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形成于两周时期的诗歌文本，除却其极高的艺术价值外，诗歌内容本身也是两周社会状态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在《诗经·大雅》这一部分中保留了大量周人早期的历史记忆，其中《緜》与《公刘》两篇中保留了周人“犇于戎狄之间”的记忆。这段记忆在先周历史中意义为何，是本文希望探讨的主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两大方面：第一，这一时期姬周播迁于“戎狄之间”的具体生存状态研究；第二，姬周与戎狄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况研究。
关于第一方面亦即姬周播迁于“戎狄之间”具体生存状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对姬周在“戎狄之间”迁移的具体路线和生存状态进行考察。关于姬周在戎狄之间迁移的具体路线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姬周曾经生存的几个具体地点进行考察，大致形成了“晋南起源说”和“关中土著说”两个主流认识。杨善群先生将周人的迁移按照夏商之际、商时、商周之际三个部分进行考辨，认为周人祖先的迁徙是在山西、陕西、甘肃三省进行。
除了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考古学方面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大量的考古材料在文献争论的相关地带出现，1933—1937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周代瓦鬲墓，为先周研究开启新的大门。目前在沣西、扶风、长武、武功、彬县、旬邑等地均有大量的先周考古遗存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起，邹衡、徐锡台、尹盛平、王克林等先生对这些先周考古遗存进行探讨，为探讨周人起源迁移以及生存状态问题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同时伴随殷墟卜辞研究的深入，先周时期的周人的具体情况的记录材料不断增加。
涉及先周时期姬戎关系的具体研究也颇多，主要是通过对戎狄具体情况的研究探讨姬戎关系。王国维先生、童书业先生对文献中戎狄称谓与活动区域进行考辨，王克林先生则系统地介绍了考古学角度对戎狄文化的研究与思考。舒振邦先生简要地介绍了戎狄与周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周与戎狄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存在争斗。田旭东先生以寺洼文化中的考古发掘为主要的资料，思考羌文化与周文化之间的交往融合。
本文探讨的先周一般是指武王伐纣之前周人的历史，涉及的时间段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周人起源、姬周播迁、王季归商、势可翦商。其中周人起源部分大多属于传说中的古史，而自姬周播迁起，周人的世系开始完整，历史事件也逐渐明确。本文主要探讨的不窋至古公亶父时段正是姬周播迁的周文化开始形成的时间，因此正所谓 “文、武不先不窋”，“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同时不窋至古公亶父时段，周人开始有与“戎狄”族群接触的记载，这一时期姬戎关系对于后来周人之发展和周人对“戎狄”的态度和联系模式有重要影响。
一、先周时期“戎狄”的基本范畴
探讨姬周与戎狄关系前，需要将“戎狄”一词加以定义。“戎狄”一词在古人的观念中，多和“蛮夷”并论，用来称呼在中央政权周围分布的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事实上在本文要讨论的时间段中，“戎狄”的概念并非如此简明。“戎狄”的概念出现得较晚，周以前“戎”“狄”是作为不同的概念出现的。“戎”字据《说文》所示：“兵也。兵者、械也。从戈甲。”因此“戎”的原意为武器，引申为军队甲兵。“狄”这一字形出现较晚，最早仅在金文中出现，据《说文》所示意为“北狄”，指代北方游牧族群，《礼记·王制》中记载：“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是周人对于“狄”的直观印象。“戎”“狄”并举在《国语》中初次出现，《国语·周语上》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所言“戎狄荒服”，《诗经·閟宫》中也有“烝徒增增，戎狄是膺”的语句，因此可以推断“戎狄”并举的概念大概是出现于西周中期，同时也反映了“戎狄”族群的大致位置是位于农耕族群的周边较远地区。
由上文可以得知，“戎狄”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将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与农耕民族进行区分，也可以看出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的对立。但在先周时期，农业发展并不发达，有部分半农耕族群也在农耕与游牧之间不断徘徊，这种族群也会有与农业相对发达的族群发生冲突的时候，因此钱穆先生在《中国社会演变》中对这种族群定义为“不专务农业，也没有城郭宫室，还是到处流动迁徙”的族群，也就是“戎狄”的广义含义。
二、《公刘》与《緜》中“公刘迁豳”与“太王迁岐”史实考述
