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谦

　　【内容提要】《墓碣文》借助恐怖的梦境审视自我、表现自我、确认自我，将自我内心最为幽暗的角落展示给世人，是鲁迅摩罗心态的又一次自觉而集中的表达。《墓碣文》中的恐怖的尸体，暗示了鲁迅的精神深处的摩罗性自我。那种大胆而猛烈的怀疑精神，犹如陈腐的尸体一样令人恐怖。这种对摩罗精神的选择，来自鲁迅所接受的摩罗诗人的影响，尤其是尼采哲学的影响。

　　鲁迅散文诗《墓碣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22日《语丝》周刊第32期。这是《野草》中最令人恐怖、最晦涩难懂的一篇。但是，如果我们耐心细读、仔细思考，并将它放在鲁迅的情感、思想之中，也不难找到理解它的入口。和鲁迅的小说相比，散文诗集《野草》无疑更具有鲁迅的私人性，更深沉地凝聚着鲁迅的自我。《墓碣文》借助恐怖的梦境审视自我、表现自我、确认自我，将自我内心最为幽暗的角落展示给世人，是鲁迅摩罗心态的又一次自觉而集中的表达。它和大致同期创作的小说《铸剑》有交叉的地方，都是恐怖的，而《铸剑》是将锋刃指向暴君，这篇却是自我表现。

一

《墓碣文》写梦境、坟墓、死亡和尸体，是一种恐怖、恶心的超现实题材。在《野草》中有许多写梦境的作品，但是，《墓碣文》的梦境却更阴森、更恐怖：“我”做梦，梦见自己对着墓碣，读着上面的文字。但是，墓碣年代久远，砂石剥落，苔藓丛生，只能看到有限的文句。“我”绕到墓碣的背后，看见一座颓败的孤坟，里面躺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墓碣的背面也残存着一些文字，“我”正要离开之时，那尸体却忽然坐起来说话。“我”吓得头也不回地跑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这种丑恶、神秘而恐怖的超验写作，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波德莱尔的创作。鲁迅与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有少量接触，曾经选译波德莱尔的散文诗《自己发现的欢喜》的第二节，发表于《晨报副刊》（1924年10月26日），在“译后附记”中，鲁迅说，他是参照日文、德文译本翻译的，“倘有那一位据原文给我痛加订正的，是极希望，极感激的事。否则，我将来还想去寻找一个懂法文的朋友来修改他”。①鲁迅：《〈自己发现的欢喜〉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7页。1923年，受波德莱尔诗歌影响的李金发曾经与周作人有过几次通信。李金发还将自己的两部诗稿《微雨》《食客与凶年》寄给周作人，希望得到指导和帮助。周作人回信，肯定了李金发的诗歌，称赞是国内没有的别开生面之作，还将《微雨》《食客与凶年》编入新潮社丛书，交给北新书局出版。②李金发：《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李金发文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再进一步，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变异，或曰“后浪漫主义”也无不可（五四时期所说的“新浪漫主义”大致是指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主义创作）。西方浪漫主义不仅有卢梭的“高尚的野蛮人”，不仅写崇高、尊贵、热情、想象，还涉及邪恶、死亡、魔鬼性以及各种阴暗的非理性。许多奇异、凶恶、阴郁、恐怖的事物，都被浪漫主义吸取到自己的园地里。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浪漫主义时说：“他们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地中海的海盗。”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下），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17页。

　　鲁迅思想、文学的背景，有着深沉的浪漫主义精神。留学日本时期的青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位高调的浪漫主义者。鲁迅翻译的《斯巴达之魂》（1903年），慷慨激昂，激情澎湃。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崇拜的是后浪漫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克尔凯戈尔、施蒂纳、尼采等。他们的哲学精神及其表述方式，都是浪漫性的，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因素。《摩罗诗力说》则完全体现出鲁迅对浪漫主义的极端偏好。鲁迅仰慕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密茨凯维支、斯罗伐茨基等等，都是具有摩罗气质的激情诗人，他们的超现实、魔鬼气息的写作不会不对鲁迅产生一定程度的熏陶、感染。鲁迅早期的摩罗浪漫主义精神无疑是《墓碣文》最重要的精神基础。鲁迅一直偏爱尼采，即使在晚年，也流露出一定的尼采气。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一篇《坟墓之歌》，用“坟墓”——死亡来暗示早逝的青春，但是，没有恐怖的渲染和悲伤的喟叹，有的是自我成长的骄傲和自信。鲁迅杂文集《坟》的名字和用意，也许就是受到《坟墓之歌》的启发。《坟墓之歌》最末两段说：“在你身上也还有我未释放的青春；而且作为生命和青春，你在此满怀希望，端坐于黄色的荒坟之上。是的，对我来说，你依然是所有坟墓的破坏者：祝福你，我的意志！唯在有坟墓的地方才有复活。”④［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6页。

