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格律中的词性相对、正反相对、虚实相对、平仄相对、语意相连,组成一个矛盾均衡的统一体,这种相反相成的主体形式,具体体现和揭示出哲学辩证法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楹联史略
第一节 楹联的起源二、对立统一——楹联的哲学基础
楹联格律中的词性相对、正反相对、虚实相对、平仄相对、语意相连,组成一个矛盾均衡的统一体,这种相反相成的主体形式,具体体现和揭示出哲学辩证法之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这种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怎么形成的?对偶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哲学宝库中找到依据。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无不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斗争又统一均衡,既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从而推动着世界万物的发展和变化。人之双臂,车之双轮,门之双扇,室之双楹,鸟之双翅等对偶现象和人之生死离合,物之大小长短,天之昼夜阴晴等对立统一的客观存在,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又必然通过语言或文字的各种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古代的哲人们就是从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入手,勘破宇宙世界的真谛,体悟出万事万物的规律,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将对称、均衡发展为美的极致。
《周易》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萌芽于殷周之际,成熟于春秋时代。《周易》通过八卦的形式,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以阴阳代表万物,举凡上升、活动、积极、进取、刚强、明亮、温热、雄性……皆可称为阳;举凡消极、退守、下降、沉静、柔弱、寒凉、雌性……皆称为阴。所有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法则都可概括为一阴一阳。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昼为阳,夜为阴……这些对立面无不存在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阴阳之间相互对峙,有阴就有阳,有阳必有阴,缺一不可;阴阳之间又相互依存,“阴阳相合,万物乃生”;阴阳之间相互消长又相互转化。阴阳之间的关系道出了世界万物都遵循着对立统一、对称均衡的准则。楹联属于文字语言的对称艺术,汉字的造字法就是本于易学原理:其结构模式、形音合璧、思维内涵,都是阴阳观的反映。从刻画符号的出现,到篆、隶、楷、行、草都遵循着阴阳相谐和对称均衡的准则。每一个汉字的笔画结构,左为阳,右为阴,上为阳,下为阴,都是阴阳结合的产物。人类重视文字的对称和均衡,当是楹联的原始发端。对偶修辞经过漫长岁月的历练,最终形成独立文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楹联不是律诗的衍化物,而是两种相互关联、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又相互独立、各成体系的姊妹艺术。
春秋时代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和转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中提示出很多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重轻、长短、雄雌、白黑、强弱、兴废、荣辱、祸福、攻守、胜败、进退、美丑、真假、生死、巧拙、男女、晴雨、得失等等都是万事万物中存在的对立统一体,它们都两两相对,正是这些以单音节为主的反义词,成了构架楹联最好的语言材料和最好的对偶、对仗方式。“事对为难,反对为优”,因为反对能恰当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形要上下对称,音要平仄对立,义要词句对偶,构成了均衡、和谐、优美的对仗法则。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楹联艺术方面的生动体现。
“阴阳观”、“有无论”扎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土壤,潜移默化地渗透着人们的意识,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使人们产生了对偶、对仗、对称、均衡的观念,这就为楹联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它影响和促进着对偶句式不断改进和发展,使之终于演变成严谨的、格律化的、社会化的独立文体——楹联。
三、桃符——门神——楹联
春联是楹联家族中的一个门类,而春联由古代的“桃符”演化而来。桃符就是挂在门两旁的两块桃木板,上面画有驱邪的“门神”,如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以禳灾祈福。
古代传说,东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垒二神,主管查看万鬼,遇到为祸作祟之鬼,就用芦苇绳索捆起来喂老虎,于是黄帝作礼驱鬼,立大桃人,画神荼、郁垒之像与虎形于门户,并悬苇绳以御凶魅。此说见于汉王充《论衡·订鬼》、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和《后汉书·礼仪志》卷中南朝梁刘昭注引《山海经》(今本
山海经》无此文),所以民间在元旦用桃木板画上这两个神像,挂在门两侧,以驱鬼避邪,这就是古代的“桃符”。这是人们愿望和意志的表现,画神像的桃符成了人格化的神。
从汉代起,桃符的演变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桃符上继续保持绘制图像的传统习惯,所绘图像除“神荼”、“郁垒”之外又逐步增加新的内容。如唐太宗时,秦叔宝、胡敬德成为门神。《三教搜神大全》载,唐太宗生病,家里闹鬼,“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叫”,大将秦叔宝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积蚁,何惧魍魉乎?愿与胡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准奏,果然平安无事。唐太宗嘉奖二将并命画工画二人像,“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及至后来,直接在门上书“秦军”、“胡帅”四字,便与门联产生了渊源关系。唐玄宗以后,钟馗的形象也跳上了门神。当然这些都是被神化了的人,是人们文化心理的一种寄托。到了宋代,还增添了象征福、禄、财、寿之类的财马、鹿马等。这见于吴自牧的《梦粱录》:“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以备元日悬门首,为新岁吉兆。”
桃符演变的另一方面是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内容上由画神像逐步变为书写“祈福禳灾”、“逢凶化吉”之语,进而发展为写两句对偶的诗句,即“桃符诗句”。形式上由于题写文字的需要,也逐步增大桃符板的面积。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淮南子·诠言训注》中说:“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岁日插于门左右地而钉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皇朝岁时杂记》证实了桃符由画神像向直书春词、祝祷语的演变:“桃符之制,以桃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神荼,右郁垒,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桃符上书“郁垒”、“神荼”,这本身就很有意义:“神荼”、“郁垒”分别作为上、下联,字数相等;名词对名词,词性相同。这种字数相等、词性相同的桃符应是楹联的“雏形,与“前身”。当独立使用的对偶句文字跳上桃符板,就标志着楹联的产生。桃符——门神——春联,这是楹联起源、产生、发展的主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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