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德瑛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从第一次看见打人到现在，已经40余年了。40年间，社会的变革，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真的是日新月异，但是，时至今日，打人，尤其是打坏人的习惯依旧。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老是抹不去我脑海中有关打人的残酷记忆的原因。

　　记忆有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记忆的痛苦便选择遗忘……

　　一

　　第一次看见打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是灾荒年，我10岁不到。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正睡得懵懵懂懂，忽然被一阵呐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妈妈猛地拉亮了电灯，说，贼娃子来了，快，抓贼娃子去！说完，抓起衣服就冲出了门。

　　喊声还在继续，我好奇地冲出门，只见我们单元楼上楼下的大人小孩都往外跑，其他单元楼的人也在纷纷往外跑。有跑得快的小孩折转来报信：两个小偷，逮到一个，跑了一个。遭逮到那个小偷已经被捆到宿舍门口那棵大树子上了！

　　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段时间谁家丢了一只鸡，谁家丢了一件衣服，气愤而又兴奋地朝宿舍门口奔去。丢衣服的是三楼的李孃孃，她边走边恨恨地说：“一人一年才一尺八布票，我用了两人的布票，给我那女娃子做了件短袖子衬衫。我娃娃爱惜得跟啥子一样，学校有重大活动才拿出来穿一下，总共才洗了两水，上个星期天晚上洗了，水都没晾干，湿淋淋的就被偷了，太可恶了！”丢鸡的王婶婶更是捶胸顿足：“我那鸡是个生蛋鸡哦，买了四个小鸡娃，就它一只是母鸡，好不容易喂大了，刚刚才生了三个蛋，我女子生娃娃坐月子都没舍得杀给她吃，就想到留到起生蛋。嘿，结果遭这些挨千刀的贼娃子给偷了！”

　　我随着大人们跑到宿舍门口，那棵大树下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随着几个小孩挤到里面，看到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子双手被反绑着吊在一棵梧桐树上。

　　路灯透过梧桐树叶，在他的身上投下斑驳的阴影。指头粗的棕绳，已经深深地勒进了他的胳膊；他脸上满是汗水和泪水，一只眼睛肿得老高，鼻子还淌着血。他勉强用脚尖支撑着地面，不停地哭着求饶，“哎哟，哎哟，我的手杆呀！我的膀子呀！求求你们放我下来打嘛！”小偷像秋千一样晃荡起来，哭声更加凄厉了。

　　围观的大人们笑的笑骂的骂：你晓得你的手杆了？你那个贼手杆不拿来吊断还拿来干啥子呢！有人上去踢他，并且厉声地问：说！还偷了些啥子？小偷顾不上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凄厉地哭号。这下把大人们更惹火了，一个叔叔冲上去，抡起胳膊就是几耳光，一边打一边骂：你狗日的偷了东西还要狡（方言：多话），我看你还敢号！我看你还敢号！李孃孃和王婶婶也挤了进来，拧胳膊拧嘴巴，骂着叫着让小偷把她们的衣服赔来，把偷吃的鸡吐出来。

　　有人说，歇会再打，先让他坦白交代，他到我们宿舍区来偷了几回东西了。打小偷的人于是歇下手来，这时小偷才挣扎着用脚尖撑住地，呜呜咽咽地开始坦白交代：他是第一次偷东西。本来是不敢进城来偷东西的，但确实饿慌了。他也没想偷什么值钱的东西，想的就是能够偷点米吃顿饱饭。和他一起来的那个人说，他偷东西很有经验，让他不要怕，所以他就来了。他们是爬树翻进阳台然后进入厨房的，但没想到厨房里除了一个煮饭的锑锅，一个搪瓷钵钵，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两人都饿得发慌，偷东西很有经验的那人就把锑锅和搪瓷钵钵先拿走了，说他再到另外几家去看看，又喊他把墙壁上挂的几个干海椒用水加盐先煮起，等他找到可以吃的东西就拿回来大家一起吃。“他走了，我害怕得不得了，头又昏，没有力气从阳台上翻下去了，就想从门出去。那个房子里有好几道门，我也不晓得该开哪道门，想了好久才选了一道门，只默倒（方言：认为）是出大门的门，哪晓得里面睡的尽是人！我吓得要命，就跑到厨房去翻阳台，还没有下到地上，就遭你们逮到起了，呜呜呜……”

　　小偷说到“他偷东西很有经验”时候，把“经验”拖了一个长长的尾音，显得特别滑稽，大家哄笑起来。于是立即有人学着他的腔调，重复着这个滑稽的句子，再次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掀起一阵哄笑；但是，当听到另外一个贼把那家人的锑锅和搪瓷钵钵拿走了的时候，人群又愤怒起来。大家觉得这个贼太猖獗了，居然还敢盘算找到可吃的东西后再回到被偷盗的人家里来煮起吃！何况在那个年代，锑锅和搪瓷钵钵是好值钱的东西哟——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紧俏商品呀！那时，很多人家的锑锅都是换了几道底子的。像我们家的锑锅，直到底都没法换了，才另买了个砂锅来煮饭。