　　如果我们不低估摩罗浪漫主义对鲁迅整个创作的深刻影响的话，理解五四以后鲁迅创作中的某类作品或某些倾向，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这种带有摩罗意味的激情反抗、《不周山》所开启的“故事新编”系列神话、历史小说的创作，还有整个《野草》的氛围、精神气质，便都会有一种顺畅感。不能说鲁迅早期思想多么成熟，却可以说它是鲁迅成长的基点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营养。鲁迅留学日本时已经20多岁，不可能未形成自己的基本人生观、世界观及其文学偏好。这种摩罗情怀和趣味，也强化、激发了鲁迅对中国传统的诡异、恐怖的神话、传说等的兴趣。人们发现，鲁迅有时喜欢用鬼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从《阿长与〈山海经〉》，我们看到鲁迅自童年时代就偏好那些超现实的怪异、恐怖的神话、传说。《山海经》里怪异恐怖的图画使他难以忘怀：人面的兽、九头蛇、长着翅膀的人，三脚鸟、没有头而把两个乳房当眼睛的怪物——刑天。20世纪30年代，在批评朱光潜“静穆”文学观的时候，鲁迅看到的陶渊明不是静穆、悠闲，而是激情、凶猛，是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诗句的陶渊明。鲁迅留学归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抄录古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十洲记》《神异经》《异苑》《王子年拾遗记》和《洞冥记》七种”。①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7页。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回忆，鲁迅回国之后还抄录过《穆天子传》。②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无常》借助传统民间的鬼魂“无常”来表达自己的死亡观念和爱憎情仇。鲁迅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津津有味地展示出具有浙东民间气息的鬼神习俗。城隍庙或东岳庙里有“阴司间”，其中有各种鬼塑像：吊死鬼、跌死鬼、虎伤鬼、科场鬼，无常鬼手拿铁索勾人魂魄。《玉历钞传》则非常细致地画出“无常”的形象来，还有与活无常相对的鬼“死有分”。又涉及马面、牛首阿旁，迎神赛会的各种风俗。从这些大段的文字来看，鲁迅的确对这些鬼文化有着较强的感受力。鲁迅晚年的《女吊》笔调与写法近似《无常》，写的是浙东民间习俗中的女性吊死鬼。如果说“无常鬼”是富有人情味的鬼魂，这“吊死鬼”却是大众复仇精神的寄托。“吊死鬼”往往是冤死的，所以带有很强的复仇精神。周作人的《水里的东西》也是谈论鬼怪的散文。他写的是“河死鬼”——“溺死鬼”，也涉及鲁迅《女吊》中的“吊死鬼”“虎伤鬼”和“讨替代”，“吊死鬼”却并不单指女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鲁迅对中国传统那些鬼文化的积累与兴趣。在小说史中，“志怪小说”占据不算小的篇幅。

　　知道了上述的背景，便不会觉得《墓碣文》的恐怖、恶心有多意外，反而会觉得它出现在鲁迅笔下，是很正常的事。

二

那么，《墓碣文》这样的恐怖、恶心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墓碣是墓碑的一种，墓碣文就是墓碑上的文字。按照通常的理解，墓碑上的文字除了记录死者的基本信息以外，就是对死者的盖棺定论，往往是对死者一生的褒奖性评价，多溢美之词。鲁迅长期嗜好金石学，收藏大量历代金石拓片，其中有一部分古代墓碣文拓片，对墓碣文相当熟悉。《墓碣文》却是对通常意义上的墓碑文的改写。这里没有关于死者的明确信息，也没有明确的赞美性言辞，而是用含混晦涩的文字，凶恶、恐怖的意象和氛围来暗示死者的精神特质。

