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白求恩作为中国抗战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海内外写作者都以各种体裁对其进行书写。“白求恩书写”体现着多元文化的对话，它既承载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又呈现西方写作者对中国的认同。在白求恩逝世八十周年之际，回顾几十年来白求恩形象塑造的得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建构白求恩形象的途径，以期更好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传播好中国的声音。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籍医生，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在中国逝世。白求恩是中国革命叙事英雄谱上的重要角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一大标志，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白求恩的故事既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又因其西方身份天然地带有跨文化性和国际性。因此，中外都有不少白求恩传记或者以白求恩为题材的小说，我们称之为“白求恩书写”。
2019年是白求恩逝世8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回顾这一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考察其在这几十年来的变迁，挖掘这一形象塑造背后体现的文化跨界内涵，既是对中国集体记忆“东学西渐”的历程探究，也是建构“第三空间”、寻求文化对话、传播中国声音的有益探索。
一、文化记忆的本土塑造
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是几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老三篇”之一，传递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纪念白求恩》中，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抗战英雄和革命时期的模范，其精神也被深深地烙印在中国革命叙事之中，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个既典型又特殊的“中国故事”。我国1991年设立的“白求恩奖”是对全国卫生系统模范个人的最高行政奖励，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长期收录《手术台就是阵地》，此文也曾入选苏教版、鄂教版等语文教材。白求恩的国际影响绵延至今，在官方层面以及民间层面都成为中加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白求恩形象的深远影响，源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的集体记忆塑造。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中，文学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以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朱德的《纪念白求恩同志》等为代表的悼念性文字概括了白求恩在中国的贡献及其体现的精神内涵。《纪念白求恩》一文有着巨大影响，塑造了公众对白求恩形象的认识，白求恩也因此得以成为革命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医务（专业）精神的代表。限于文字篇幅和叙事视角，这些纪念文章以概括性的语句进行讲述，并不涉及具体、细节的形象书写。许多的回忆性、传记性资料的叙述语言，也延续了这类精神阐释的风格。1975年出版的纪念文集《纪念白求恩·学习白求恩》可以说是体现集体记忆的典型作品，文集中收录的叶青山、何自新等人的文章重点聚焦白求恩在工作方面的言行举止以及道德品行，突出阶级感情的影响，强调白求恩精神的意义。冀国钧、张业胜编著的《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以白求恩的贡献为线索来编排章节，各章标题有“白求恩大夫对医药卫生管理工作的贡献”、“白求恩大夫在医疗方面的贡献”、“白求恩对医学教育的贡献”、“对外宣传，争取外援”、“白求恩精神与医院文化”等。
中国大陆还有许多的“白求恩书写”，这些作品以传记、小说、诗歌等方式共同诠释着《纪念白求恩》等文章体现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如长篇通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周而复著），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周而复著）、《白求恩大夫》（张照富著），回忆录《跟随白求恩大夫两年》（何自新口述），传记文学《白求恩传略》（章学新著）、《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马国庆著）、《诺尔曼·白求恩》（王晶编著），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白求恩的赞歌》（李学鳌著），还有不同出版社的多种白求恩相关图文纪念集等。林岗教授曾经梳理了白求恩逝世后六十余年的白求恩相关题材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是《纪念白求恩》一文的阐释，呈现着集体记忆，具有浪漫化的想象，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除了人物形象问题外，在对这些作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以下几个可以进一步引起作家和研究者注意的问题：
