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子/邵阳学院

　　“翻译是一种诠释”为哲学家将翻译置于诠释学考究范畴所兴观点。中国古典译论所述“文与道”、“言与意”一方面说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理解与表达之重要性，表达属解释说明一种方式。西方第一个将诠释学作为理论引入的施莱尔马赫将诠释学规则分为“语义学”部分和“心理学”部分，可见文本与心理早已开始对话。理解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人们对翻译的解读多样且不断变化，但终究未能脱离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化活动。文本作为一个存在客体在经译者主体能动解读之后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视域效果，正因为如此，翻译被部分译者认为是一种再创造，如林纾、严复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作。毋庸置疑，在对文本语言进行解释时，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心灵碰撞产生的辐射电波对理解文本并转换文本影响深远，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一种互文。在这些翻译哲学命题中，互文性诞生的时代背景，以文本为中心发散的次文本、文化、文体、主体等诸多要素的参与产生了哲学火花。

一、翻译中的互文性

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译介研究过程中获得灵感，提出“互文性”概念，认定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之前文本的遗迹与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是吸收其他文本并转换而成的。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传递与过渡是一种转换，无论发生语际还是语符，都离不开翻译与创作。翻译首先出现在语言之间，语言由数不清的符号组成，言语与符号指称早已为译者和观众所共知共享，即便非言语翻译，其原则与规约也已预先支配，这些前提可视为认知互文要素。如互文性类型所述，互文本有隐性与显性之分，预知文本即便只是架空投射在大脑，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行为也必须恪守其内在指令。

　　普通意义上翻译过程必须包括原文、译者、译文，两个文本之间嫁接程度取决于译者心理承负能力。从原文解码到译文编码，整个过程中译者首先会探析并解读原文文本，直接文本显然是眼前可触摸可阅读作者所著文本，然这只是语言符号显示的狭义文本。译者承载的文本概念在转换过程中得以拓充，一方面他不仅要熟悉字面意义对应文本，还要走入作者心理，传递文本内容，实现作者意图；另一方面，译者需透视文本文化，嵌入自我意识，考虑读者反应和译本效果。个体在构建翻译文本时集过往体验、阅读感受、文本互动、语言文化内涵于一体，充分发挥自我认知并重新书写翻译。这些无形却宽泛概念引入文本之中拓宽了互文要义，翻译目的、局限、个体意识、社会价值不断涌现，随着翻译理论不断革新并顺应社会发展，翻译行为也走向多级。正如罗兰巴特所言阅读即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次对话那样，

　　互文心理非常关键，翻译过程中译者承担双重身份—原作的读者与译作的作者，他将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串联，使得互文要素从原作—译者—译作三重走向原作—译者—译作—读者—批评者五重关系。显然，参与要素主体性的延伸强化了互文内涵，也为互文在翻译中的作用彰显带来了契机。

　　文化传译过程中抵制性翻译引入的政治强权与殖民风暴将翻译带入了全新多元互文场中，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关系、历史传统、心理重构融入翻译使得互文要义形成庞大交错集合。翻译中的诸多技巧策略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也是互文映射，其与互文性策略改写、模仿、挪用等虽义之深浅有异，意之精髓一辙。勒弗维尔界定翻译是为构建他者，译者可以操控翻译，提出翻译首先要考虑的是“认知网格与文本网格的相互交织”，由此可见，翻译是意识与文本的互联，这种网格联系与各种形式翘首相望的文本达成一致，系统交织虽不停留于现场文本，但包罗万象的关系网络正是互文性潜在文本痕迹，吻合多元互文无处不在之现实。

　　不仅如此，在真实文本中的翻译互文性也随处可见，尤以译著文本为盛。林语堂列此类文本创造者之首，译著作品丰富。除去《京华烟云》以小说体形式展示中国变革时代人物的生活命运，《生活的艺术》用悠闲笔调树立传统中国人惬意情调的美好生活，入木三分折射平民快乐哲学。《吾国与吾民》则以静观犀利语言描述了作品诞生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与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思维等。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以英文的形式展现于外国读者，但无论是文化负重还是语言承载都与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发展呼应互文。