　　先看墓碣正面的第一段文字。这是鲁迅的自我审视，是他对自己思想、性格的高度抽象。当他独自评估自己的时候，他凸显了自己最为独特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显然，这是一种强势而高调的语气。这四个句子的特点是，都从前边词语的内涵感受到后边词语的内涵，从普遍的正面现象感受到了它的反面蕴含：从“浩歌狂热”之中感到寒冷，从“天上”看到地下的“深渊”，从“一切”事物感到一无所有，从没有希望中获得救赎或希望。前三个句子之间是并列关系，前三个句子与最后一句则是因果关系。只有彻底怀疑和否定，才能够真正获得希望。这的确是鲁迅最为突出的思想个性。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种深邃的怀疑的目光，鲁迅是否还会那样深刻、犀利和尖锐。

　　鲁迅的“多疑”主要不是个人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问题，是他的文学所不可或缺的存在。不能不说，那些将“多疑”简单地看成鲁迅的缺点的人，实在缺乏对鲁迅的理解。鲁迅并不避讳自己“多疑”。他倒是常常觉得“疑”得还不够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说：“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①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晚年，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②鲁迅：《351004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6-227页。“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③鲁迅：《续记》//《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6页。鲁迅的好朋友郁达夫把“多疑”与鲁迅文学风格联系起来，在评论鲁迅文章时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④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5页。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便是以一个大胆的怀疑者的姿态出现，质疑、反省那些累积深厚的传统、现实的诸多信条。“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怀疑的心态，伴随着他的文学生涯，密布在他的各种感觉、体验之中，往往构成其创作的耀眼闪光之处。就历史进步而言，在鲁迅看来，必须大胆而勇敢地抛开历史的重负，清算那些令人压抑的陈年积垢，才能有所进步。“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⑤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4页。改革者着眼于未来，并不被过去、现实中的僵死教条所羁绊，但是，鲁迅对历史也并非乐观。中国历史尽管有时间的流动、朝代的更替，但是性质不变：“吃人”。中国人从来没有过人的价值，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者做稳了奴隶的状态。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所谓的“革命”，但是，所有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专制的椅子，革命的时候仿佛要打碎这把椅子，一旦坐上去，椅子也变成了宝贝了。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可是，他感到民国几乎是不存在的。他感到，自己革命前是奴隶，而革命之后却又被奴隶所欺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即使是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不会允许异端的存在，也会将叛徒处死。历史只是高低起伏的一个过程，没有绝对的圆满。因此，鲁迅不愿意充当青年的“导师”，这意味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指给的。他给青年们开书目，却号召青年们，不读中国书，读外国书，行动比读书更重要。鲁迅厌恶“中庸”，对“中庸”多有讽刺、嘲弄，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中庸”也不过是一种伪饰，是藏匿着各种私欲的一个招牌。在女师大学潮中，又将“正人君子”的普遍“公理”戳穿，在他看来，那些标榜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绝无公正之心。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曾经这样说：“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①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1页。鲁迅对人性本身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些“看客”身上，愚昧是一方面，其内在的欲望也是一方面，人自身存在着许多动物性，在浑浑噩噩的生存中，忙碌着各自的欲望，相互之间充满着大大小小、有意无意的伤害。人心是充满危险的无底的深渊。1919年，鲁迅发表一篇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其中有一节中讲了螃蟹的故事：一只老螃蟹因为蜕壳要寻找安全的地方，别的螃蟹问他，为何如此慌张，老螃蟹说：就怕被你们吃掉。②鲁迅：《自言自语》//《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3页。《呐喊》《彷徨》大都讲述着人掉进生活的“深渊”的故事。狂人发现仁义道德“吃人”，自己也在“吃人”之列。鲁镇人把孔乙己这样的生活失败者扔进这个深渊之中。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把祥林嫂这样与他们一样的人当成满足自己无聊生活的笑料。魏连殳这样的异端者会遭到人们普遍的围剿，连孩子们也对他充满着敌意。革命者夏瑜的牺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围观的热闹，和人血馒头。张勋复辟这样的重大事件，波及小镇的时候，仅仅引起一种失去辫子的恐慌和保留辫子的得意。阿Q精神胜利法就是即使做奴隶也仍然是洋洋得意，感觉良好。鲁迅这样对人性的穿透力来自启蒙，同时也来自一种深刻的怀疑精神。

