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忠

　　1964年底，中国新闻媒体报道大庆石油会战英雄事迹后，获得“铁人”称号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代表”，成了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1970年王进喜去世后，名字被编入《辞海》。笔者与王进喜是钻井同行，曾在大庆有过接触，时光虽已过去40多年了，其形象仍历历在目。

　　1960年秋，我还是北京石油学院三年级学生时，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在1250钻井队做实习钻工。当年冬天住大庆北线星火牛场，比邻1205钻井队。王进喜那时已是赫赫有名的“英雄标杆钻井队”“铁人”队长，而我只是个寂寂无名的实习钻工。因有同学在1205队实习，我时而去那里串门，常见到王进喜。在崇尚英雄的年代，对这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西北汉子，我既感到神秘，又充满崇敬。

　　我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次年初夏带领钻井59级学生去大庆实习，学生被安排在王进喜任大队长的南线钻井二大队跟班劳动，我去联系学生实习事宜，与王进喜有了进一步接触。当时大庆未建市，油田指挥部在黑龙江省安达县萨尔图镇，南线钻井二大队队部在镇南几公里外的草原上，又叫南线指挥部。我怀揣指挥部教育处批转的介绍信，乘坐油田交通车直奔南线指挥部。到达目的地一看，眼前是一片十分简陋的芦席棚。在“大队长办公室”，我见到了王进喜。他看了介绍信后，热情地与我握手，爽快地说道：“北京石油学院师生都是好样的，欢迎到这儿实习。”他主动问起他的老朋友秦同洛、田德连的情况。我在学院早就听说，开发系主任秦同洛教授，解放前在玉门油矿工作时，与王进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院钻机技工田德连师傅，是玉门油矿的老司钻（钻井班长），1938年王进喜初到玉门油矿时，在他手下当学徒。王进喜每次去北京开会、办事，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秦、田二人。当得知秦教授不日将到大庆的消息，王进喜激动地说：“好久没见秦教授的面了，他到大庆后你一定告诉他，请到我这儿吃正宗西北大肉（猪肉）宽面。”我请王进喜给学生作“入矿教育”讲话，他也欣然应允

　　学生到钻井二大队的第一天，在大队食堂里，王进喜用亲身经历，对学生进行了生动的“入矿教育”。王进喜讲到，自己出生在玉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跟着父亲在戈壁滩上当脚夫赶骆驼，终年劳碌难得温饱。15岁进玉门油矿做学徒，住的是山洞，穿得像叫花子，吃的猪狗食，还常遭工头打骂，直到玉门解放，才翻身做了主人。1959年底，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因苏联停止供应石油，国内燃油吃紧，北京公共汽车用煤气作燃料，车顶背个大煤气袋，很不雅观。他路过北京去学院看望老朋友，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见到背煤气袋的汽车，对他刺激很大。在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条战线都超额完成任务，就是石油生产没完成指标。外国专家都说“中国贫油”，他就不信这个邪。作为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工人，他发誓“不把‘中国贫油帽子扔到太平洋，不改变首都公共汽车背煤气袋的现状，死不瞑目”。他抱定“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决心参加了大庆会战。他还用“钻井是龙头，不钻哪来油”、“采油比钻井轻松，不钻井采个球”的浅显道理，教育学生要热爱石油钻井专业。他还讲述了秦同洛教授当年在玉门油矿同情、帮助工人的情况，号召学生向“同工人打成一片”的秦教授学习，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讲话中他还批判了“不同工人阶级结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名道姓地斥责卢××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卢××是中国最早公费留学美国、学习石油钻井技术的人员，也是我国最早的钻井教授之一，原在清华和北京石油学院任教，1957年10月调走。我虽久闻其名却未曾谋面，王进喜的讲话，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在崇尚英雄的年代，英雄的现身说教，是治疗年轻人思想问题的良药。听了王进喜的讲话，一些惧怕钻井艰苦、愁眉不展的学生，都积极去井队实习；个别想改学采油的学生，也打消了改行的念头。

