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星

　　合大火

　　1958年4月20日，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之后，人民公社制度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人民公社的宗旨是走集体合作化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要求家家户户把农具牲口、粮食炊具、杂物等所有家产都拿出来交给生产队，然后到生产队的食堂吃大锅饭。不过，社员得凭工分领饭票吃饭。

　　那时，我刚能记事。刚开始合大火，有些社员家里由于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挣的工分少，经常吃不饱饭，便偷偷把藏起来的锅拿出来，或烧热茶，或煮热汤，垫补一下肚子。当时，这是严重违规的，按照集体化的政策，就算想喝口热水都得到食堂，家里不准有炊烟。我家门外有个高台，每到早中晚吃饭时间，生产队长便拿个铁锤子，站到高台上四处张望，只要发现谁家里冒炊烟，就跑过去不由分说地把锅台给人家推倒，用锤子把锅和炊具一顿乱砸。

　　生产队长砸锅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铁锅拿去炼钢铁。当时，全国都在高喊“赶英超美”的口号，上上下下都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到处是土法上马的小炼钢炉，民间几乎所有铁制品都被弄到炼钢炉里去了。

　　生产队长经过一番整治，社员们都不敢再偷偷生火了，可大队领导还是不放心，1959年初还采取过防微杜渐的方法，就是社员们互换住房。你家的房子腾出来，让别人去住，你又去住其他人家的房子。这样一来，谁家都不能再藏什么东西了。

　　我家在土改时分了两间地主的破瓦房，当时被要求让出来，全家搬到村后一个孤寡老人住的单间破茅草屋里。房子被随意调换，各家各户除了被褥、衣服外，所有物品都成集体共有，这被认为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家在老人的茅草屋里一住就是三四年，直到大食堂散伙，1962年春我们才搬回自己家里。

　　饥不择食

　　我们家搬到茅草屋后，父亲便去了几百里外的地方修水库，我和哥哥、妹妹年纪都小，生活重担全部落到母亲一个人身上。

　　母亲身体不好，还是小脚，连走路都走不快，更不用说下地干活了。可那时生产队要求，凡有劳动能力的社员都必须按时下地干活，评工分。食堂的饭是凭工分买饭票供应的，不干活，没有工分，也就无法到食堂吃饭。母亲走路慢，上工常常迟到，经常被克扣工分。母亲挣的工分少，很难养活我们兄妹几个，一家人经常吃不饱饭。尤其到了晚上，肚子饿得睡不着觉，便抱着母亲哭闹。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半夜起来，领着我们到外边找吃的。那时，庄稼地都有人看管，谁要是偷地里的东西，被逮住后是要游街示众的。我们不敢去庄稼地里，只得到荒坟坡找吃的。可各处的野菜早已被饥饿的社员们剜得干干净净，能找到的只有蓖麻叶和野倭瓜叶。这些东西十分难吃，一般人都不敢尝试。我们饿得没有办法，能找到这些东西已经十分幸运了。

　　一天晚上，母亲带着我们摘了很多蓖麻叶和野倭瓜叶，还意外摸到了一个胳膊粗的野倭瓜。带着这些“战利品”回家后，母亲犯难了，由于不准冒烟点火，无法将这些东西煮熟。我们舔着舌头眼巴巴地围着母亲，母亲无奈之下，只得把这些东西洗了洗，让我们生吃。

　　蓖麻叶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搁到嘴里就反胃。而最难吃的是倭瓜叶，上边有毛刺，割得舌头生疼，味道还很苦涩，令人作呕。母亲见我们咽不下去，连忙把那个小倭瓜洗了洗，切开分给我们。

　　倭瓜比叶子好吃多了，我们狼吞虎咽起来。然而还没吃几口，我们就一个个倒下了。原来生倭瓜有一种黏稠的汁液，这种汁液刺激性很强，还有一定毒素。我们一吃到肚里，便感觉十分难受，捂着肚子躺在地上打起滚来。母亲吓坏了，连忙端来凉水不住地灌进我们嘴里。

　　我和哥哥年纪稍大些，有一定抵抗力，母亲给我们喂了水后，我俩一阵呕吐，终于慢慢缓过神来。可小妹就没那么幸运了。她当时才一岁半，身体很弱，加上肚子里空空的，吃了倭瓜便开始上吐下泻，第二天嘴里更是冒出白沫。母亲忙把她抱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见小妹口冒白沫，检查后说得了“风气病”（一种风邪侵袭所致的神经性疾病），不碍事。他开了1毛2分钱的药，嘱咐母亲回家给小妹增加点营养，然后把药一吃就没事了。

