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刚

　　古代公车也腐败

　　文／李志刚

　　

　　公元前48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称。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将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立马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的马车作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改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招摇过市，威

　　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力越大；车一般者，权力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地位的象征

从古至今，座驾虽然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官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用车、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的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中国最早、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别，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的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的用皂布盖，千石以上的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儿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嵊时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弹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标准，而且还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朝的首辅，回家奔丧时，所坐的轿子堪称世界之最，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的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轿子要32个轿夫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时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1000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公车的公私使用之分，因此，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官车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公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族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的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轿夫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顶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官员以轿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其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朱元璋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据《明史》记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为了讨好他，说：“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皇帝的带头作用，从《明史·舆服志》里可以看到一系列关于乘轿的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轿子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白马王子摘自新浪网李志刚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