一是纪实类作品细节真实度的问题。除《纪念白求恩》之外，周而复1945年创作的长篇通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直接影响着此后几乎所有中国的“白求恩书写”。《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洋溢着乐观的革命精神，主旨在于塑造一个集体视野中的白求恩，作为纪实通讯，这部作品某些细节的真实性值得探讨。比如白求恩不戴手套，通讯认为是“忘记”，然而忘记戴手套并不符合一个医生的专业素养。另一些材料如《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专门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不戴手套进行手术是因为当时医疗资源缺乏，白求恩没有手术手套可以穿戴，他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为病人进行手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和周而复之后的小说《白求恩大夫》几次强调白求恩在手术中“忘记”戴手套，这与白求恩作为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精神有所背离。其他作品在一些细节的记叙中，也有与史料的偏差。如在章学新的《白求恩传略》、丁言昭的《国际友人——白求恩》中，号召民众献血的难度与白求恩在日记中的记载不太一致。在某些“白求恩书写”中，真实性让位于故事性——在《国际友人——白求恩》中，白求恩的故事像是片段一般被任意穿插，各个事件之间缺乏逻辑、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白求恩经历的真实性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二是白求恩丰富的个体性格和多元形象被忽视的问题。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于白求恩工作的一面，对其他方面的塑造稍显不足，这一点上周而复的作品也可以作为典型。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是对通讯《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的改写，作品突出白求恩救死扶伤的事迹，包括给病人接排泄物、把被子给伤员、与方大夫的冲突等等，事迹的描述让人动容，白求恩的艺术天赋、性格的其他方面则几乎没有涉及，人物形象难免单一。《白求恩大夫》的叙事线索是作为个体的白求恩如何通过集体的关怀成为集体的一份子，作品将白求恩形象融入到“大我”之中，身份差异性并不突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无可否认有着积极意义。之后的作品如《白求恩传略》《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都像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一样，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白求恩形象的跨界特质。我们当下强调全球化的环境下不同文化的沟通，首先需要正视全球化视野下差异性文化的呈现，对白求恩这一“他者”形象的塑造，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第三，“白求恩书写”形成一种相互影响和同构。周而复的通讯《白求恩断片》和小说《白求恩大夫》影响甚大，1964年张俊祥导演的电影也以此为底本，甚至连西方最早的白求恩传记——加拿大的泰德和戈登撰写的《手术刀就是阵地》，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其小说。周而复的这两部作品被后来的作家和研究者都看作是纪实作品，而且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出现更详实、影响更大的白求恩相关作品，因此之后的小说、传记和其他普及读物用的材料几乎一致，周而复作品中给病人接排泄物、把被子给伤员等被重复诉说，甚至连作者虚构的方大夫的“成长故事”，也被纳入《白求恩传略》《国际友人——白求恩》等传记中。
这种影响最直观的是叙事上的相似，周而复小说《白求恩大夫》结尾的光明意象非常充满着象征意味，这一结尾也成为被屡次摹写的经典。我们对比一下几本白求恩著作，可以看到文字的相似：
1.《白求恩大夫》：“白大夫炕上那只黯淡的烛光，摇映着雪白的墙壁，和墙半腰粉红色墨绿色的花纹。烛油一滴滴眼泪似的滚落下来。蜡烛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时二十分。一线曙光从北中国战场上透露出来，东方泛着鱼肚色。黑暗，在北方的山岳，平原，池沼……各个角落里慢慢退去。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山村里，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
2.《白求恩传略》：“夜色笼罩山野，北风怒吼，寒气逼人，床头的烛光，闪闪跳动，烛泪一滴一滴地滚落下来……”
3.《国际友人——白求恩》：“房屋里寂静无声，炕上的蜡烛光照着白墙，摇摇曳曳，一滴滴的烛油往下滚落，就像眼泪一样，蜡烛在慢慢消耗自己，直到烛光完全消失……”
4.《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窗外夜色笼罩，北风怒吼。漫天大雪揽得周天寒彻，巍巍太行顿时银妆素裹。床头的烛光闪闪跳动，一滴滴烛泪滚落下来。”
“烛光”、“烛泪”等意向被反复使用，体现着中国作家们对白求恩的想象和认知，但也呈现书写的重复，而且这个结尾还是来自于小说《白求恩大夫》所塑造的场景，似乎脱离了早期的传记、小说就无以言说。在白求恩留下的大量文字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有很多对医学、战争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也有很多内心世界的纠葛和挣扎，重视这些“一手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精神。
