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被清政府默许时，他一本正经地考证出义和团是“乱民”；革命党人要求清帝退位时，他指责革命党人的“共和”是摄政；袁世凯称帝时，他一厢情愿地让袁10年后还政大清；讨伐张勋复辟的军队兵临城下时，他大义凛然准备以死表达自己对清帝的忠心……他就是前清遗老——劳乃宣。
喜欢考证的县太爷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1843年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府（今永年县广府镇）的一个官僚家庭，1865年以举人身份在保定、济南当家庭教师，1871年中进士，仕途之路波澜不惊。1879年，他到临榆县当县太爷，从此和县太爷这个职位形影不离，20年时间里先后在5个县担任此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此时，劳乃宣正在河北吴桥当县太爷，他认为义和团虽然不反清，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义和团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乱民”的结论，大声疾呼清廷保持理性，不可纵容义和团为非作歹。可当时把持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并不以为然，不仅姑息纵容义和团的发展，还希望通过义和团“灭灭洋人的威风”。慈禧在北京紫禁城打出了“欢迎”义和团的锦旗。劳乃宣大失所望，认为清政府愚蠢，一气之下竟以请病假修墓为由离职，到山东曲阜暂住。
这件事对劳乃宣的打击很大，他在曲阜的那段日子里总是长吁短叹。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义和团被慈禧利用去打洋人，不久就被西方的洋枪炮打得落花流水。劳乃宣知道后，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感慨道：“我中华将要覆没，义和团‘功德无量。”他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大清帝国的确是已经摇摇欲坠，不过这不完全是义和团造成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土崩瓦解，前清官员呜咽呻吟，劳乃宣也是其中之一。清朝灭亡4年后，劳乃宣给前清军机大臣徐世昌写信，对清政府当年不采纳他的主张仍然耿耿于怀，他说：“无稽之言上达，天听先入为主，信之不疑，而二三大臣知者不敢言，言者不尽知，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今日夫……如有敢言之士将此事根底源流，是非利害反复推阐，痛切敷陈，圣性光明，定必幡然而悟，但使上意一回，定为剿拳和洋之局。”他始终坚信，如果当初慈禧听从了他的建议，剿灭义和团，现在的局面就是大清政府和西方洋人一团和气了。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要求清帝退位，在中国实行共和政治，反对专制和君主立宪，国家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劳乃宣闭门考据，写了《共和正解》一文，痛心疾首地指出革命党人不懂“共和”为何物。他认为所谓“共和”，是指周成王年幼登基，不能理政，由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召公奭夹辅王室，称为共和政治。
劳乃宣把他写的《共和正解》托人带给袁世凯，一厢情愿地以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仍在幼龄，袁世凯可以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摄政之期暂定10年。10年期满，袁可以受封王爵，世袭罔替。
袁世凯收到劳乃宣的信后，虽然觉得文不对题，倒也别出心裁，便下条子聘劳为参政院参政。劳乃宣得到电文后，知道参政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位子，十分失望，对袁世凯寄予的复辟希望彻底破灭。当袁世凯派人拿着亲笔信和600块大洋来青岛请他出山时，他觉得丢不起那人，以“老眼昏花”为由婉拒了。
其实，劳乃宣写这种腐朽的考据文章，与其说是为了大清帝国，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以后的功名富贵。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宣统皇帝退位在即，劳乃宣以不忍见小皇帝溥仪逊位的情景，辞去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官职，举家迁到青岛。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仍然十分鄙视劳乃宣的这一做法。
灵棚事件
1913年底，劳乃宣从青岛出发到北京，参加前清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入土仪式。除了劳乃宣，其他逊清遗老得到消息后，也纷纷来到北京，聚集到西陵附近的梁格庄行宫。梁格庄行宫是清朝皇帝祭陵时的居住处，如果有皇帝死后，其陵墓还未修建完毕，尸体也存放于此。
光绪帝生前从未营建陵寝，死后才由清政府派大臣择定河北易县西陵的金龙峪为他修建崇陵。可崇陵工程尚未过半，宣统皇帝就宣布退位了。后根据革命党人制订的《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的规定，崇陵继续修建，终于在1913年12月初竣工。
大清遗老们名义上是来为皇帝、皇后下葬，实际上却把梁格庄行宫当成了发泄现场，其中情绪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劳乃宣，另一个是前清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负责督修崇陵工程的梁鼎芬。梁鼎芬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在修建崇陵过程中，他把工地当成了家。最令人感动的是修完陵墓后，他竟然坐在地宫内不肯走，哭得死去活来，宣称要给光绪殉葬，幸亏被人强行拖出。
