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易》象数及义理两家说解《周易》，采长补短，扬优弃误，故曰《汇解》。《坤》是《周易》的第二名卦，地位仅次于《乾》卦，《坤》配《乾》，一天一地、一阳一阴，“阴阳合德，刚柔有体”，是天下万物的祖宗。但是，乾健、坤顺，乾君坤臣，乾主坤从。《坤》必须尊守“承天而时行”的阴道。若有违背，逆天而行，则会引发祸患。因之，《坤》自有生以来，就有顺逆两重性。顺天时“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是《坤》卦的大德，也是它思想的主流。但，《坤》阴之气一旦随顺自己的阴柔之性，失去管束，即“阳”未能防微杜渐，忽视了阴的随顺性，使之一步步走向了积不善之路，小恶则有悔吝之灾，大恶会积之不悛，走上弑君、弑父之路。更有甚者，盛阴敢于敌阳，而与阳战，导致乾天、坤地双双受伤。所以，研究《坤》卦必首先认识《坤卦》的这种两重性，否则不懂《坤卦》。
一
（一）《坤·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朱熹《本义》释：“--者，耦也，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注中者，三画卦之名也；经中者，六画卦之名也。阴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画皆耦（作者注谓：三画皆耦则六画也），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阴之纯，顺之至，故其名与象皆不易也（作者——不易即不变）。牝马，顺而健行者。阳先阴后，阳主义，阴主利。西南，阴方；东北，阳方。‘安’，顺之为也，‘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以顺健为正。如有所往，则‘先迷后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则‘得朋’，往东北则‘丧朋’，大抵能安于正则吉。”
朱熹之释详实、深刻，富有理性。
《程传》释：“坤，乾之对也，四德同而贞体则异。乾以刚固为贞，坤则柔顺而贞。牝马柔顺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马之贞’。君子所行，柔顺而利且贞，合坤德也。阴从阳者，待唱而和。阴而先阳，则为迷错。居后乃得其常也。主利，利万物则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劳于事者，臣之职也。‘西南’，阴方。‘东北’，阳方。阴必从阳，离丧其朋类，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贞’之‘吉’。得其常则安，安于常则贞，是以吉也。”其说讲“丧朋”乃是“阴必从阳”，“乃能成化育之功”，较之朱熹更加明确，把《坤》之卦辞讲的很透彻。
晋儒干宝释“元亨利牝马之贞”，曰：“阴气之始，妇德之常，故称元。与乾合德，故称亨。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坤，阴类，故称利牝马之贞。”宋卢氏释“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后而不先，先则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阴以阳为主，当后而顺之，则利，故曰后得主利。”
崔憬释“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曰“妻道也，西方坤，兑；南方巽，离；（此说从《说卦传》，不用汉‘消息卦’——引者）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四卦亦取《说卦传》方位——引者），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以喻在室得朋，犹迷于失道，出嫁丧朋，乃顺而得常，安于承天之正，故言安贞吉也。”干、卢、崔三家说亦皆符合《坤》卦辞之意。崔说辨“得朋”“丧朋”之义尤为精彩。但从大的方面看，程、崔、朱三家的义理之说应胜一筹。
（二）《坤·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强，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彖传》是解释“卦辞”的，也可简化为《彖》、“彖曰”。