纵观中国的“白求恩书写”，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新时期以来，作家们一步步丰富白求恩的性格，而这一丰富性可以进一步开拓。冀国钧、张业胜编的《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比较细致地介绍了他在西班牙时期的医学贡献以及争取外援方面的细节，也在“对外宣传争取外援”一章收录了他的文学创作《一发未爆炸的炮弹》（又译《哑弹》）《创伤》，但在对其思想、精神、性格进行评述的时候，忽略了其作为一个多元个体的性格，其中一些细节也还是来自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较新的一本传记是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创作的《白求恩援华的674个日夜》，作品提及了白求恩杰出的艺术才华，并突出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因为其聚焦中国的原因，对白求恩整体人生的研究较少。
中国现当代的“白求恩书写”，完成了集体记忆的建构，可以说是将白求恩的故事内化为了一个“中国故事”，这样的典型塑造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白求恩是战士，是医生，也是一个鲜活的、多元的个体，在当下的语境下，这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故事”怎样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文本资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全球”，对比中西的“白求恩书写”，或许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定的思考。
二、西方视野的个体认同
白求恩作为加拿大人，西方作家特别是加拿大作家也对其抱以关注。在塑造白求恩时，他们通常跨越了革命、医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对其进行观照。虚构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加拿大作家鲍克（DennisBock）的《共产党人的女儿》（《The Communist's Daughter》），纪实类作品的代表作有泰德·阿兰（Ted Allan）和塞德奈·戈登（Sydney Gordon）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The Scalpel，The Sword》）、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Norman Bethune》）、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等著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等，纪念与研究文集有布莱恩特（M.Darrol Bryant）编著的《重读白求恩》（《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汉纳特（Larry Hannant）编著的《白求恩作品集》（《The Politics of Passion：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等。这些西方“白求恩书写”与中国的“白求恩书写”的差异性特征对跨文化的形象塑造可以有所启发。首先，在叙事方式上，西方“白求恩书写”大多从白求恩的“自我言说”出发，从“内部”建立起一个白求恩的形象。无论是传记还是小说，都大量引用白求恩的信件、日记、画作、文学作品，从中我们能看到白求恩的内心历程和矛盾，也正是在矛盾中我们看到一个伟大个体的精神力量。即使是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也在营造“纪实”的感觉。小说主体部分是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写给他未曾蒙面的女儿的一封信，作品的叙事者强调真实地对女儿讲述一切，强调这是一份“手稿”。
这些作品以白求恩的自我言说突出他杰出的艺术天赋，体现个体的丰富性。白求恩在绘画、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造诣，他的作品常常被作为分析对象出现在西方“白求恩书写”里。在结核病治疗中，白求恩曾经创作长达二十米的壁画《结核历程》，这组画共九组，配以详细的文字，以表现主义风格勾勒了其对生死的感悟。画作中有天使、恶龙、骑士、帆船、疗养院等意向，抽象地讲述了他的出生、童年的冒险、少年的“航行”、疾病的侵袭等历程。拉瑞·汉纳特编著的《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收录了这九幅画和配文，并对此作出分析。大卫·莱斯布里奇的《这将成为我的名字》以白求恩在病中的绘画为线索，分析白求恩的家庭创伤记忆和伤病感受。白求恩还曾写过不少的诗歌、小说和散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求恩在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写下小说《哑弹》和散文《伤痕》，表现他对战争的看法，这两篇作品在几部西方传记作品中都被强调乃至全文收录。在《哑弹》这篇小说里，白求恩写了一个中国老农的革命意识觉醒，在喜剧的氛围中阐述了中国民众对抗战的重视，正如他在其他作品中体现的，他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大认同。散文《伤痕》一文的优美，则显出他在艺术上的较高造诣。对白求恩自我言说的强调，还让我们看到他在个人情感经历叙述中体现的生命激情，他与妻子以及离婚后与其他女性的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他始终保持着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激情。通过西方“白求恩书写”体现的自我言说，我们看到一个性格丰富、才华横溢的白求恩形象。
其次，在文本结构上，西方“白求恩书写”注重对白求恩整体生命历程的观照。白求恩在49岁病逝，只有人生最后的不到两年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这段中国历程“成就”了白求恩，他人生中的其他岁月也不应该被忽视。就西方几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传记作品来看，早期的《手术刀就是武器》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他的中国岁月；罗德里克·斯图尔特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从第十三章才进入到白求恩在大陆的生活；伍冰枝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正文八章，前七章都是关于他来中国之前的生活，其中“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走基层携手劳动者”、“那些在生命中为了生活而战的人们”等章节，直接表达着对白求恩的敬意，而这些在他来华之前的历程，奠定着他在中国的革命之路。