由于“戎狄”群体存在定义较广、史料不足的情况，而有关姬姓先周的史料相对丰富，其活动情况相对比较清晰。因此，通过对姬周在戎狄之间播迁的路线及生活状态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实现以先周的活动为基准点来寻找姬周与戎狄之间的联系。先周族群自起源起便以农耕族群的面貌出现。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祖弃因善耕农为帝尧举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邰，号为后稷，别姓姬氏，于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诗·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故事，《尚书·舜典》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可见先周之人致力于农耕，近年来在与先周族群相关的考古材料大量出土，其分布地区主要在宁甘陕等地河流周边，多是土壤肥沃适宜农耕的地方，因此先周之人致力于农耕便可以得到印证。
探讨姬周在戎狄之间的播迁，重心在不窋至古公亶父这段历史时期。确定了周人播迁的大致路线，即可判断在这一时间段其与戎狄相处的大体生存状态，这是探讨先周姬戎关系的基础。这一阶段，文献传说材料渐由模糊而趋于比较明确的记载，近年来也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出现佐证，其播迁路线逐渐明晰。下文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史记》中对于不窋至古公亶父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不窋犇于戎狄之间到公刘国于豳；二是公刘国于豳之后至古公亶父迁岐。
在众多文献中，对于不窋犇于戎狄的记载大多寥寥，因此不窋犇于戎狄的具体情状很难在文献中得知，但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古西戎也。”所谓庆州弘化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庆阳市附近，而唐代的宁、原、庆三州大致范围也即在今甘肃庆阳至宁夏南部地区，这也就是文献材料中不窋至公刘时期周人大致活动的范围，1984年在甘肃庆阳地区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在陇东地区出土较多陶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当时粗耕农业有一定的发展”。因此或可推断在不窋犇于戎狄至公刘迁豳一段时间中，周人虽在戎狄之间，但依然在试图重新发展农业，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不窋以后，周人在甘宁交界的地带不断发展，实力已较为提升，因此，至公刘时期，周人迁至豳地。豳又作“邠”，《索隐》言豳即邠也，古今异字耳。《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正义》引《括地志》言：“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相对于庆阳地区偏南，属于泾水流域上游。《大雅·公刘》中对于公刘迁豳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从其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公刘迁豳之前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实力也有一定的提升，需要扩大生存空间，并逐渐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开始逐渐走向定居的生存方式。因此公刘迁豳并非简单的避祸，而是为了寻找更适宜的生存地，其以故地为根据地，留下部分的周民在此继续生存，另一部分则与之一起迁移到更加适宜耕种的地区，即“既庶既繁，既顺乃宣”的地方。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也较为发达，相对于原始粗耕农业有长足的进步，已经可以有部分农产品囤积遗留，同时已经能够规划生产营造宫室，表明手工业等也有一定的水平。当然《公刘》一诗为“召康公戒成王”之作，因而“美公刘之厚于民”，存在一定的美化与虚构的成分，但可以从中了解到公刘迁豳一事并非子虚乌有，而其迁豳的状态与情状也可以从诗中窥见一二。除了文献材料以外，在这个区域里也有大量的考古发现，旬邑、彬县一带发现的以联裆鬲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即孙家文化，其具有比较鲜明的早周文化特点，时间也与文献记载公刘迁豳时间大致相符，这一文化遗存更偏向于戎狄文化的特点。这与周人居于戎狄环境的传说记载恰相吻合，从中可以看到周人的生存范围的确是自甘宁交界向南扩大，逐渐在戎狄之间立稳脚跟，并在吸收了戎狄文化的同时，实力应有所提升。
先周迁移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文献与考古材料相对最丰富的一个部分，即太王迁岐。这也可以说是先周发展的重要转折，姬周从此真正立足于关中地区，实力壮大不可小觑，为其后面翦商积蓄了力量。一般认为太王迁岐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北下的獯鬻戎狄侵扰，为躲避戎狄故而迁至岐地，《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正义》引《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则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自豳适周，当踰之矣。