朱熹《本义》释“彖传”，曰：“此以地道明《坤》之义，而首言元也。‘至’，极也，比‘大’义差缓。‘始’者，气之始（大、始皆指《乾》，此把乾、坤的《彖传》对比解释）。‘生’者，形之始。顺承天施，地之道也。”其次释“亨”，语言十分简练：“言亨也，德合无疆，谓配乾也。”意为乾、坤二元之德相配相交，“德合无疆”之天地，“含弘光大”，天下万物繁茂亨通。其三释“利贞”，曰：“言利贞也。马，乾之象，而以为地类者。牝，阴物，而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则顺而健矣。‘柔顺利贞’，坤之德也。”其四释“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曰：“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故坤之德，常减于乾之半也。东北虽丧朋，然反之西南，则终有庆。”最后两句之意，坤到东北虽然丧失了朋类，但与西南相反，走上了阴从阳之道，阴阳合而生物，故谓“乃终有庆”。其五，最后信手拈来，为《坤·彖》的结语“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做一结论道“安而且贞，地之德也。”
朱熹释《彖传》紧紧抓住了天地的“元、亨、利、贞”四德，显示了他《易》学理论的高超。因为天地四德就是天地赋予人类的“仁、礼、义、信”四德，这是《周易》“天人合一”之说的核心问题。
《程传》释“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曰：“取牝马为象者，以其柔顺而健，行地之类也。‘行地无疆’，谓健也。《乾》健《坤》顺，《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动也刚，不害其为柔也。”其说亦简明，但未讲《彖传》本质在“元亨利贞”。
《九家易》释“至哉坤元”，曰：“谓乾气至坤，万物资受而以生也。坤者纯阴，配乾生物，亦善之始也，地之象也，故又叹言至美。”是象数家也知“坤元”受《乾》元之气以生物，“亦善之始”。虽不系统，但认识到“坤元”是成物之善，也算了解“元”之重要性。
荀爽释“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曰：“乾二居坤五为含，坤五居乾二为弘。坤初居乾四为光，乾四居坤初为大。”其说误。《坤》为代表大地的纯阴之卦，从初至上皆为阴爻，其六爻运动皆阴无阳，从哪里来乾二、乾四之爻？其说不能成立。
荀爽释“万物资生”，曰：“谓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策生于坤，犹万物成形，出乎地也。”其说是句废话，无需解释。因为从《易》学理论上看，天下万物不论有无生命，皆由天地，即乾坤而生，是毫无疑义的。不论上古占筮之蓍草，还是儒家取天地“五十五数”，都在其内，众所周知。难道还有人说代表天下万事万物的“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之策数，不包括在“大衍之数”中吗？未经“大衍之数”的占筮过程，能得到六十四卦吗？
虞翻释《坤·彖传》“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曰：“谓阳得其类。月朔至望，从震至乾，与时偕行，故乃与类行。”虞氏之释使用了汉代的“阴阳消息卦”与《易》学以《坎》代月而形成的“朔、朏、望、既望、晦”等各种阴阳变化特点中得出的结论。
虞氏又释“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曰：“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终有庆。”“阳丧灭《坤》”，即“阴阳消息卦”之十月为《坤》 卦，乃全阴之卦。然后十一月为《复》卦，象，一阳来消初阴；十二月《临》卦，象为，二阳消去阴之六二；正月为《泰》卦，象为，三阳消去阴之六三；二月为《大壮》，象为，四阳消去阴之六四；三月为《夬》卦，象为，五阳消去其六五，曰“五阳消阴”之卦；四月为《乾》 卦，是全阳之卦，《坤》之六阴全部被消，故曰“灭坤”。
所谓“坤终复生”，是说到了五月，一阴来消阳，卦名曰《姤》，象为 ；六月卦名《遁》，象为，二阴消去阳之九二；七月《否》卦，象为，是六三消去九三；八月《观》卦，象为，六四消去了九四；九月《剥》卦，象为，六五消去了九五阳，故曰“五阴剥阳”之剥卦。至十月，《坤》卦恢复全貌，象为，重回全坤地位。故虞翻释曰：“乃终有庆”。《坤》卦复生的过程，也是以“坤灭乾”的过程。东北阳卦悉数被坤所灭，坤也就失去了东北的“朋类”，故谓“东北丧朋”。对此，荀爽解曰：“阴起于午（即五月《姤》卦），至申三阴（即七月《否》卦），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即十一月《复》卦），至寅三阳（即正月《泰》卦），丧坤一体，故曰‘东北丧朋’。”亦可备一说。
虞翻与荀爽等汉末象数学家运用消息卦与月相变化讲《周易》，虽然从表象上看能成一家之言，解《易》有些独立特点。但从《易》学理论上看，有很大的缺欠，甚至可说是失误。因为他们的解说脱离了《乾》《坤》二卦《彖传》的基本思想。《乾》《坤》二《彖传》的理论内涵是“元亨利贞”四个天地之德，也就是天地赋予人类的“仁礼义信”四德。而只在“消息卦”的十二辟卦消息上，在“坎月”象的“晦、朏、望、既望”等月光的无、弱、强与盈满上下功夫，而忽视天地四德这一核心问题，不是失误是什么？
