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文道

　　饥荒年代的尊严

　　文／梁文道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里一个叫高吉义的人，有一天和八个伙伴偷到一袋重达一百六十斤的洋芋。几个人饿得太久，什么后果都不顾了，将一袋洋芋煮掉吃光。

　　这是超出人类身体极限的荒谬举动，更何况饿久的饥民。可是，长期的饥饿让人放下了生理的本能，一直吃，最后变成了心理上的渴欲。

　　果然，他们九人吃到了腹痛难当的地步，坐在车上稍一晃动，喉底就会掉出一块还没嚼好、更没消化的洋芋。

　　当天晚上，其中一人终于撑破了胃，不到午夜就断气了。高吉义则倒在炕上翻来覆去，又哭又喊，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出。好在有一个一直很照顾他的“老右派”牛天德，整夜伺候他，帮他揉肚皮。揉着揉着，高吉义果然吐了，而且上吐下泻。牛天德是工程师，斯文儒雅，这时却用一个盆帮他接上所有的秽物，吐一回倒一回，拉一回倒一回，整晚出出入入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高吉义醒了过来，出门走动，舒活手脚，发现有人架了一副梯子上了房顶，就好奇地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牛天德，他趴在房顶，用一块布晾晒着一层黏稠的东西。

　　“黏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疙瘩物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显绿色的混合色。”再走近一点，高吉义发现，牛天德“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黏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黏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这是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里写的骇人“大餐”。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回母亲的河北老家，问亲人们是怎么挨过那三年“困难时期”的，他们都吃过树皮吗？

　　二爷爷与大舅舅都点头，表情淡然，话也不多，只是说：“连草地都给啃成荒滩了，树皮又怎能不吃呢？那时候如果有一碗白面，就已经活得比神仙还好了。”他们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往事已远，不必再提。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吃草与树皮意味着什么。你肚子是填饱了，却没有营养，所以你会浑身乏力，坐下去就怕站不起来。当年有许多人都试过站着拉屎，任由排泄物沿着裤管流到地上，因为蹲下去的后果可能是再也起不来。假如是在荒郊，瘫坐到晚上会有被狼吃掉的危险。说到拉屎，大多数人肚中没有油水，老吃那些纤维过多的东西就会造成腹胀，肚子里一团团草蛋拉不出来，最后能把人活活胀死，嘴缝溢出一丝黑血。于是大家就自制一种很像耳掏的木勺，互相从对方的肛门里掏挖粪团，常常弄得人痛苦难当，血污四处。

　　直到二爷爷去世，我没再和他聊起那三年的事。因为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永远不要去问一个挨过灾荒的人是如何熬过来的，人总该保住他最后的一点尊严。

　　（吴一冉摘自群言出版社《味道之人民公社》一书）

　　（张甫卿摘自吾喜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