《诗经·大雅·緜》中对于古公亶父迁岐的事件有详细描述：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救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緜》中所记录的“太王迁岐”，是周实力上取得巨大提升的一次迁移。迁移之前，可能是农业生产受到气候与地力的制约，古公亶父统领下的姬周部族处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半游牧状态或农牧复合的生业状态。太王为了改变现状，能够有能力与北下侵扰的獯鬻戎狄对抗，故而迁移至气候更为适宜的周原地带，并与姜氏结为婚姻，并开始在周原开展建设。对于周人发展而言，太王迁岐是先周历史的转折点，至此“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开始逐渐成长为力量足以代殷的族群。在考古材料方面，扶风美阳及其周边有大量遗址可以佐证这一地区即是太王迁岐的地点，同时在这些遗址中有大量的姜戎文化存在，佐证了“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证明姬姜联盟的建立大抵自此开始。
三、姬周与戎狄的关系模式
上文可以看到，姬周在不窋至古公亶父这一时间段中，沿着泾河一路南迁，寻找适宜生存的地域定居，主要徘徊于甘宁至陕西西部一带。在这个时间段中，周人与戎狄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周人与戎狄之间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状如戎狄。周人本身在这一阶段也被农业发达的农耕族群认为是属于戎狄。商代甲骨文中有一部分关于“周”的记载，王玉哲先生曾将甲骨卜辞中周与商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叛服无常”，即出现“伐”等字眼的时候表达挞伐之意，而出现“令周”“帚周”字眼之时即为周服于商，“京”即是姬周对自己势力范围的称呼。可见周在此时并未被纳入商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在身份认知上被认为是戎狄。周人自身也存在很多戎狄的特点，如《豳风·七月》所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动，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再如《緜》中：“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些记载中都体现出来这时期周人定居尚未巩固的特点，这与戎狄有很多相近之处。由此可见周人在早期也是被当作戎狄来认知的。
第二种，驱逐与被驱逐。与戎狄共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驱逐与被驱逐的情况，如上文一直反复谈到的，周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刀耕火种的耕作模式需要不断地向地力好的地区迁移，自然也会与这一地区其他族群发生生存矛盾。这种状态延续时间比较久，史料上明确记载与先周发生争斗的戎狄是自北方而来的獯鬻戎狄。獯鬻戎狄由来已久，据传其先为夏后氏苗裔，历史上的称呼有很多种，“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史记中记载古公亶父时期“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孟子·梁惠王下》也有记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故而不难看出，獯鬻戎狄自北而来的侵夺，原本是为附庸于农耕文明得以生存，最终却致使周人不得不迁移出原有居住地。
第三种，结盟。在与戎狄群体中的某些部族结盟时，周人非常谨慎，周人选择结盟的对象首先要和自己一样有比较长的农业生产传统，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周人选择结盟的对象是姜戎，原因有二：
其一，姜姓氏族具有悠久的农耕传统。姜姓氏族之源头为烈山氏即神农氏，神农氏以农耕著称，在周祖弃担任稷官之前，就有烈山氏子“柱”任稷官的传说。因此传说中姜氏就是善于农耕的族群。在考古材料上，位于陕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属于典型的姜羌文化，在这些文化遗存中存在大量的可以证明姜羌族群存在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陶器石器制造以及手工业，由此可以证明，姜羌的农业方面不逊色于中原以商为首的农耕族群。
其二，姜羌部族经常遭受商的攻击，因此也需要与同在戎狄之地并也经常受到商攻击的姬周部族结盟。尹盛平先生在《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中提道：“羌人是商王朝的世仇，经常遭受商王朝的攻伐和杀戮，而且羌人俘虏被大量当作祭祀用的人牲。”《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中对于卜辞中与羌相关的部分进行了归纳，看出当时商羌之间的关系为“获羌、执羌、追羌、氐羌、来羌”等，部分卜辞含有伐羌与征羌的内容。因此尹盛平先生的推断不无道理。
周人结盟的方式主要是以婚姻的方式，在《緜》中有记载，讲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也就是自古公亶父时期起，姬周与姜羌部族便开始联姻，再从周人起源传说中提到的周祖弃之母为有邰氏姜嫄的故事，可以得知姬周与姜氏的联姻由来已久，姬姜部族的重新结合是在备受商与游牧族群侵扰的情况下，必然的选择。此后不只是太王娶姜女为妻，王季的妃子也是姜氏女子，后来与姜婚姻成为周王室的传统。