三

墓碣文正面第二段文字：“……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走向恐怖、凶恶。这段文字与上文第一段文字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第一段文字是鲁迅激烈的怀疑主义精神的暗示，第二段则是回答这种怀疑主义的来源及其性质。我为什么具有这种怀疑主义精神？因为我是一个孤魂野鬼变成的长着毒牙的长蛇——我具有摩罗本性，但是，我并不伤害别人，而是不断啃咬着自己，终于死去。这种将自我恶魔化，是鲁迅精神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鲁迅文学的一个特点。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③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4页。在《写在〈坟〉后面》中也曾经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①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

　　这种自我恶魔化，暗示了鲁迅思想之中的摩罗浪漫主义、尼采主义的特征。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为摩罗诗人的挑战、叛逆的激情所感染，并为其摩罗性辩护。他肯定打破伊甸园的魔鬼：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就如同笼中之禽，无知无识，只是取悦上帝，“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3页。对于拜伦笔下的海盗康拉德，鲁迅有大段论述，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把他看成是拜伦的化身。拜伦的《唐璜》《曼弗雷德》《该隐》，“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③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7页。从人性上看，鲁迅认为人并非纯而又纯的动物，“即一切人，若去其面具，诚心以思，有纯禀世所谓善性而无恶分者，果有几何人？遍观众生，必几无有，则裴伦虽负摩罗之号，亦人而已”。④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尼采哲学透露出更多的魔性特征，尼采与拜伦基本上属于一个思想谱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鲁迅特别喜欢的作品，是鲁迅留学时代放在案头的常读书。根据姚锡佩先生的研究，鲁迅在1924—1925年期间，又重新购读了日译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田长江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解说及评论》（阿部次郎著）。⑤姚锡佩：《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下），《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鲁迅说：“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蕃，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⑥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4页。尼采是希腊语文学家，对苏格拉底以前的古希腊尤其迷恋。他特别偏爱古希腊悲剧，呼唤酒神精神，其重要的倾向就是渴求生命野性的力量，重构现代文化。他也喜欢将自己恶魔化。在他的自传性作品中，他说：“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是人，我是炸药。”⑦［德］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尼采说：“冰川坐落的盆地里满是沟洼，看到这景象你也许不会相信，有一天那里会出现草木森森、溪流潺潺的山谷。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野性十足的力量开辟自己的道路，虽然起先不无破坏性，但是这种活动非常必要，以便过后一种温和的文明能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屋宇。这可怕的能量——就是人们所说的恶——是人类的建筑师和修路工，犹如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⑧［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上），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211页。他说自己的《偶像的黄昏》这部书，“就像一个狞笑的恶魔，语调铿锵而带有灾难性”。⑨［德］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20世纪30年代，鲁迅又嘱咐梵澄（徐诗荃）翻译《尼采自传》。鲁迅是比较熟悉尼采的，尼采以魔鬼自诩的价值重估及超善恶的道德诉求，也使鲁迅获得一种力量和共鸣。从《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到《野草》孤独愤怒再到晚年《死》的不宽恕，他往往有意无意之间就流露出那种摩罗精神的意味。

　　鲁迅对自己的这种来自摩罗的怀疑精神，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鲁迅感到相当的痛苦和困惑，另一方面却又有着相当的自信和自傲。墓碣文阴面的二段是鲁迅直面自我魔性的痛苦和困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虽然痛苦剧烈，却又不知道自己是谁。鲁迅相信一切皆流，就如同尼采对赫拉克利特的推崇一样。所谓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随着时空的转换，一切都会变的，自我也会变化，因此，即使在某种情形之下发现了自己，这个自己也未必就是所谓真实的自己。他不断向内挖掘，直至自己迷茫、困惑。这又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解剖。鲁迅说：“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①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56页。这种自我怀疑之所以非常痛苦，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人。人们的自我认识，都是建立在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当鲁迅意识到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时，尤其是与一些愿意与他交往的青年的关系时，他担心会给他们带来痛苦，所以有时会将自己的怀疑精神看成是负面的东西，“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来往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②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31页。但是，更主要的还是鲁迅的自信和傲然。“死尸”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化为灰尘时，我的真正的价值就能够获得证明。在鲁迅那里，怀疑、否定，乃是肯定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坚决、果敢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就没有有力的创造精神。