前文我们说朱熹从“元亨利贞”及结语五个方面释《坤·彖传》内容完整、理论清晰，反映了深厚的义理根底。虞翻作为汉《易》学名家，不但不在《易》理上下功夫，反而运用汉“消息卦”的形下学知识去窜乱《说卦传》的“元亨利贞”形上学的四德体系，竟然不知错。其理论修养较之义理学相差何止千里。
其错之一：《说卦传》以《震》卦为三月春分，是月震气主之，阳气充塞大地，万物勃然风发，是为“元”。而“消息卦”以夬卦为春分，夬者，五阳绝阴，不论卦象还是义理上都没有蓬勃的朝气，能代表春天吗？
其错之二：《说卦传》以《离》主夏，为五月夏至。《说卦传》云“离为火、为日……为乾卦”代表夏日天下大明，飞潜动植各种生物皆出而相见，万物亨通，各依自然规律发展，人类称之曰“礼”。而“消息卦”以《姤》卦为五月夏至。《姤》卦来于《夬》，寓意为遇，仅代表夏风行天下，哪有飞潜动植、万物咸亨之气象。何况姤卦是阴兴阳消之卦，如何代表天下大明？
其错之三，《说卦传》以《兑》卦为九月秋分，兑为悦，反映万物成熟，人们纷纷享受金秋的硕果，收获各类庄稼，一片丰收的喜悦，一派欢乐的场景。而“消息卦”以《剥》卦代表金秋九月秋分。《剥》为五阴剥“阳”，是阴盛阳衰景象，阳气被剥落，一片凄凉与萧瑟，如何反映金秋的喜悦？
其错之五，《说卦传》以《坤》位于西南，代表八月立秋，秋天来到万物皆争先致养于大地，争取早熟，故《说卦传》云：“致役乎坤”，崔憬注：“立秋则坤王（意为坤之王气主立秋），而万物致养也。”这是合情、合理、合于时令、合于万物生长规律的。但汉人的“消息卦”把《坤》安排为“立冬”，从“阴阳消息”的角度看，并无大碍。但从《坤》致养万物成熟的角度看，就不合情理与自然规律了。虽然“阴阳消息卦”反映易一年十二月的阴阳消息十分形象，不失为一个新的发现，其成绩可以肯定。但从《说卦传》所列的“二分二至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四时八节角度而言，《说卦传》是准确的，不应以“消息卦”这一后起的说法来窜乱成说。更何况《说卦传》的四时八节还表现着“元亨利贞”天地四德，它是《乾》《坤》两卦《彖传》的理论支柱，“消息卦”岂能代替！
虞翻释“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曰：“坤道至静，故安。复初得正，故贞吉。”此说不确。因为这句话是承“牝马行地无疆”而来的，是训诫“君子攸行”，应学习《坤》之“柔顺”之德而行事。至于“出复得正”，讲的是《易》道“阴阳”的变化规律，总是“对立统一各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阴消阳、阳消阴”是其发展的自然过程。故曰“复初得正”。虞翻理解为“以乾灭坤、以坤灭乾”，乾坤互灭，是受时代局限，虽情有可原，但对《易》阴阳规律的认识尚有较大差距。
《程传》解释这段话说：“《坤》之用，阴之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阴阳之功……‘与类行’者本也，从于阳者用也。阴体柔躁，故从于阳，则能安贞而吉，应地道之无疆也。阴而不安贞，岂能应地之道。《彖》有三无疆，盖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应地无疆’，地之无穷也；‘行地无疆’，马之健行也。”其说至确。哪有什么“至静，故安”与“复初得正，故贞吉”之意。
（三）《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宋衷释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朱熹《本义》释：“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势之顺，则见其髙下相因之无穷，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宋、朱两家，一个从地九等差别形势上论《坤·象》之性；一个从地势高下相倾的顺势上论《坤象》之厚重，顺势而负载万物之性质，各有千秋。《说卦传》云：“乾健也，坤顺也”，可证“坤即顺也”。借以说明大地高尚敦厚的品格，负载化育万物的能力，无与伦比，世上君子要以大地作为学习榜样，为家、国、社会贡献力量。
二
（一）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干宝曰：“重阴，故称六。刚柔相推，故生变。占变故有爻。《系》曰：‘爻者，言乎变者也。’故《易·系辞》皆称‘（爻）九、六也。’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在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
