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总是特别在乎别人是否看得起自己，他们觉得只有得到他人认可，生活才有滋味，人生才有价值。然而，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道德良知，做独立精神的坚守者。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大放卫星，人人都在高喊口号，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苦战一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人们都觉得讲这些豪言壮语的人才算得上意气风发，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却十分冷静，说：“这能说是意气风发？恐怕是有点意气发疯吧？”

　　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重病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陈寅恪夫人唐筼知道丈夫此去凶多吉少，拼命阻止，造反派不听，将其推倒在地。刘节是陈寅恪早年的学生，他此时站出来，自愿代替老师去挨批斗。批斗会上，红卫兵对刘节拳打脚踢，侮辱完他后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着头，响亮地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老师、揭发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刘节却坚持做人的原则，实在是难能可贵。

　　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也曾做过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的事情。1948年底，北平即将解放，赵俪生在华北大学任教。华北大学由以范文澜为校长的北方大学和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是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骂“文学研究会”、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儿了。一次，在正定的华北大学讨论到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要求北平的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身体也很衰弱，能不能由其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成仿吾副校长却不同意，用宏亮的湖南腔发话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说到这里，他特意提高嗓门：“这是个态度问题。”会场上鸦雀无声，只有赵俪生毫无畏惧地站起来反驳道：“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去看望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骂，列宁并没有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政府工作。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赵俪生知道，说了这几句话后果非常严重，但内心的良知要求他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态度。果然，3天后他便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对此，赵俪生始终无怨无悔。

　　刘节也好，赵俪生也罢，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很容易，“大跃进”时上上下下很多人都说过那么多过头话，“文革”中侮辱知识分子的事情不胜枚举，有几个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甚至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保护别人？刘节、赵俪生看重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们知道，一个人随波逐流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保住自己的地位，但将以扭曲自己人格、践踏自己良知为代价。这对一个有极高道德自许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内心的灾难。为了避免坠入这种灾难，他们选择了激流勇进，逆众人之道而行之。

　　在一个犬儒哲学盛行、大家都乐于做缩头乌龟的社会里，只在乎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很有可能让自己沦为邪恶现场的冷漠看客。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首先要让自己看得起自己，是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尺，特别值得我们去追求。（责编 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