　　被偷去锑锅和搪瓷钵钵的那家男主人，想到自己家里明天就得破费去买砂锅来煮饭，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阵拳脚。“歇会再打”的序幕拉开了，小偷便由号哭叫转而呻吟，最后连呻吟也渐渐微弱了下去……

　　有人说，打不得啰，再打就翘跟儿（方言：死）啰。但更多的人说，翘跟儿就翘跟儿，这样的人，打死一个少一个！

　　到底还是有人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来了，把已经说不出话的小偷从树上放下来，然后去勘察现场。在宿舍楼背面的墙角处，发现了小偷没来得及带走的锑锅和搪瓷钵钵，还有一小棵厚皮菜。大人们分析：一定是“偷东西很有经验”那个小偷在另外人家偷到这颗厚皮菜后，准备拿回这家来煮着吃的。他发现同伙被抓，吓得丢下赃物逃之夭夭了。

　　小偷放下来没多久就断气了。民警把锑锅、搪瓷钵钵还有那棵厚皮菜都拿回了派出所，并留话让失窃人家去认领。但是很多人都告诫失窃的那家人：去不得呀，人命关天哦！你想嘛，人都遭打死了，总要追究是哪个打死的，你去认领东西，就等于是去投案自首，去了就遭关起！

　　失窃的人家只好忍痛割爱，去买砂锅煮饭。于是，小偷的死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只有那句话——“他偷东西很有经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宿舍区的一个经典笑话，被广为传播。直到今天，儿时的伙伴或者老邻居相聚时，还会以“他偷东西很有经验”来调侃。就这样，一个孤独无助的小偷，在绝境中留下的最后哀鸣，在大家默契而又开心的哈哈大笑声中，成为了对过去甜蜜时光

　　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老李是我曾经执教学校的一名老师，只是一名中专生。在到我们学校之前，他是某中央厂矿的工人。能够调到学校来当老师，据说得力于一位当领导的亲戚的关照。他调到学校后，从事教学工作有些吃力，但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终于，老李又得关照，被调到一个有执法权力的单位。

　　老李调走后不久，我去了一家报社工作。那天，我到他所在的部门采访，没想到一去就碰见他正推着两个小偷往一间大办公室走。看见我去了，老李很高兴，说，我正要处理这两个坏家伙，没时间陪你啰。我说你没时间陪我，我来陪你嘛，我正好看看你们是怎么问案的。老李说，看可以，但不准随便写。我说，当然当然，这点规矩我们还是懂的。

　　两个小偷一高一矮，高的一个有二十来岁，矮的那个大概十五六岁，老李把小偷一搡进门，就是一个旋风腿。那飞起的一脚把皮鞋都踢飞了，满屋的人都笑了，说，老李的功夫不错，再来一个扫堂腿，把狗日的扫到地下睡起再说。

　　老李练过武术，还会气功，这我是知道的。在学校，老师们打球扭伤了手脚，老李都义务帮忙按摩。但是把武功用到打小偷身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显然，他打人的“技艺”已经很娴熟了——

　　老李命令小偷把他的皮鞋拣过来，高个子小偷想讨好他，反绑着手跑过去，蹲下身子捡起皮鞋，背着手递给他。他接过皮鞋，顺势又是一脚：狗日的，还敢用屁股对到我！小偷被踢了个狗吃屎，头重重地撞到水泥地面，两颗门牙跌断了，嘴巴立即肿得像个“猪拱嘴”。小偷吐出嘴里和着血的牙，尖声地哭叫起来。老李生气了，上去又是几脚，并命令小偷马上站起来。小偷抽泣着站起来，又按照他的要求把身子弯成90度，用头抵着墙。

　　老李又走到矮个子小偷身边，含笑打量着他。矮小偷吓得簌簌发抖，脸色都青了。老李用手捻住他脸上一点点皮，将他往高个子小偷那里牵。矮小偷忍不住叫起痛来。老李说，叫啥子？嗯，叫啥子？小偷不敢叫了，龇牙咧嘴地歪着头，满眼是泪。老李说，你狗日的装疯迷窍，做出这副样子给哪个看啊？说着顺手就是两耳光，然后一脚将矮小偷踢到墙角，命令他和高小偷并排站到一起，弯腰，低头抵住墙。但矮小偷头要抵住墙，就不能够和高小偷站成一排，而站成一排，他的头就抵不了墙。老李指责他没按要求做，将他打了个鬼哭狼嚎。打完了矮小偷，老李又以矮小偷为标准，命令高小偷照着做，于是高小偷又因为完不成规定动作而挨揍。