干宝的解说代表了汉晋象数学家的观点，我们看到了阴的两面性，故主张自“履霜”以后，要警惕阴之不善之举，以“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杜绝阴气进入“坚冰”状态。这是象数家的主流意识，与义理学一样，是可取的。
但是，他们不了解《乾》《坤》两卦纯阳、纯阴的特点，以为《坤》初六之爻始于《姤》卦，从而陷入误区。上文我们说过《坤》六爻从初至上六爻皆为自身变化，并无《姤》《遁》《否》等卦介入，这是象数家们认识的失误。
朱熹《本义》曰：“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霜’，阴气所结，盛则水冻而为冰。此爻阴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之将至也。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顺、仁义之属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
朱熹作为易学大家，深谙《易》理。对《系辞传》云：“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等阴阳变化之理早已娴熟于胸中。《坤》之“初六履霜”、“驯致其道，至坚冰也”的两重性，其焉能不知。《坤》的两重性表现在其性曰“顺”上。若“从天而行，与天合德”，则广生万物，得“善德”、“得常”，“有庆”获“安吉”；反之若“逆天而行”，则“失道”，不悔改则为“积不善之家”，甚至可能出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臣贼子。所以对《坤》之“积恶”现象，必防微杜渐，早作分辨。朱熹还说：“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圣人作《易》对此已用“健顺、仁义之属明之”，但事涉阴阳消长、淑慝变化，即使“赞化育而参天地者”亦难作为，“其旨深矣”。
可见朱熹的认识在义理上远超象数家。
对于《坤》初爻“履霜坚冰至”问题，李光地于《周易折中》特以“案语”形式进行论证。因文字太长，特择其要点陈述之。李光地以《易》道阴阳为指导思想，抛开《易经》中“天人合一”与“人德天授”等重要问题，专门谈“阴阳之义”在人之伦类上的价值和表现。
其一，从个体的人出发，说人心的神明，阳也；五官百体，阴也。
其二，从人的伦类来说，则分为两个层次：君、夫、妇，阳也；臣、子、妻，阴也。由于心之神明，是运动全身的。故君父之事，调动臣子执行；夫之家事，以妇成之。诚如《家人》卦所说：“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人伦关系都是“天地之大义”，是不可以相忤的。但心为大体，五官百骸，则曰小体。君、父、夫谓之三纲而尊，臣、子、妻主于顺而卑。其大小尊卑于此辨，其顺逆之差于此分，其善恶之别于此生，其吉凶与否于此判。这反映在人个体上，心官为主，百体从令。而反映在人之伦类上，则君、父、夫之道行，臣、子、妾妇听命焉。但，阴与阳是合德的。如何把恶归于阴呢？（君、父、夫）惟其耳目四肢，各逞其欲，并不奉夫天官（指心）；臣、子、妾妇，亦各行其私，而不禀于君父，则臣、子、妾妇或有干涉阳（君、父、夫）之事，而邪始足以害正矣。就人之个体而言，这表现为理性与贪欲的交战，个人的善恶由此显现。在国在家则表现为礼制破坏，相继出现乖戾不和。国与家的治乱由此走上了祸患的阶梯。这就是“履霜坚冰至”的大旨。所以孔子师徒于《坤·文言》所讲的，善恶之积“其所由来者渐矣”的问题，皆关乎国家兴衰大局，意深情切呀！
所谓“阳淑阴慝说”，难道阴真的邪恶吗？所谓“扶阳抑阴说”，难道一定要抑阴吗？重在全民的教化啊，要加强教化全民（君、父、夫与臣、子、妇妾等）的系统，就大可不必抑阴了。
推起源流，早在氏族社会，就有“执中”之说。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曾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讲尧、舜二帝能做到“人心符合道心”的史实。孔门的《大学》《中庸》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拨乱世、反诸正”。期望恢复王道，是将治国、教化为先的。所以对“履霜坚冰至”的内涵“防微杜渐”，绝不可轻视。此为教化的重要根基。
李光地的案语写的很公允，认为治国大事，首在明君贤臣，不在下民。所以没有苛责阴类（臣、子、妾妇等下层），却含沙射影把君、父、夫等统治阶级上层的贪婪、腐败、失德作为国家治乱的祸患之源，很有见地，符合儒家思想。
（二）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是《坤》卦之主，又居臣之位，有地之象，是《坤》柔顺地德的最高表现。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者动，方者静。《系辞传》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乾》为动中有静，《坤》为静中有动，这就是《乾》《坤》作为天地时的基本性质。
