没者不知凡几。……水稍退，即派人四出查看……连日探警回报，路由云台山倒塌至老母城止共九十里，沿河两面俱成赤壁，并无人烟，臭气熏天。惟吉利铺尚有军队三百余人看守军装，老母城有伤兵二十余人。此回共死有官兵、人民数千人，驮马无数。据由豆沙关后查探人回称：细沙溪一带山倒阻河，水拥成海，淹死居民数百家等情。此调查各处地震成灾这情形也”。
再看媒体的报道。
最早披露大关地震消息的是上海《申报》。8月16日，《申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大关县地接川边，上月三十日又遭地震奇灾，生命财产损失颇巨。正在调查受灾居民，筹办赈抚。”9月中旬起，《民国日报》、《东方杂志》、《顺天时报》、《民国公报》先后报道大关地震消息，但报道内容多民间传言，鸡零狗碎，对整个灾情、救灾赈灾情况无翔实报道。隔岸观火，于灾区、灾民无实际帮助。至9月20日，在《申报》以“云南快信”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才见到了“此次吉利铺地震成灾，压毙军民无数。”“村落已无，人民多损”，“食尽粮绝，惟余赤土”一类文字。呼吁：“急赈，县力太薄，仍望省署立发专款，方能普及”。
二十余年后，一位在地震时身处震中的亲历者、幸存者，时任靖国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马聪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详尽地追述了当时的情况。全文约三千字，摘要转引如后。
民国六年，余军次吉里铺，大关县所属也。时为夏末秋初，阴雨连绵。先日宿营吉里铺，翌晨六时即整装出发。行至距吉里铺十里地名黄金坝之处，地下突发巨响，轰隆如在皮革中作，其音之伟大，余平生所未闻。当时只觉地下声响与地面颤动同时而作，其颤动剧烈处有如筛米。遥视四周山顶，亦在空中左右震荡，几使两足不能站立。同时山石倾倒，宏响杂作，一唱百和，相对不能闻语。刹那之顷，山岳易形，树落丘墟……。当地震动之顷，第二营第七连尾及第八连先为七、八十人，适行至一小山之麓，其山被震崩溃，此数十人并武器竟全数埋葬，连长徐宣扬君亦死于此。余前约数十步处，第二营营长王子英进行中，震动初发，只见其猝然倒地，趋往视之，脑盖骨上裂痕中流出蛋白质浆液，想系山上飞石四溅会有掠过其顶者，故遂脑裂以死。余时适行至一大石侧，石高丈余，余即屈身蔽其下，得此石掩护，山上飞石均超余顶而过。环顾随从人员，或死或伤已血肉狼藉于地矣。以上各种惨状，事后言之，非须臾能罄，而事实则在视听间顷刻齐观，可谓奇变也。……天已稍霁，兵员渐集，死者搬运于耕地上，约共数十具，盖被山石掩埋及跌入江水者不在其内也。伤者约百余人陆续运集。村内倒塌房屋中亦救出人民数百，有老有少，一并集中圹起，血肉模糊有似活地狱现象。斯时也，生者无食，死者无殓，伤者无药，余一生之刺激应以此次为最。总计因地震死伤失迹者三百多人，减去全团兵力四分之一，亦云惨矣。……震区内沿江两岸数十里，山峦有如剥去表皮，肉肪怒张，无一完好者。时为秋初，酷热炎蒸，倒山碎石中所埋人畜腐尸，臭味四溢，触鼻皆是，残肢断骸，到处可见。此震动之突然而来，各人生命之存在与否，实无趋避之余地。余之不死，实为大石所蔽，若号为石下余生，甚恰当也。夫天之奇变，难遭难逢，探险家不易得其机，惊奇悲惨，每为人所不忍睹。今事隔二十余年，以其悲惨激烈，为生平刺激性最强之遭遇，故叙述其梗概如此。
用爱呵护生命的尊严
二十多年前，我曾有过一次走进灾区采访的经历。那是一次严重的滑坡泥石流灾害，数百万方滑坡体被山洪裹挟着、推拥着从高处迅疾滑落数百米，瞬间便掩埋了两个村寨，50余人遇难，数百人无家可归。在采访完成后撰写的文稿中，我噙着泪写下了一段话：
天道无常。我们还无力拒绝任何自然灾害的发生，不管是地震，是洪水，抑或是猝然而至的滑坡泥石流。但是，经劫历难之后，我们该怎样告慰那些不幸的罹难者，让他们的灵魂安息。我们又该怎样去抚慰那些不幸的幸存者——那些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孩子的母亲，失去母亲的孩子；该怎样为他们依然漫长而艰难的人生提供我们应该提供的帮助，尽到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坦率地说，当时之所以写下这段话是目睹了灾区某些不那么令人认同、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现象后有感而发。足堪欣慰的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走进新世纪，以人为本、民为根本的理念已成为我们党、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我20多年前写下的那段文字已不再具有任何疑虑、忧患、企冀、吁求的意思。
一位哲人说过：“除了生命的尊严，这天地间难道还有什么更值得特别珍惜的东西吗？可是生命的尊严需要爱的呵护与奉承，而人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感谢这位哲人，他揭示了世事沧桑中最本质的生存和发展的要义。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忘记过生命的尊严需要爱的呵护与奉承，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自信而自豪地告诉他，我们再也不会忘记用爱去呵护去奉承生命的尊严。
报载：8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8·03”鲁甸地震灾区灾民过渡安置、灾后重建工作，并作出了若干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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