　　1925年到1928年期间，鲁迅陆续翻译了日本自由主义作家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鹤见佑辅曾经翻译过《拜伦传》。在《思想·山水·人物》中，有一篇题为《所谓怀疑主义》，一定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文章记述了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与政治家格莱斯顿之间的信仰差异，又通过法朗士与其朋友的对话，高度肯定怀疑主义者。尤其是法朗士对怀疑主义的充满激情的辩护，就像是对鲁迅的赞扬，现抄录法朗士的原话：

　　“所谓怀疑主义者，究竟是什么呢？世间的那些东西，竟以为和‘否定’和‘无力’是同一的名词。

　　“然而，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最肯定底，而且常常是最勇敢的人么？

　　“他们是将‘否定说’否定了的，他们是攻击了束缚着人们的‘知’和‘意’的一切的。他们是和那使人愚昧的无智，压抑人们的癖见，对人专制的不恕，凌虐人们的惨酷，杀戮人们的憎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战斗的。”③《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世人称这些人们为无信仰之徒。但是，当说出这样的话之前，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轻率地信仰的事，是否便是道德；还有，对于毫无可信之理的事，加以怀疑，岂不是在真的意义上的‘强’。”①《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鹤见佑辅总结说：

　　在这一世的文豪的片言之中，我们就窥见超越的人的内心的秘密。

　　怀疑，就是吃苦；是要有非常强固的意志和刀锋一般锐利的思索力的。一切智识，都在疑惑之上建设起来。凡是永久的人类文化的建设者们，个个都从苦痛的怀疑的受难出发，也是不得已的运命罢。

　　我们屏弱者，智力不足者，是大抵为周围的大势所推荡，在便宜的信仰里，半春半吐的理解里，寻求着姑息的安心。②《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这种激烈的怀疑的确让人感到一种虚无的味道。在鲁迅逝世时，周作人就说鲁迅很悲观、虚无：“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③周作人：《谈鲁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但是，在鲁迅看来，只有这样勇敢无畏的怀疑，才能获得真正的希望，这就是“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并不否定由真诚、深刻的怀疑而产生的虚无，这种真诚而深刻的虚无与自由意志是一体两面。那种明明不信却装出一副相信的样子，才是真正的可怕的虚无主义。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曾经谈到虚无主义，区分了屠格涅夫所说的虚无主义与中国式的虚无：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④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8页。

　　1926年鲁迅翻译了日本中泽临川、生田长江评论罗曼·罗兰的《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文章评介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约翰·克里斯多夫》及其英雄主义精神。罗曼·罗兰是受了尼采、柏格森的影响的。他对苦难的忍耐和战斗的渴求，一方面有基督教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尼采、柏格森的精神气质。“他的英雄主义，一面成为刚正的真实欲，同时，一面则成了宣说战斗的福音的努力主义而显现。他将人生看作一个战场，和残酷的恶意的运命战斗，战胜了它，一路用自己的手，创造自己的，是人类进行的唯一的路。”①《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罗曼·罗兰的精神，是和“虚无”战斗的精神，就是对抗那些满足于盲从的“做戏的虚无党”。文章引用了克里斯多夫的话：“我不是存在的一切。我是和‘虚无’战的‘生命’。是燃在‘夜’中的‘火焰’。我不是‘夜’。是永远的‘战斗’。无论怎样的永远的运命，是并不旁观战斗的。我是永远战斗的自由的‘意志’。来，和我一同战斗就是，燃烧起来就是。”②《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在这一点，他的神，和伯格森的神正相同。伯格森是以为生的冲动即是神的。宣说生命的无尽的进化，宣说为了这进化的战斗，伯格森也和罗兰相同。”③《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3-154页。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和鹤见佑辅所说的那种“怀疑主义”一样。

　　文章的最后一句：“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这个“我”并非“死尸”象征的“我”，“死尸”象征的“我”是鲁迅的恶魔精神，这里的“我”则是世俗社会中的“我”。有人认为，“最后‘我疾走，不敢反顾’表示对这种思想情绪的否定”，④《墓碣文》注释1//《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3页。其实不然。鲁迅是用这个世俗之“我”衬托恶魔化的“我”，以突显恶魔化的“我”的英雄气概。这个世俗之“我”和《立论》《狗的驳诘》的“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