朱熹《本义》释：“柔顺正固，《坤》之‘直’也。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顺柔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纯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
《程传》曰：“二，阴位，在下，故为阴之主。统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尽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又曰：“‘直、方、大’足以尽地道，在人识之耳。乾坤纯体，以位相应。二，坤之主，故不取五应，不以君道处五也。乾则二五相应。”程说“不习”谓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真乃点睛之笔。乾元之资始，坤元之资生等，皆自然行为，都是不习而成，而无不利的。
荀爽释“不习无不利”云：“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习。阳之所唱，从而和之，无不利也。”此说不确。如上文《程传》说：“不习，谓自然”。自然，“莫之为而为”，非“和阳之所唱”，然后为“不习，无不利”。干宝曰：“阴气在二，六月之时，自遯来也。”此说亦误。《坤》为纯阴之卦，所以《坤》六二与《遯》六二不同。《坤》六二讲大地之德为“直方大”，实质为地法则乾之德。《遯》卦是将退的。六二爻讲当退不退，因与九五相应，固用“黄中之革”把自己与九五牢牢拴在一起，反映两者的对应关系。两卦两爻本质与内容皆无关联。
从解此爻可见，义理学解《易》优于象数学多矣。象数学往往眼光狭隘，斤斤于爻辞、爻象，而忽视大节。
（三）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所谓“含章”，是六三爻以阴居阳位，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章”者，美也，为外在的表现形式，阴爻来居，故曰“含章”。
《程传》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为臣之道，当含晦其章美，有善则归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恶之心，下得柔顺之道也。可贞，谓可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从上之事，不敢当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终耳。守职以终其事，臣之道也。”
“含章可贞”者，谓“柔顺”的《坤》代表的“臣道、子道、妻道”，就应固守贞顺的本性，含美不露。从王之事，尽力去干，但不居其功，守职以终其事，遵守臣之道。《程传》之释优于他说。
（四）《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程传》释曰：“言为臣处下之道，不当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含而不为，不尽忠者也。”“或从王事，而能‘无成有终’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其释亦较他说为优，不再赘述。
（五）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四是阴爻居阴位，处危惧之地。上下不交，无应无比，一似贤人处否闭时代，不得不晦迹而居。
朱熹《本义》释“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而亦无誉矣。六四重阴不中，故其象占如此。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程传》亦曰：“四居近五之位，而（与五）无相得之义，乃上下闭隔之时，其自处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结囊口而不露，则可得‘无咎’。不然则有害也。既晦藏，则‘无誉’矣。”程朱二贤的解释简要明白，反映了《坤》六四爻的处境及其避害的智慧。
