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童

　　董仲舒是西汉的经学大师，他的老本行是治学，而非作赋。这哥们可是名副其实的一方学霸，闭关读书多年，目不窥园，心无旁骛，这种精进和定力，自非常人所及。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愿意对自己狠一点的男人，多半都成就了一番事业，董仲舒也不例外。他以治《春秋》而闻名，学问的底子是儒家那一套，但是却借鉴整合了阴阳五行等其他一些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的扬名之役是与汉武帝的一番策对，史称『天人三策』，董仲舒引经据典，大谈治国为君之道，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汉初重黄老的皇家风气为之一变，儒家终于被翻牌，并一步步被扶正，逐渐成为了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正统思想。

　　因为出色的表现，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委以江都相的职位。江都易王刘非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曾立有平叛的战功，骄奢好勇，但在董仲舒的礼义熏陶和循循善诱之下，居然改正了不少陋习。董仲舒平日喜欢搞点天人感应的灾异之说，结果有一次玩大了，差点把自己的命给玩完了。有一年辽东高庙失火，董仲舒知道后一时技痒，忍不住在家一番推算，认为这是武帝有失德之处，上天示惩，准备借题发挥一下。刚写好草稿，被前来探访的卑鄙小人主父偃看到了，偷去献给了汉武帝。一时龙颜大怒，将董仲舒治为死罪，所幸后来宽赦了他。经此牢狱之灾，董仲舒再不敢谈灾异之说。他和公孙弘都治《春秋》，但公孙弘是半路出家，没有董的童子功，水平远不如董仲舒，而董也一向看不惯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于是嫉恨之下，公孙弘想了一出借刀杀人之计，他向武帝推荐董仲舒去做了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这刘端何许人也？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与刘非是亲兄弟，只是阳痿，喜欢搞断背，更重要的，性格暴戾凶残，喜怒无常，十分变态。董仲舒担心日久生变，朝不保夕，于是干了段时间就托病辞职了。自此后闭门却扫，埋头著书，最后寿终正寝。有意思的是，即便他罢官在家，朝廷中每逢大事，都要派使者到他家来征求意见。哥虽不在江湖，江湖还有哥的传说哥的需求，也是够牛！

　　《士不遇赋》是董仲舒流传下来的唯一一篇赋作，具体创作年月已很难考，但结合他的生平轨迹和文中相关字句，大致可以推断当作于辞官居家的晚年。文章开篇即说：『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机遇来得迟，去得快，说明董仲舒曾经也阔过，只是如今风光不再，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这应是从相位退下来后的切身感慨。而一句『正身俟时，将就木矣』，说明董仲舒此时已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年纪，垂垂老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这分明是品尝过伴君如伴虎的味道，经历了各种职场倾轧斗争的官场过来人的牢骚啊！不正是他晚年不治产业，闭门修学时的真实心态写照吗？他何尝不想建功立业，只是这种英雄迟暮的伤痛，这种对现实环境『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一般人又怎能轻易体会呢？正所谓：『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你甚至不难想象当董哥踏上回家路时，那忧郁的小眼神后面掩藏的无尽失落、怨念与决绝：啊！多么痛的领悟！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哥已不在江湖，哥也不失风度，哥要找的幸福，只有自己最清楚。

　　在『重曰』之后的一大段总结中，董仲舒将『士不遇』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揭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想自己学的是儒家仁义道德那一套，但现实却是一个颠倒黑白、辩诈期通的世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奸佞之徒瓦釜雷鸣，而耿介的贞士虽然洁身自好，却郁郁不得志，进退两难。『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曾经高谈阔论天人感应，并试图以圣贤之说开愚解惑，如今他已不得不承认，都以失败告终了。既不甘心同流合污，而藏器待时也可能只是虚度岁月，他于是有了严重的信仰危机，『退洗心而内讼兮，固未知其所从也』，左右都不是个活法，到底该何去何从啊？他想起了商汤时的卞随和务光，周武王时的伯夷与叔齐，这些都是生逢明王、『丁三代之盛隆』的廉士，却要么隐遁，要么采薇，尚且没有出路，何况是『丁三季之末俗』的我辈呢！一生的抱负无法施展，又不甘心走屈原的极端道路，活在自由与功名的夹缝当中，这种出世和入世的无比纠结，太他妈不是滋味了！

　　思想斗争虽然激烈，但他最终还是想通了：『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吧，坚定操守，不随波逐流，与其违心干禄，矫情获利，不如正心求道，独善其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啊！做个真实的自己，管他什么虚名浮利，一句话，老子不在乎！到此，董哥也算是与自己和解，真正活明白了。

　　平心而论，出世和入世，本如阴阳，并非必然对立。古云：『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坠。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小窗幽记》）又或说：『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菜根谭》）概言之，当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只有通过入世的历练和考验，出世的修为与涵养方显真实和珍贵。一个人不贪，不能说明他一定廉洁，也可能只是他没有机会，一旦有机可趁，可能比别人贪得更狠。人生真正可贵的，不在于你人微言轻时，如何高谈阔论淡泊名利，而在于你位高权重之际，依然能够谦和淡定，廉明自守；不在于你家徒四壁时，如何侈言大庇天下寒士，而在于你腰缠万贯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富而能仁。修行修的是穷达如一，寤寐如一，乃至死生如一，修的是你的慧根与定力，是物我圆融的心一境性。

　　董仲舒为大汉帝国的专制建构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这是大一统时代的必然需求。和那些卑躬屈膝、惯于逢迎的佞臣俗士相比，他算是一个有理想追求和职业操守的人。虽然尊君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也明白，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祸害。他追求儒家的『天下为公』，所以他在皇权之上，又架构了一层天道，他讲天谴灾异，无非是要让君权有所制约，不至于为所欲为。他想提醒皇帝，君权虽然神授，但神授给你，并不是要你去任性妄为，而是要替天行道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他主张权力的相对制衡，希望扮演帝王师的角色，只是他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那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求仙问道，有点神神叨叨吧，但你看他对文成、五利两方士的先宠后诛，看他开疆拓土的大手笔，人家可是个霸气十足的狠角色，会甘心自缚手脚，处处掣肘吗？武帝真正要的并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唯我独尊。只要看看他那个无赖起家的曾祖父刘邦就知道，一个谈吐龌龊的小混混，没有半点贵族精神和礼仪修养，当上皇帝后，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不懂。直到叔孙通点拨了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并且卖力地做了一番就业指导培训和彩排，最终收到满意效果后，刘邦才兴奋地说道：老子今天才知道，原来做皇帝这么过瘾！

　　遗憾的是，在那个视天下为一姓之私产，子孙坐享产业之花息的帝制年代，董仲舒式的『士不遇』悲剧几乎是注定的。因为真正的士必然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与追求，他们希望和君主是师友的关系，而非主奴的关系。可悲的是，随着君主权欲的日益膨胀，这些所谓的士终其一生努力，就算最后成为了出将入相式的风云人物，却仍然只能匍匐在掌握着绝对生杀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脚下，俯首屏息，诚惶诚恐。功人也好，功狗也罢，功劳再大，说挂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