　　母亲当时兜里仅有5分钱，不够买药，便匆匆跑回家向邻居借钱。7分钱，她跑了一天也没凑够，等第二天凑够了钱，小妹却不行了。

　　小妹就这样夭折了，她的样子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机灵。

　　淀粉馍

　　小妹死后不久，我们这里又发生了更加困难的事情。

　　那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导致土地荒芜，粮食严重短缺。我们这里有人想出了一个填饱肚子的办法，把麦秸打碎，提取淀粉（实际就是碎麦秸沫面），然后蒸成黑窝窝头做口粮。

　　这种窝窝头有点麦面的味道，吃着口感还不错，可吃到后面就出大问题了。麦秸燥劲儿大，再加上碎沫面容易沉淀和发锈，大家吃了“黑窝窝头”后都屙不出屎来，十分难受。解大便时，一家人相互用线穗子或筷子掏屁眼，那情景令人感到尴尬和无奈。通过这种方法顺利排出大便还好，好些人因排不出大便被活活憋死了。

　　我们家分到的窝窝头，母亲舍不得吃，几乎都让给我和哥哥吃了，结果母亲没事，却每天都要给我们通大便。

　　牛骨头

　　我身体本来就不太好，加上麦秸沫窝窝头的折磨，很快就病倒了，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母亲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一见我生病，害怕极了，连忙找医生给我看病。经过医生诊治，我的烧退了一些，但浑身像没了骨头似的，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医生说我身体太虚弱，需要补充营养。

　　母亲没办法，只得跑到食堂去找管火的，给人跪下，才弄到两根光秃秃的牛腿骨。

　　牛腿骨拿回来后，白天不敢生火，母亲就半夜起来把骨头放进我家洗脸用的破铜盆子里炖了炖。我喝了牛骨汤，身体才慢慢复原。

　　坏红薯

　　到了1961年，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公社领导宣布解散食堂，合大火从此结束。我家重新分了自留地，我们也稍微吃得饱了一点。我的个子慢慢长高了，身体也结实起来。

　　1963年，我们那里再次遭受自然灾害。天气时好时坏，时旱时涝。我们公社水利条件很差，加上地势有点凹，结果是旱天旱个死，涝天也涝个死，庄家几乎是望天收。那一年，庄稼本来长得正好，地里的红薯每个都有好几斤重，结果天气变了，没日没夜地下大雨，从6月下旬开始，整整下了78天雨。路没了，土地烂了，庄稼被埋了，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别的庄稼已没了指望，唯一能吃的就是泥窝子里的红薯。我们每天都挎个篮子，背把铁锨，淌着水到地里挖红薯。大地稀烂，一脚踩进去，半天拔不出腿来。我们艰难地挪动身体，在茫茫的泥水里瞅，一看到有绿叶露出水面，便伸手往下拽，先把红薯秧子拽出来，然后再用手探进泥窟窿里摸，不一会儿，就能摸出一块小石头大小的红薯。

　　刚开始，抠出来的红薯还是新鲜、正常的。慢慢地，随着泥水长时间的浸泡，红薯开始变质，表面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放到锅里怎么煮都煮不熟。这种像木头一样硬的红薯，吃一点还没啥，吃久了肚子便受不了，整天胀鼓鼓的，还伴着一阵阵疼痛。

　　天气开始冷的时候，地里的水终于排尽了。庄稼地到处都是枯枝败叶，一片狼藉。大家顾不得多想，赶紧拾掇土地，开始种麦子。

　　麦子刚种上，大伙儿就没吃的了。有人发现从红薯地里挖出的坏红薯，晒干后磨成面也能吃。

　　为了充饥，人们又扛着锄头、挎着篮子，到地里挖红薯。邻居顺大爷每天吃过饭，早早下地，他一边用锄头挖着地，一边念着顺口溜：“一锄不来二锄到，三锄挖个大块宝！”这天，顺大爷在地里挖红薯，挖着挖着突然歪倒在地，口吐白沫就过世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天天吃坏了的红薯，毒性太大，被毒死的。

　　那时，饿死或误吃食物中毒而死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儿时好多小伙伴都没能熬过当时的饥馑岁月，早早地夭折了。我能生存下来，活到今天，盼到改革开放，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实在是万幸。（责编 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