在对白求恩人生的整体观照中，这些作品强调白求恩早期经历对他人道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在《重读白求恩》《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等作品中，他的家庭关系和童年经历都被强调，家庭教育中的博爱精神始终影响着他。作品也都记载了早期患肺结核病的经历对白求恩人生的影响，白求恩铤而走险尝试“气胸疗法”，最终治愈了疾病，这段经历让他决心与肺结核做长期的斗争。他“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而且他愿意遵守自己的诺言，去做一些造福人类的事情。他决定进入结核医学领域，希望能找到根除‘白色瘟疫’的方法。”此后，他写作了许多关肺结核的重要医学论文，甚至以广播剧（白求恩撰写剧本）的形式，进行肺结核治疗的启蒙，并发明了气胸疗法设备和肋骨剪等可以帮助手术进行的器械。白求恩也因为患病进而更关注底层社会医疗的缺乏，这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社会实践和政治选择。西方的几本白求恩传记以及小说都详细地描写了白求恩对肺结核的恐惧，记录了他在治疗肺结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在这些实践当中，他一步步认识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并加入了共产党。西方“白求恩书写”都提到共产主义信仰对他的巨大影响，如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认为“加入共产党使得白求恩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核心信仰。”后来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救死扶伤、组织献血机构、回到加拿大为西班牙募捐，都体现着革命信仰的追求以及专业精神。
白求恩人生完整性的塑造，直接为我们解释了他到中国来的原因——白求恩决定来到中国，有着他精神上的一惯性。他支持西班牙内战时候的果敢、倡导献血站的智慧和远见以及在加拿大募捐的义举，都非常鲜明地说明着这一位共产党人的光辉。他人生最后的旅途中选择中国，则被这些西方作品认为是寻找救赎之路：伍冰枝在《诺尔曼·白求恩》中认为白求恩对底层的同情和患病经历使他走向了中国；《爱的创伤》在回溯白求恩早期的历程后，认为白求恩选择中国是源于自我寻找和自我救赎；《白求恩医疗组织》也认为寻找救赎成为他来到中国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使得他把自我投身到更大的“信仰”和奉献之中，使困惑的自我得到解脱。在了解到白求恩的人生经历之后，中国作家张承志也强调了这种经历一惯性的重要意义，认为要理解白求恩，“不能不知道他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前先行投身的——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前线。”这是西方的“白求恩书写”给予的一些启示。
再次，在文化视野上，西方“白求恩书写”体现着跨界视野以及“他者”的中国认同。白求恩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多次跨界行走的医生，具有杰出的政治视野。从《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中我们看到，他在从中国寄到外国的书信中甚至连一个县的作物和税收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显示出他的细心以及杰出的政治眼光，在这些记叙之中充满着他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在书信中他对延安的大学有着详细的介绍，对八路军优待俘虏等事件也有很详细的记叙，体现着一个“外来者”以他者眼光对中国的认同。在被加拿大前华裔总督伍冰枝、华人作家李彦等白求恩研究者认为极为优秀的小说——丹尼斯·布克的《共产主义者的女儿》中，“他者”的跨界视野带来的“国际主义”下的中国认同体现得特别明显。
小说《共产主义者的女儿》以白求恩为第一人称，以给女儿写信的方式讲述“我”（白求恩）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经历的深度思索。在战争时期非常紧迫的环境中，居住条件差、医疗条件差、营养不良、饥饿等威胁，在“他者”视角中展露无遗，但是他对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意志给予了非常大的赞赏。白求恩甚至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是过得好的，这当然不是一种物质上的满足：“尽管有虱子、饥饿、无知、贫穷和孤独，我得承认奉献精神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坚强。我甚至为此感到荣幸。”“跨界”的经历也为叙事者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野。他将中国地区的战争跟其他地区做对比，认为中国的真正充满着理想主义，同时试图让女儿明白这一种理想主义。比如他认为其他地区的战争中产生的虚无主义，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中国人有着坚韧的生命力。他在信中认为西方年轻人应该向他身边坚韧的小何（以现实中的警卫员何自新为原型）学习，还希望中国人的精神可以传递给自己的女儿：“我一直在思考，在生命结束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如何体现的？不是事迹或者成就，我指的是我的一部分将在你的身上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为你写下这段历史。”作品中“我的一部分”，即是在中国的抗战岁月中所感受、感染的中国人的精神。
