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帆

一、大学里的以美育代宗教

1947年12月至1948年10月间，沈从文曾以“巴鲁爵士”的名义，连续发表七篇北平通信。起初未免失于谐谑，越至后来却越显示出拳拳之心和系统观念。在第三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写道：“惟余于北大前后二校长以美育代宗教学说及动人主张，则不免更多向往之心，因二人气质中，始终犹保留哲学者之睿思，与诗人之热情。对未来能有所憧憬，此另一种人常识与世故，于此故都中，究容易培育进步种子也。”在第四篇《试谈艺术与文化》中又提及：“若干年前，余即刻一象牙图章，作小篆字十个，文曰‘美育代宗教之真实信徒’，以示对此中国具有儒家传统精神西洋进步见解哲人之向往。”

　　服膺“以美育代宗教”，实为作者沈从文自己的主张。所谓“北大前后二校长”，即指蔡元培与胡适。沈从文虽未曾与蔡元培共事，却很早就与胡适过从甚密，可说是胡适在文学界的代言人。1946年抗战结束以后，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很快公布沈从文为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随即发表《从现实学习》一文，指出若以学术论，“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这是因为在文字写成的书以外，尚有沈从文自《从文自传》起就反复提及的“人生这本大书”，能够以对人生的观察来补学术之不足。沈从文并且回顾了胡适引介他进入高等教育界的往事：1929年，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即聘请仅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担任大学国文系讲师。沈从文写道：“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胡适的《尝试集》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可见沈从文对胡适此举赋予了相当重的意义。他解释说：这不仅影响到他的工作，更主要的在于影响到他对工作的态度，这个态度日后推广开来，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健康发展，依靠的就是这种尝试态度的相互感染。强调胡适聘请自己在大学任教，是其“五四”以来尝试精神的贯彻，就将文学家与大学的结合，承接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中。而此刻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自然成为这一历程的延续。沈从文写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

　　沈从文在1940年代曾经屡次作文重释五四精神。《“五四”二十一年》一文中的叙述颇具代表性，沈从文提出：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当时要求的方面多，就中对教育最有关系一项，是“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沈从文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主要承接胡适的思路，显示出其重建因果的连贯性和排他性。首先，强调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而非政党领导。其次，将文学革命等同于工具运用，并将蔡元培与胡适并举，强调先有学术自由，才有语体文对社会的改造。第三，强调观念的力量，由“五四”一直讲到抗战结束，认为建国目标也要由五四运动精神来指导。沈从文自己的位置也就在这个结构中确立：他是工具运用——胡适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最有力的实践者。

　　抱有“习作”观念的沈从文，不仅能创作杰出的作品，而且一直以专注写作、不断尝试的态度，来显示自己对工作的热忱。在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里，丁玲曾经讽刺她眼中脱离大众、一味硬写的沈从文说：“他发气的将信扯碎了。他最后看见那还只写了薄薄几张的稿纸本大张着口，他无言的，痛恨的却百般悼惜的用力将它关拢了，使劲的摔到抽屉里。他叹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在丁玲看来，沈从文终将被这大张着口的稿纸本吞噬。然而在沈从文看来，即使真的一字未成，也仍然是在坚持一种伟大的工作，自然会慢慢引起作用。于是文学的作用，就内在于坚持奋斗的专门家的人生态度之中。在沈从文看来，他不仅是一个作家，在写作态度的感召上，在作家人生观的确立上，更堪称作家的表率。

　　在另一篇《纪念五四》中，沈从文强调了文学运动与学校的亲密关系：文学运动离开学校，往往离开真诚热情，走向阿谀世故；学校离开文学运动，也会失去向上的朝气。只有学校与文运，二者相互配合，方能重新出发，找回“五四”初期的质朴精神。这也意味着在抗战结束的当前，必须守住大学为阵地，继续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二、以“人的科学”重造民族观念

在《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中，沈从文对此前已屡屡涉及的命题加以集中论述。既涉及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定义“美育”，也交代何以要以美育代宗教，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他开宗明义写道：“宗教因迷信结集而产生，后因迷信游离而毁弃。宗教亦可能再生，与传教士却无关，将由一种‘人的科学’发展，对于迷信本质加以有效控制起始。科学家和诗人，必同为此庄严工作而携手服务。”

　　5.医学管理：遵循隐私保密原则，加强对HIV/AIDS者的随访，及时给予规范的综合治疗（包括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提供必要的医学和心理咨询（包括预防HIV/AIDS者继续传播HIV的知识与措施）等全程管理措施。

　　在沈从文看来，迷信的根源在于生命力，是生命在青春期产生的势能。不仅曾经产生宗教、文学艺术，造就了科学精神，在今日则受到“政治”的吸引。政治造成近世之“无定向”与“褊持狂”：前者使“民主政治”摇摇欲坠，后者则容易导致集权。在此两极激荡之下，一旦操持失当，就会导致民族的流血牺牲。沈从文意在以艺术与科学携手，促成宗教再生，使此势能与政治隔绝开来。他着意区分了宗教的“复兴”与“再生”，以为回归往昔宗教时代并无意义，宗教“再生”则是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是有条不紊的理想求索。实现此事实，有待所谓“人的科学”的建立。