　　一个月后，秦同洛教授代表石油学院到大庆看望各专业实习师生。一天，由我和巫云松老师陪同秦教授乘坐“大庆钻井指挥部”领导李进（后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去钻井队看望实习师生。原计划在南线指挥部吃午饭，没想到半道汽车弹簧钢板断了，只得在采油大队吃饭并等待换车，晚饭时才到达南线指挥部。王进喜一见秦教授就涮开了坛子：“秦教授，一年多没见，您比原来更胖啦！那年访问东欧，您把人家罗马尼亚石油部长的汽车压爆了胎。我的乖乖！今天又压断了李进指挥汽车的弹簧钢板，以后没人敢借车给您坐啰！”秦教授诙谐答道：“您错怪人啦！不是我太胖，是汽车质量太差。”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王进喜兑现诺言，晚饭请吃手擀大肉打卤宽面。面条薄如绵纸，宽似系腰皮带，用直径一尺多的“捞碗”盛面，浇上猪肉、冬菇、木耳、黄花熬制的卤汁，香味四溢，令人胃口大开。我从未见过如此宽的面条，也从未用过如此大的碗，长了见识，饱了口福。王进喜边吃面边向秦教授夸耀：“做宽面的是西北厨师，不是我吹牛皮，除了这儿，您跑遍大庆，都吃不上如此正宗的西北宽面。”

　　晚饭后秦教授准备告辞时，正好有汽车送牛奶到大队部。王进喜打趣地用手指着肚皮问秦教授：“这儿还有空隙没有？喝两碗鲜牛奶再走吧。”秦教授拍拍肚皮用专业术语答道：“这里的孔隙率很大，油水也没饱和，吸收两碗牛奶没问题。”他边喝牛奶边问王进喜：“这是哪里产的牛奶？味道真好。”王进喜回答：“这是我们大队喇嘛甸家属农场自产的牛奶，您想喝随时到我这儿来，管您喝个够！”然后感慨地说道：“前两年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汉子们钻井，婆姨们开荒种地，养猪养牛，既解决了家属安置问题，又解决了工人副食供应，现在日子比过去好过多啦！”

　　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我带学生回北京，此后很长时间没机会再去大庆，也无缘再与王进喜见面。

　　转眼间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1967年春，林彪、江青等人刮起“反击‘二月逆流”妖风，为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会战总指挥），进而打倒周恩来总理，江青一伙唆使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头头谭厚兰，煽动不明真相学生去大庆造反，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胡说“大庆是刘少奇、邓小平蒙骗毛主席树起来的假典型”、“大庆是黑旗，不是红旗”，进而污蔑王进喜“不是英雄，是工贼”。谭厚兰的爪牙逼王进喜否认大庆会战的历史功绩，否认自己在会战中的英雄事迹，遭到王进喜严词拒绝。黑爪牙们煽动大庆一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对王进喜进行无情批斗，使他身心受到了巨大摧残。但他一直表现出铮铮铁骨的“铁人”本色，不管承受多大痛苦，都不讲给大庆红旗抹黑的违心话。

　　在大庆没捞到政治稻草，谭厚兰的爪牙和受蒙蔽的大庆学生挟持王进喜到北京。一时间“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余秋里”、“大庆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余秋里一伙蒙骗毛主席树起来的假典型”等大幅标语贴遍北京城。大庆学生开着宣传车，载着王进喜在北京闹市游街示众，甚至到中南海墙外用高音喇叭狂呼乱叫：“王进喜是工贼，不是英雄！树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代表，毛主席受骗啦！”闹得乌烟瘴气。亲自参加大庆会战的石油学院广大师生愤怒了，他们对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卑鄙行为忍无可忍，砸了大庆学生的宣传车，救下王进喜，将他保护起来，并针锋相对地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红干将”、“大庆是毛主席树起来的红旗”、“污蔑大庆红旗罪该万死”等标语。

　　后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王进喜回到大庆，并在新成立的“大庆革命委员会”里担任副主任，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文革”无情的批斗摧残了他的健康，不久他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47岁英年早逝。

　　1976年秋“文革”结束后，我由石油学院借调到基地在湛江的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主持培训“南海一号”钻井人员，在这儿见到了被王进喜斥责过的卢××教授，他在指挥部“引进办公室”负责翻译审核资料。因工作关系，我同卢教授接触较多，也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晚饭后有时陪他去海边散步聊天。后来在“南海一号”上与他并肩工作过一段时间，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发现他是个工作责任心很强，对人热情诚恳，诲人孜孜不倦，处世超然的好老头，当时虽还背着“历史复杂”的政治包袱，却能全心全意地工作。抗战时他在玉门油矿任钻井工程师，曾对工人有过体罚行为。解放后他为此多次做过深刻检讨，向工人们道歉，但一直未得到王进喜等人的谅解，使他抱愧终身。1979年7月，组织上给他落实政策，实事求是地对他一生做了公正的评价。

　　王进喜生前对秦、卢二教授截然不同的态度，充分反映了“有恩当报，有仇必记”的西北汉子性格。他至死也未谅解卢教授，说明他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为中国石油工业振兴作出的卓越贡献。

　　（组稿、责编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