周在戎狄之间关系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上三种，可以看出周人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不断徘徊选择，最终选择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同时长时间在戎狄之间被侵扰与被商集团攻击，也使其具有较高的战斗力，这都对周人此后的发展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不窋至太王之间的姬戎关系造成的影响
不窋至太王这段先周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周人经历了在戎狄之间迁移、争斗、共存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对周人以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姬姜联盟的形成，壮大了周的实力。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姬姜联盟的建立使得周由“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生存状态转变成为能够有能力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业发展体系，并开展大规模的都城建设。在军事方面，自太王之子王季历以来，周人多次征讨戎狄。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王季多次“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伐余无之戎，克之”；“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而至文王时期的记载则为“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以上记载表明，几次出征周人几乎均胜利而归，这与太王之时“事獯鬻戎狄”的状况完全不同，可见周人的军事实力也有显著的提升，姬姜联盟的建立使得其成为陕甘地区实力最强大的部族，有足够的实力扩大其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
其二，周实力的上升使之被纳入农耕文明集团中，因此与商之间关系发生变化。太王之后，伴随着姬戎联盟的形成，周的实力不断提升，故而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加入到农耕集团之中。因此在太王以后，周人重新到商王朝朝贡，《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斛，马八匹。”自此，周重新被纳入商集团之中，此后周对戎狄的多次征讨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也是打着商王师的名义四处征战。周重新回归到农耕集团之中，这对于周来说是其彻底洗清戎狄色彩的关键事件，为周之后翦商建国做了铺垫。
其三，周与戎狄长时间的接触使之与部分戎狄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在翦商过程中有部分戎狄做出了贡献。周在翦商的过程中得到了戎狄的支持，《史记》《尚书》《竹书纪年》中有如下记载：
“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
由此可见周人伐殷借用了戎狄很大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物资上，戎狄都给予了周强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由于周人实力提升基本征服了生存范围中的戎狄，形成周人庞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在商末势衰的时候，戎狄族群受到来自商的压力顿减，当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号召时，自然就会响应其伐商的号召。但值得注意的是响应周号召的多是西部戎狄，多属于弱小且半农半牧的生存状态，而一直以来真正对农耕族群侵扰最严重的北方诸戎并未加入其中，其依然是农耕族群共同的敌人，这种情况将一直延续。
其四，周建国之后对于戎狄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为纳入其集团之中，一种为排除在集团之外，夷夏观开始初步形成。《史记·周本纪》言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按照杨宽先生《西周史》中的分类，其封诸侯的方式有两种，一为先代与功臣之后，二为亲属。其中三代之后属于中原农耕文明的传承人；姬周代商后，便将自己确立成为正统，而自称则为“方夏”“华夏”等，与“戎狄”有了明确划分；功臣之后，除了投靠周王室的旧商贵族外，姜氏作为周之姻亲，也被划归农耕集团之内。在周初分封正式结束后，周人划分出了以周王室为领袖的新的农耕集团，而没有划分到这个集团之内的即为所谓“蛮夷戎狄”，这可以说是夷夏观的雏形。当然在这种模糊的夷夏观下，周人对于戎狄也没有强烈的排斥与对抗，“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尺有咫。”周初的戎狄对于周王室来说和商代方国的状态类似，是宗国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但周人的概念中已开始对华夷做明确的区分，因此伴随着“华夷之辨”的不断明晰，夷夏观也开始明确并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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