二、互文性中的哲学

互文性虽以符号学衍生，基于巴赫金“对话”、“复调”与“狂欢”等文学理论，其发展与研究领域正向多极发散。互文之关键在于一种相互关系的自发或者有意识所为，其诞生背景，主要表现形式，内含反思均体现了哲学意味，力证为哲学阐释。

(一)互文缘起进化顺应哲学

普遍认为互文理论诞生于一种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解构模式下，它重文本与社会关系，去文本中心，破逻格斯中心，其静态出身迎驾文本背后的动态发展过程。无可否认，互文的前提是文本，克里斯蒂娃所示“互文性”虽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为蓝本却超越了前结构主义思想，承袭了巴赫金“对话”思想与“复调”之论。巴赫金用马克思意识形态将语言作为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凸显了读者或他者反应，尊重不同声音，形成动态历时倾向，铸就了巴氏时空体。“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对话就是为了嫁接这种关系，以此得出“话语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虽然巴氏没有明确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但是其诗学研究从形式走向社会，融入了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哲学萌态了然。

　　互文性为文本相互的指称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推己及人的文本关联完全符合哲学万事都相互联系之观点。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读者中心，读者在阅读中所传递的意识、话语期待、文本反馈对文学及话语批评分析带来了福音，自我与他我的消长关系授予其观点哲学光环，将互文概念泛化。

　　随后热奈特将互文性概念进行系统理论建构，着眼文本整体，提出“跨文本性”并将其分为五种类型：文本间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广义文本性。这一划分将引用、评论、派生、模仿、类属等手段具体运用于互文研究中，对之后业内学者对互文类型分析产生导向作用。

　　互文产生的解构时代背景与不断发展演变历程既是对哲学唯物史观的顺从，是辩证观的明证，承认文本之间联系并联接主体个人意识也是能动观的演变，理论辩证推进思维方式为理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开放空间，尊重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循环。

(二)互文类属形式表现哲学

互文理论作为文本理论最初用以服务文学批评，此后被不断运用到语篇分析、语用解读与翻译研究，尤以翻译为最。互文的类型之分也众说纷纭，各有说辞。创始人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分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之后强弱互文，主动与被动互文，表层互文与深层互文，广义与狭义，自与他，隐与显等相对概念互文名称相继出现。这些互文分类分别体现了语言哲学的历时与共时观，表现形式程度差异观，文本语段与认知心理杂糅观。

　　具体常见互文方法包括改写(adaptation)，引用(citation)，用典(allusion)，戏仿(parody)，糅杂(pastiche)。改写主要发生在文体变化与多媒体涌现时代，如将文言文转换成现代文，诗歌体转化为章回体，或者将文本小说改编成电影、话剧等。内容相同而外在形式多样，可以理解为多个形式表象反应同一个内容实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引用分为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直接引用一般都有引号或文中标注，一目了然，而间接引用则需读者有一定的文化转借能力和丰富的诠释经验。用典是借用国家特有文学故事和史实，让双语读者产生简明具体、委曲含蓄效果。引用与用典两种互文手法都是基于历史文本，从过去传递到现实，引用不一定是典故，只求顺应文本再度书写所需，典故却代表着本民族的某种精魂，以典译典，寻求双语之间最贴切的效果对应。万物都可追踪溯源，寻求本源之举正是唯物辩证之法，引用与用典即为正视并证实起源的互文方法。根据美国传统词典释义，戏仿是“模仿作者独特风格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或为喜剧嘲笑效果而创作的作品”。以已有文本为纲进行意识性仿拟是尊重事实与主观能动性极致发挥的结合，也是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具体表现。糅杂将个体融合，整体参合个体，读一个文本，尽可寻万千子集，互文意蕴表现了整合观。