虞翻曰：“括，结也。谓泰反成否。坤为囊，艮为手，巽为绳，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系于包桑，故无咎。阴在二多誉，而远在四，故无誉。”此卦并非泰否阴阳互转之卦，作为纯《坤》之卦，也无艮手、巽绳之说。六四爻讲的只是“爻时”，而非“卦时”，不涉及《否》《观》等卦的卦时，所以程颐说：“四居近五之位”，与“五”不相得，乃上下闭隔之时，此时只是二爻之际的“时”。朱熹亦谓“六四重阴不中”，处于《系辞传》所谓：“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即四爻近君，故常为多惧之时位。苏轼《易传》曰：《坤》四爻“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则惧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隐。”四为近臣，有善不隐晦而宣扬之，岂不招祸。
虞翻把《坤》六四一爻之难说成《坤》变成《否》，是《泰》《否》互转，又扯出艮手、巽绳之类，显示他象数学过于娴熟，可以信手拈来，但实有不切之论，并于义理学领会不深。
干宝释：“阴气在四，八月之时，自《观》来也。天地将闭，贤人必隐”云云，此说亦谬。此释出自“阴阳消息卦”，消息卦借十二辟卦表表现一年四季阴阳消息的过程，是十分可取的，但它并不能说明由八卦“因而重之”组成的“六十四卦”阴阳对立统一学说的理论体系。依《易》，《乾》《坤》是众卦父母，万物祖宗。故不能只依据《坤》之六四曰“阴气在四”，就说是“八月之时”，更不能说“六四”意阴爻来自《观》卦。若此说成立，岂不成了《乾》由《夬》来、《坤》由《剥》来的笑话。
其实，据《说卦传》震、巽、坎、离、艮、兑皆乾、坤两卦相交相索生成，曰“六子卦”。而《周易》六十四卦又由“八卦因而重之”而生成。故《乾》《坤》为“众卦之父母，万物之祖宗”。《系辞传》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其《易》之门邪”，这说明《易》象数家过于依赖象数，不深究《易》理，多有失误是自然的。
（六）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程传》释：“《坤》虽臣道，五实君位，故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则‘元吉’，谓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黄裳’既，‘元吉’则居尊，为天下大凶可知。后之人未达，则此义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为柔顺，或为文明，或为暗弱，在坤则为居尊位。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或疑在《革》汤武之事犹尽言之，独于此不言，何也？曰：废兴，理之常也；以阴居尊位，非常之变也。”
程氏之释前部分讲的很有道理，但其指“‘黄裳’既‘元吉’则居尊，为天下大凶可知”云云，是什么“黄裳之戒”，则违背《坤》六五爻辞之意。该爻的“黄裳，元吉”四字内涵绝无“大凶”之义。何况其象《象传》也讲的明明白白：“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程颐自己也释曰：“黄中之文，在中不过也。内积至美而居下，故为元吉。”不论爻辞与象辞皆无“凶”义，何来“大凶”，足见其说不足信据。
程说“臣道、妇道”，无称“君”者，也不尽然。至少在春秋时期，各级封君皆称“君”。《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直到秦汉以后，出现皇权专制，才只有皇帝称“君”，而臣子皆不可称“君”。
春秋时代，列国诸侯夫人可称“小君”。孔子所著《春秋经》鲁庄公二十二年载“葬我小君文姜”，文姜为鲁桓公夫人，庄公之母。《穀梁传》释：“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论语》亦曰：“邦君之妻，邦人称为小君”。《白虎通》载：“后，君也……异邦曰‘寡小君’，谓聘问兄弟之国及臣他国称之，谦之辞也。”古人认为，夫妇一体，妻以夫贵，《仪礼·丧服》曰：“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又说“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礼记·昏义》载夫妻结婚以后：“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因此，皇、王为“君”，则夫人为“小君”，“小君”在皇、王面前是“臣妾”，但在臣民面前就是“君”。因此她是皇、王的“牉体”，是“合体”之人，所以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封建社会有些朝代往往由太后、皇后掌权的理论依据。
与《程传》相比，朱熹之释则绝口不提所谓“黄裳元吉”之戒的问题，他曾批评程传的颟顸：“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此爻何曾有这义？都是硬入。”《朱子语类》明确提出：“黄裳元吉，不过是在上之人能尽柔顺之道。黄，中色；裳是下体之服。能似这个，则无不吉……这是那居中处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刚健底道理（它不为上九‘亢龙有悔’负责）。坤之六五，自是柔顺底道理（它也不为上六‘龙战于野’负责）。各随他阴阳，自有一个道理。”把“黄裳元吉”的内涵说的很透彻。可见《程传》谓“黄裳元吉”之戒，是失误的。