　　大家用观赏的眼光，饶有兴味地看着老李对小偷的虐打戏弄，看得兴起，手痒了，也即兴上去踢两脚，打一耳光。

　　我借口有事要走，老李这才丢下小偷来招呼我。我问老李，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残酷？老李嘿嘿地笑了：说，对坏人的仁慈才是对人民的残酷。这些人，不打就不晓得厉害！唉，我现在打人真的有点上瘾了，看见这些坏蛋手就发痒。其实，我打人是有轻重的，算是很文明的了，从来没拣他们要害地方打，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们，开开心。我说，那个小偷还是个孩子啊，你那一脚，把人家的牙齿都跌断了，还没拣要害地方打啊？你可是当过老师的人啊！

　　老李不高兴了，说，不要给我提学校的事，当老师对我的个性是个极大的压抑，弄得我都快没自信了。现在我们单位的人，哪一个不说我工作负责，很有敬业精神？在这里，我才体会到了，啥子叫做扬眉吐气！再说了，他牙齿跌断了纯属意外，我又不是故意的。他们被我们抓住了还算是运气好，要是在外面被群众抓住了，不遭打死才怪呢！末了老李又给我补充了一句：人不要犯法，犯了法就不是人了！

　　我激烈反驳他的话：人犯了法怎么就不是人了？犯人、坏人，不都带一个人字吗？

　　他们微笑着告诉我，理论上犯人、坏人当然还是人，但在实际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三

　　老李的话没说错，小偷落在群众手里，下场的确比落在他们手里惨。就在目睹了老李打人后不久，成都市某居民小区就发生了一起小偷被活活打死的惨剧。

　　当时的报道记载下了小偷死时的惨状：记者接到居民的电话报料后，立即赶赴该小区采访，在现场，看到了刚刚死去的小偷。小偷被裹在一床烂棉絮里，一只青紫淤肿的手露在外面，指甲有的脱落有的开裂，触目惊心。据居民介绍，小偷前天夜里来这里偷窃，被发现后，先是从三楼跳下来，跌伤了腿，不能够逃跑了，然后被人用铁丝绑起来打。后来又有人拿来了钳子，先说是钳断他两个手指头，被一些老成的居民所劝阻，于是就被人用钳子挨个钳了一道。受伤后，躺在这里已经有两天了，棉絮是好心的居民拿来给他盖上的。“开始还有气，时不时地还呻唤两声，不晓得好久就死了。”

　　我当时正在报社主持《市民茶座》这个栏目，于是，就以“小偷该不该被打死”为题，展开了公开的讨论。讨论非常热烈，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居然有半数以上的意见认为对小偷就是该打，打死活该。因为小偷小摸又够不上判刑，拘留几天又跑出来害人，还不如打死算了。有人还提议，小偷偷盗一次，就应该钳去一根手指头。

　　但毕竟是20世纪90年代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小偷该被打死，有的读者在来信中提出“小偷也是人，人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他们认为，小偷和所有的人一样，其生命不应该随便被剥夺。且不说偷盗罪不当诛，即使犯了死罪，也应该由法律来判决，由司法机关来执行。一个法制国家，不应该有任何私刑存在。法律应该追究所有对他施暴致死的人的责任。对施暴者的放任，就是对所有生命的漠视。

　　在编辑来信时，我对后一种意见给了更多的篇幅，使“打死小偷其实是更为恶劣的犯罪”的舆论占了优势。这下，惹恼了持“小偷该被打死”意见的读者，他们不断地来电话质问我，既然是讨论，为什么不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我的中文BB机号码是公布在报纸上的，天天都有人呼我，回电话过去不是受到质问就是被漫骂，有的干脆就在BB机上留言骂我。由于正在开展讨论，我又不敢关机。有天已经夜深了，我一连接到几个相同号码的传呼，我知道不是好事情，但还是很无奈地回电话过去。一个男子在电话里开口就说：“你这个记者咋个当起的哟？咋个没有把你的弟娃教育好呢？”我以为他打错了电话，急忙说，我没有弟娃呀。他劈头盖脸地就开骂了：“咋个没有呢？你的弟娃当贼娃子都遭人打死了得嘛！你还假公济私，在报纸上呼吁要追究啥子施暴者的责任！你以为这个样子公安局就会出来给你弟娃报仇哇？等倒起嘛，球大爷才理睬你！”不等我回言，对方“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当即被这个电话气瓜（方言：傻）了。

　　小偷被打死的报道发过了，该不该被打死的话题也讨论过了，但被打死的小偷死了也没有人再管过，毕竟法不责众。然而，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漠视中，才出现2003年震惊全国的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收容所的恶性事件，出现了没有杀妻而被屈打成招并险些被枪毙的余祥林等典型案例。

　　故事讲完了，我还是想问一句：小偷应不应该有人权？谁来维护他们的人权？

　　（组稿郑红责编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