(三)翻译互文过程内化哲学

通过互文缘起、发展、分类、表现形式等多方考究，互文作为文本理论辐射跨学科研究优势非一般理论所及，其用于翻译研究内涵运作与哲学关联千丝万缕。无论是中国古典译论还是西方翻译理论，都折射着哲学光环。中国古代朴素哲学对言意之鉴定弥漫着互文气息。老子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为“道法如若可言，只是平常道法；名号若可定，只是平常名号”。由此可推“能指与所指只存在于一般意义，不存在于永恒确定之中”。西方互文性历史可以追溯到哲学家柏拉图。沃通与斯蒂尔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对话作为互文研究首选材料。柏拉图与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提及摹仿，注重普遍联系之真理，互文意味较为明显。相互关系更是是一种互文、补充、取代甚至原创时更兼翻译效能。

　　文本本身具有实践性与产出性，引入互文性理解赋予文本更多不同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就是读者阐释的结果。王宁认为“翻译是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这是他关注新媒体时代特征的感言。从语言到其他媒介的转换，翻译文本的种类与范畴发生了改变，个体阐释必要性尤能凸显。哲学阐释从现象到批判，文本主体与译者主体间性的关系与权重也悄然变化。从主体间性到文本间性实则为阐释视角差异，并未脱离互文要义，前者谓主体互文，重认知内隐，后者为客体互文，重真实外化。译者承担的任务是在文本内外关系中进行文本对接、语言转换、知识转移、经验传递等活动，做到合情合理解释，不折不扣翻译。海德格尔阐释的无尽循环论为首尾呼应互文本、翻译中的复译等论调铺垫了哲学根基。理解是阐释的前奏，阐释是理解的结果，从个体思维认知到阐释共享，使意识走向存在，局部迈向整体。

　　维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之概念，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实则重“用”，而“意义即为使用”，意义成了语言哲学的核心，且为翻译互文理解焦点。要获取真实准确意义，在互文性观照下，文本之外显性或隐形实体作用于语言要素，带来主体人相应思维与行为，转换为翻译文本，切合了人对文本意义的认知。翻译承担的语码转换具象为某种符号，本质为意义译语重构。刘宓庆对意义的哲学解读分为指称论(Reference theory)、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语用论(Use theory)、指号论(Signs theory)。中国古代意义指称“名与实”、“物与象”代表古老朴素哲学，暗示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多面性，实体性与整体性在翻译解读意义时被提升至特定语境与时空交错之中，带来了指称的定与不定，为互文翻译无定法提供了哲学依据。观念论意义重译者感觉与认知，一切意义都是心理过程的映射与联想。互文翻译译者走入作者心理过程便是意向探寻过程，同时也凝结自我翻译心得体会给译语读者，意向观念依次互文传递，完成意义功能：译有所意。语用论与指号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言语行为与隐喻翻译中，前者关注语言用途，话语双方心领神会与预测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控的，是主体文本与客体文本相互交涉互为所为，后者则强化符号的相似性，引发了翻译的隐喻研究，客体文本互文在修辞格中穿梭，意义得以幡然。

　　操纵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指出所有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原文有目的的操纵，由此强化了译者主体权力。随着解释在不同阶段不断循环，以话语建构的权力之争也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新的镜象。权力话语是福柯社会哲学理论中最凸显的成分，他眼中的权力不是恒定不变的物的概念，而是一种关系。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福柯权力话语观点，话语成构社会关系与行为，使得翻译的社会学意义更加凸显。在多元文化交互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环境之下，翻译互文哲学意义也将走向另一个高度。

三、结语

互文即关系，本文从语言与哲学，语言与翻译，翻译与互文，互文与哲学等关系梳理中树立哲学思辨之理念。无可否认，现代语言翻译理论源于哲学沉淀与实践循环，文本引领翻译重言语，重理解，重意义。随着大脑认知科学发展，认知诗学成为一种交接背景、图式、原型范畴、心理扫描、文本世界等于一体的综合研究趋势。世界普遍联系但矛盾主体不断彰显的辩证哲学在互文性翻译理解中占据鳌头，翻译中互文的无处不在，互文中关系的交错不已，关系中主客体叠叠不休也给现代哲学带来全新理论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