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秋，全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鉴于“无线电收音系便利救亡图存最迅速之方法，且快捷传播政令，发扬文化，促进建设”，于是，饬令各县“广为设置收音室”。渠县县长肖杰三委任王家桢为收音员，派赴省会成都受训三月，购回复亚牌干电池带耳机收音机一部。“西安事变”前后，在县政府后花厅紧挨肖县长卧室处辟屋一间，作为收音之用。当时，设在重庆的广播电台，播音极不规范。白天，杂音大，多改作夜晚九点后播出。由于设备简陋，机器质劣，收音效果很不理想。但是，这毕竟是个新事物，尽管肖杰三以“听者震怒”训斥收音员，但仍然每晚专注收听。一天深夜，播送“张杨兵谏”消息，气温骤降，收音机内噪音频频，时清时杂，同时，播音又时不时中断。肖县长虽说坐在火盆旁，仍战抖不已。无奈之余，抱来一床棉被，拥裹全身，硬撑着听至结束。
第二天大早，肖杰三把“西安张杨兵谏，促使一致抗日”的重大新闻，铺开大纸，奋笔墨书，张贴城区，告之社会。肖见纸有剩余，意犹余存，忆及昨晚情景，唏嘘连连，又运腕写成下面句子：
终日忙忙，/总没一时闲荡。/严冬寒夜，/拥被裹身，/直听到雄鸡三唱！/明少浑多，/最苦是近耳静气挨时光。/今晚，/目暗神衰，/焉敢把耳机轻放？
二
“七七”枪响，渠县县长已改为左勋猷。与上届同样，对收音室情钟有加。特别在这非常时期，非但耐心收听，而且把收音所得消息冠名《收音快讯》印成32开铅字小报，交邮政所投递镇、区、乡各部门，而县城则让报童去茶楼酒馆散发。1937年7月17日晚，听罢对日作战宣言，父母官心潮澎湃，感奋难寐，连夜大书眉题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主标题是《国民政府下令宣战，众志成城灭寇在即》的收音新闻。未天明，已贴牢在通衢墙头。晨曦初显，城区鼎沸。民众读到“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语，真可谓“同仇敌忾，势薄云天”。北街朱姓，世代书香，长者朱伯文先生，工诗善文，撰一联以抒胸臆：
慕风华少年疆场逐寇
叹耄耋老夫陋室度日
老人此举，宛如登高一呼，应者众矣：
统帅鞭东，江山顿添豪壮
倭寇败北，炎黄再谱伟曲
慷慨解囊，何虞明天无食
肝胆助陈，认定今日有勇
国事艰危，趁此抗战惊天，演场岳武逐虏
旌旗激奋，于兹挥戈指日，高呼还我河山
左县长信步街头巷尾，见民情激越，楹联纷呈，莞尔久久。回衙欲再跨进收音室，突地想到这“快速敏捷工具”之功劳，甚觉有嘉奖之必要，遂用一联代之：
功高乎，益我耳目
勋卓哉，唤吾民智
三
汪精卫投降建立傀儡政府之际，渠县县长又变为李旭。某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签发的《省（建）字第6500训令》送达，意曰“南京伪广播电台，前仅沿用中央电台660千周波，呼号为XOJE，近竟改用我中央广播电台XCOA呼号，冀图鱼目混珠，淆乱听闻，猖獗卑劣，惑我民众，殊堪痛恨！……令到之日，亟昭告所属机关法团与拥置收音机之政要绅耆，一律收听我之1200、9720、5985三种千周波，勿再错听伪台660千周波”云云。一县之长深感事关重大，一面亲自起草“汪贼穷途昭然，企盗我喉舌蛊众，实痴心妄想。今战斗方酣，吾县黎民，务即摩顶放踵，怒斥妖言。倘若知伪不拒，一经拿获，惟国人皆曰‘可杀，汉奸罪论处”的《紧急照知》公文下发，一面将收音员、警察局长、电话所长诸人召来，详订实施方案。当夜，李旭县长还亲率收音员郭某，警察局长袁某，去县电话所，同所长陈某，不厌其烦，用电话向各地再三查询，统计境内收音机数目、型号，俟一一登记核实造册完毕方罢。
不久后的一天，离县城90华里濒渠江岸的三汇镇，镇长杨氏带镇公所五名全副武装的警丁，捆送一中年外地口音汉子及缴获的收音机到县府。称“船上抓捕。所收音内容，系汪逆口吻，被船工识破密报”。消息传开，县城沸腾，扶老携幼，直奔衙门，盖欲亲睹“汉奸”之嘴脸也。
后来，此人杳然。再后来，传出“该人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派出的监测员，秘密到各地测听收音效果”。然而，目睹者总疑心有诈，并对地方当局责有微词。即便今日，大凡尚健在知道此事的前辈，其态度仍未改变。可见当时对收音的敏感及对汉奸的憎恶。
（组稿郑红责编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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