　　沈从文相信，在“人的科学”推动下，最终必然可以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其观念在于：若能借此远离政治，则无流血、无牺牲，则能从熊熊战火之中，拯救人类文明。然而，即便能够确立此种新兴独立思想观念，究竟应当如何远离政治，“人的科学”又如何能够推广扩大，沈从文却不曾论及。他只是抽象地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人类尤其需要对生命力产生的势能加以引导。在他看来，这一势能的最新表现在于原子能的应用：一方面，从原子能上，可见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应用，也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与恐慌。如何使科学的进步，不致落入“政客”与“武人”之手，而能真正运用到人类正当行为上来，正是时代当务之急。此处沈从文的论述，实有相当具体的对象。其解决之道，近似于鲁迅在早期论文中所强调的，精神与物质不可偏废。他写道：“此世间尚有一种新能力，在原子观以外，亦从阳光雨露而来。虽早已明白的‘存在’，尚无人注意它的‘可能’”。

　　沈从文就此提出，生命本体（即为“迷信”之根柢）既包含无知的冲动，又成为世界的支撑。只是旧的艺术与哲学，已无力应对新的现实，“似只能作实验室用，公言应付现代，迎接现代，重造现代，则深感不足”。自20世纪20年代起，胡适提倡进研究室主义，即受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多方诟病。沈从文期待超出此局限，而如何实现，始终没有清楚论述。他指出，这依赖于“爱”的力量，以少数人的爱为燃料，将其他多数人的生命“重铸成形”。沈从文对此过程颇为乐观，相信不仅最终一定会产生音乐与诗，其过程也将远离激烈的冲突，如同音乐与诗一般。这里的“爱”，就来自热情无私的、尤其是反对流血冲突的科学家与思想家的共同努力。

　　此处仍然语焉不详，止于展望。似乎唯一可以确定的，即宗教情绪的再生，要由专家来主导。用他在《变变作风》文中的话说：“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在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沈从文看来，归根结底，建国仍是中层阶级的责任，只有中层阶级的探索，才能以“人的科学”重造民族观念，并最终实现永久和平。

三、“神在生命本体中”

在1942年的《学习写作》一文中，沈从文借对一个有志写作的青年提供建议，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写作内容不妨各异，“却将发生同一影响，引带此一时或彼一时读者体会到生命更庄严的意义，即‘神在生命本体中’”。在他看来，作者要将此文学观当作“信仰”，然后才可望将其浸透读者的情感，使其也得到此种信仰：“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

　　如此看重人的意志，甚至以之为国家与社会重造的唯一起点（可注意最后一句的“全”字），正是宣告：植根于生命的人的意志就是神。这自然使人想起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自我克服”一节，尼采写道：“凡有生命处，就有意志：但不是求生命的意志，而是——我要如是教你——求权力的意志！”在他看来，生命就是权力意志，“那种不竭的创生的生命意志”。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沈从文1940年代杂文中对于“生命本体”的论述概括起来，会看到其主张的确植根于尼采的核心范畴。

　　首先，沈从文论述的前提在于：迷信是一种“生命青春期的势能”，在人类对神的迷信消失无余以后，这一“剩余精力”即转入人世。这也就是在“上帝死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权力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次，强调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应该压抑这种生命力。因其不仅是一种历史境遇，也是历史正当性所在。他在《生命》一文中写道：“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 “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测量这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复难言。”应该以生命力为基础来确立道德，而非以固定的道德标准来压抑生命力。这也正是尼采的主张：“对于生命体，许多东西被高估了，高于生命本身；然则在这种评估本身中说话的——就是权力意志！”沈从文是在以一种权力意志（尼采所谓主人的权力意志）来批判另一种权力意志（尼采所谓奴隶的权力意志）。

　　第三，沈从文提出“人的科学”的建立，依赖于以生命为准则来重估价值的努力。这正是尼采所谓：“谁若必须在善与恶中成为一个创造者：真的，他就必须先成为毁灭者，必须先打碎价值。”

　　第四，回到文学上来，提出文学家的使命就在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完成。

　　沈从文的主张植根于尼采，却提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这源于二者对于自然的认识不同。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写道：“倘若人们放弃了战争，那么，他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心灵的平和’仅仅是一种误解罢了”。他赞许“拥有敌人的价值”：

　　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例如新帝国，更需要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在对立中它才感觉到自己的必要性，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对于“内心的敌人”，我们的态度亦然：在这里，我们也使仇恨升华了；在这里，我们也领悟到了其价值。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即富含对立面，人们才会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不松懈、不追求平和，人们才能青春永驻……

　　借助对敌人的确认，在对仇恨的升华中，一个老大帝国重又获得生机。相比之下，沈从文的理想则在于远离政治。他不做战争正义与否的区分，只关注战争是否可以避免。于是，既要在内心深处“精神不松懈”，又要在社会国家层面培育“新的宗教情绪”，“将血与火两者完全扑灭”，就只有从爱的方向上努力。沈从文说：“人生需要爱甚于恨”。他的“神”是以“爱”与“美”构成的“神”。

结 语

概而言之，沈从文的政治哲学方案，是要植根于生命意志，扩充“五四”时期蔡元培、胡适“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由文学家与科学家等专门人才携手构建“人的科学”，唤起中间阶层的觉醒，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确立新的原则（也即“神”的再造），最终实现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他曾作《读英雄崇拜》，反对战国策派领袖陈铨对五四运动的批评。沈从文认为：“神的解体”在二十世纪是势所必然，解体恰恰可以成为建国的前提。“神的再造”不能依靠英雄崇拜，而是要用泛神的办法，将更多群众，而非一二伟人，塑造成为社会的偶像。

　　如何确立这样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正是沈从文1940年代念兹在兹的核心命题。平心而论，沈从文的思考脱离了实际的社会与历史现实，其“政治哲学”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对政治的回避，而将希望寄托于抽象的专家观点之上。但是，作为一种诚恳、平和的文化与教育理想，沈从文既源于“五四”，又整合“五四”的思索，在今日也仍可为关心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命运的读者，带来相当丰富的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