1913年12月13日，光绪和隆裕皇后安葬前的祭奠仪式按照大清礼仪举行，前清山东巡抚、时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的孙宝琦等一批官员也来参加仪式（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前清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突然，劳乃宣和梁鼎芬愤怒起来，因为他们一眼便看见孙宝琦西装革履，没有穿清朝袍褂。
劳乃宣从人群中疯狂地冲出来，扑到正在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孙宝琦面前，死死地盯着他，怒问道：“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被劳乃宣突然这么一问，不知如何应对。这时，梁鼎芬浑身战抖着走到孙宝琦面前，迫击炮似地叫喊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是做过大清官员的人。你今天穿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得到梁鼎芬的支持，劳乃宣更加来劲儿了，大叫一声后跪在地上，老泪横流。他一边哭，一边臭骂孙宝琦是假洋鬼子、不要脸。梁鼎芬则不断质问孙宝琦到底是什么东西，两人一唱一和。孙宝琦无地自容，一面擦着汗水，一面点头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面对劳乃宣和梁鼎芬的谩骂，孙宝琦毫无还口之力。由于对方没有反击，加上其他大清遗老们的劝说，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复辟之梦幻灭
辛亥革命后，100多名逊清贵族、大清高官大吏来到青岛，他们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出身翰林院的就有30多人。当时有个德国人建立的“尊孔文社”，经前清两江总督周馥推荐，由劳乃宣来主持社务。劳乃宣在这个群体里颇受欢迎，因为他不仅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一位古算家和语言学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垂涎青岛已久的日本发现机会来了，它与英国结盟，向德国宣战，并派军队向驻扎在青岛的德军进攻，青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的唯一战场。经过两个多月激战，德国战败，德驻青岛部队宣布投降，青岛改由日本军队占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劳乃宣这样的大清遗老们的生活。劳乃宣在青岛过得还算舒坦，仍然经常和一些遗老们商量如何复辟，闲暇时还吟诗作赋。
1917年春，74岁的劳乃宣单枪匹马跑进北京城拜见溥仪。这次，他十分兴奋，带来了德国人的一封信，劝说溥仪复辟，并说如果溥仪与德国皇室联姻，他将代表德国皇室支持溥仪复辟，而且这次复辟一定能成功。溥仪对劳乃宣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激烈，但德国已经招架不住了，德国皇室自顾不暇，哪里还能帮助他复辟？
劳乃宣并没有就此放弃复辟的念头，仍在等待机会。1917年夏天，劳乃宣认为的机会再次到来，这次是张勋，一个同样做着复辟梦的前清职业军人。
张勋趁当时的混乱局面，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带领辫子军进入北京，获得复辟的暂时成功。张勋复辟后，让劳乃宣担任法部尚书（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尽管当时劳乃宣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但他还是欣然就任，可他对法律一知半解，便开始昼夜学习法律知识。有人问他：“你这么老了，能学到什么？”劳乃宣正色道：“临时抱佛脚总比尸位素餐好！”
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时任民国政府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进京将张勋的“辫军”打得一败涂地。就在各部官员纷纷逃遁时，只有劳乃宣誓死不逃，他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提学使司，现在承蒙皇恩高厚，让我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然到任数日，关于各省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我一件也不曾办过，已留下尸位素餐之讥，如果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帝了。为今之计，我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他还在大堂上系了一条巨索，说讨伐大军一进城，他就悬梁自尽，以表忠心。可当讨伐大军的第一发炮弹落到法部衙门时，劳乃宣还是扔掉法律书籍仓皇逃回了山东曲阜。
讨伐军在搜查张勋党羽时，从官员名册里发现了劳乃宣的名字，于是发出通缉令。劳乃宣只好从曲阜潜往青岛。
在青岛待了两年，劳乃宣回到祖籍山东省阳信县，在同族劳之常（时任民国交通部次长）的资助下，开始纂修《阳信县志》。不久，他又回到青岛，担任青岛礼贤甲种商业学校（前清的礼贤书院）监督。他的生活还算惬意，偶尔写写诗，但内心却十分孤寂。民国10年（1921年），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复辟”这个词语了，劳乃宣也走完了他悲剧的一生，在青岛去世。（责编 王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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