作者布克在另一篇文章说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在《寻找白求恩跳动的心》中，他认为白求恩是无私的、杰出的，而个体形象的丰富和杰出并不是对立的两面。此文的结尾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不认为这有损于白求恩在中国的工作。它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有着非常真实的人类情感的人，而不是一种观念、象征或者符号，在为他坚信的事业的奉献中工作并死去。”在布克的小说中，白求恩被迫离开西班牙让他产生自我怀疑，于是他在矛盾和自我怀疑中走向了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自我救赎，这深刻体现着叙事者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坚韧精神的认同。
总体而言，无论是纪实性作品还是虚构类作品，西方的“白求恩书写”注重白求恩的自我言说，呈现出个体经历的完整性和他者视野。在这跨界书写中，白求恩被还原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人物形象相对更为丰满，也体现着西方视野的“中国认同”。
三、跨文化的写作反思
在中外的“白求恩书写”中，白求恩都是英雄形象，呈现的方式却有所差异。中国 “白求恩书写”中的白求恩贴近传统文化中为国为民的侠客式英雄，西方“白求恩书写”表现的则是在命运悲剧中抗争的英雄。这二者并不相悖，而是互相影响的，比如《手术刀就是武器》这部西方最早的传记中作者自序提到，“中国作家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西方的传记又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白求恩传记的完整性书写，如《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大量引用了外国的“白求恩书写”。在中国和海外的“白求恩书写”的相互影响下，诞生了一类非常特殊的“白求恩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许多从中国大陆移民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也不断地在书写白求恩的故事，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不远万里》，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专门利人”的孤独》、《白求恩的孩子们》《白求恩书信一束》等都以白求恩为主角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坛受到重视——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和《不远万里》在《人民文学》刊载，薛忆沩以白求恩为原型书写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与鲁迅、沈从文、莫言、余华等作家的中篇作品一起被选入花城出版社的《中篇小说金库》。这些作品的出现也直接吸引了不少学者对白求恩的关注，有《祛魅与重构——加拿大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通往“白求恩”的旅程》《再造“白求恩”——加拿大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等论文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白求恩书写”，蔡晓惠、江少川、陆蔚青等学者也对李彦、薛忆沩的“白求恩书写”展开了作品个案研究，可以说，这些书写让白求恩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样一个集体记忆，以文学的方式回归大众视野，在当下引起重视，源于新移民作家的双重视角营造出文化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语），重新赋予人物形象予活力。这些作品深刻体现了华文文学的双重性，一方面，作品构建了集体记忆中英雄形象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在西方“白求恩书写”的影响下，作品构建了性格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这种形象的丰富性使得历史中遥远的形象得以生活化，以更加生动的形式被传播。同时，海外华人挖掘的新资料以及在此资料上创作的作品，如《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不远万里》等，为文学创作和历史考证都开拓了新的空间。
虽然海外华文作家描写的着力点不同，白求恩的光环却同样是无法抹去的。对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很大的程度决定着新移民群体对白求恩的认识。在李彦的笔下，白求恩的形象始终闪烁着熠熠光辉。李彦自述自己在课堂上常常给学生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她“多么希望世人皆知：一个人虽然早已离去，但他的英魂永存，他所代表的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精神将永存。”在纪实类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一文中，李彦运用了许多溢美之词来形容白求恩，认为其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以与“你”（白求恩）对话的书信叙事，完成一个华人新移民个体历史的追溯。在作品中，叙事者以“白求恩的孩子”自居，认为白求恩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的“白求恩的孩子”，白求恩精神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文章中，白求恩始终是“我们”寻找的精神上的“父亲”。
海外华文文学对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塑造与集体记忆所描述的白求恩有一定的同构，同时作者的跨文化经历又为他们带来了跨文化的视野。在这些作品中，白求恩始终与世界保持着联系，华文作家们以书信（李彦笔下的情书、薛忆沩编选的书信集）为切入口进行叙事，这些书信都是当时在中国的白求恩与世界联系的“跨界书写”。作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他的信件还原他的乡愁、爱情与孤独，这与西方“白求恩书写”的“自我言说”有一致性。李彦的纪实文学作品取名为“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这“情书”即是一种自我言说。薛忆沩的文章则通过重述白求恩的故事以及编选白求恩的部分书信来还原他的内心世界：《“专门利人”的孤独》一文中薛忆沩突出白求恩的“孤独”；《白求恩的孩子们》中“我”猜想白求恩靠着打字机克服孤独，因此才会留下如此多的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白求恩在战争中始终坚守岗位，呈现出极其伟大的一面，然而他真正的精神状态被忽略，同样是对他个体的一种伤害。
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兼具两者的特点，因此受到文坛和学界的肯定，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下的白求恩形象塑造乃至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张法认为随着时代语境变迁，红色经典的传承面临一定的危机：“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精神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一种缺失。”如红色经典一样，许多的宏大叙事的作品都面临着接受和传播的危机。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随着当代社会语境的变迁，这种宏大叙事渐渐解体。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当下充满着“后现代”的不确定性、破碎性和暂时性意味的大众文化中是不占优势的。如何让革命精神的内涵通过青年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如何让中国形象实现世界性的跨文化对话，必须要以新的文化语境来重新思考。主旋律的意识形态和艺术合法性并不相悖，华文文学恰好作出了一种探索——中国故事如何通过跨文化进行传播。
新时期以来，四十年代至“十七年”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文学渐渐走向多元化，全球化语境下要突出跨文化的流动、对话意义，才能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打破传播和接受的困境。“主旋律”是具有弹性的，当下的主旋律战争文学已经有了改变，如《亮剑》等作品凭借较为个人化的叙事方式表达主旋律；又如新历史主义作品《红高粱》等，将抗日变成了浪漫的、充满着理想气质的民族想象，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也让读者以另一种视野审视历史。这些作品，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也使历史人物或事件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甚至实现跨文化传播。“白求恩书写”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中外的“白求恩书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跨文化交流的窗口。白求恩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个名字和形象跟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的符号。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故事”，“白求恩书写”天然具有着国际性，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形象简单化，要正视两种文化存在的客观差异性。“白求恩书写”，呈现的是世界眼中的中国，也是中国眼中的世界，这就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也提供了一种思路——全球化时代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体现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认同。王一川曾经提出“中国好故事”的六要素：“他者眼光、普遍尺度、本土境遇、个体体验、流行风格、易触媒介”。白求恩，是一个互为“他者”的复杂形象，其突显的人道主义具有普遍尺度，也有独特的中国境遇和时代背景。文学文本，作为“故事”的载体，是一个极好的传播媒介。在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基础上，怎么样将这一形象塑造得更好，就是我们怎么输出这一特殊的“中国故事”的途径。有关白求恩的文章每年在报纸、杂志上都会出现，但他更多地只是作为一个医学的象征。在这个共同体塑造之中，他渐渐失去了“国际主义”的色彩，几乎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这使得这一个十分特殊的“中国故事”的意义局限在了国内，在全球化时代，其“走出去”的世界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代语境下，我们要怎么样以中国故事去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所有的文化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形象的全球化书写问题，在当下需要作家、研究者们主动去探索，只有以文化的多元性建构把自身文化推向外界，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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