（七）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上六爻辞的“龙战于野”直承初六的“履霜坚冰至”，其阴气在地下蕴蓄已久，凝成坚冰，故恃盛阴敢与抗阳，并与阳战。
《程传》释：“阴，从阳者也。然盛极则抗而争。六既极矣，复进不已则必战，故云‘战于野’。‘野’，谓进至于外也。既敌矣，必皆伤，故‘其血玄黄’。”朱熹《本义》曰：“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程、朱之解是正确的。阴战阳的理由，是阴在穷极之时，恃盛战阳，阻碍《乾》《坤》的阴阳对转，是“履霜至坚冰”之戒结局的表现。
荀爽以“消息卦”解“龙战于野”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为其兼于阳，故称龙也。”但依“消息卦”，《乾》不在亥，而在巳，是四月，而非十月。“乾位西北”“坤卦西南”都是《说卦传》的记载。上文我们说过《说卦传》与“消息卦”所列一年十二月的卦位并不相符。要承认《说卦传》“乾在西北”，那就必须同时承认“坤在西南”。所以把《说卦传》拉来为象数学家的观点服务，是有欠妥当的。何况，我们反复说明乾坤阴阳的变化反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各种发展变化形式，难道世上的阴阳乾坤两性斗争与冲突都必须在“消息卦”规定的十月亥时进行吗？用汉人的东西来框架孔门《易》学天地阴阳变化，是不合适的。
（八）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程传》释：“阴盛而至于穷极，则必争而伤也。”
赵汝楳释曰：“《乾》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坤》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乾》至上而穷则灾，《坤》至上而穷则战，战则不止于悔。”阴与阳战乃是凶也，故《坤》上六是凶爻，朱熹已谓“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九）用六，利永贞。
“用六”“用九”是《乾》《坤》两纯阳、纯阴之卦特有的爻辞。意在使《乾》《坤》两卦能顺利完成相互对转。至于“用六”“用九”的内涵，朱熹有清楚地说明：“‘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用六’，言凡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但六十四卦中，只有首阳、首阴，《乾》《坤》使用“用九”“用六”，别无他例。故可以认为是两首卦的“专用爻”。
《程传》释：“《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阴之道也。阴道柔而难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贞固。”胡炳文释：“《坤》‘安贞’变而为《乾》，则为永贞。‘安’者顺而不动。‘永’者，健而不息。乾变坤，刚而能柔；坤变乾，虽柔必强……阳先于阴，而阳之极不为首。阴小于阳，而阴之极以大终。”我认为在胡氏最后的结论中应加入关键一辞“阴之极转而变阳”，方能获得“大终”，否则《坤》卦是不会“大终”的。忽视“用六”绝对不行。
（十）《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朱熹《本义》曰：“初阴后阳，故曰‘大终’。”《朱子语类》又曰：“阳为大，阴为小……阴皆变为阳矣，所谓‘以大终’也。言始小而终大也。”符合《象传》之义，是经典性解说。
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长正矣。不长正则不能大终阳事。”虽不如朱熹解得精彩，但能讲出“用六”的本质是“妻道、臣道”，利在长正，“不正则不能大终阳事”，也与《象传》之义相合，值得一赞。
三
（一）《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朱熹《本义》释曰：“刚、方，释‘牝马之贞’也。‘方’谓生物有常。”后几句与《彖传》重复，无新意，故朱熹不释只说了一句“含万物而化光”是“复明‘亨’义”。
《周易折中》引王宗传释：“惟其动刚，故能德应乎乾，而成万物化育之功；惟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顺万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后得主而有常’，则申后顺得常之义；‘含万物而化光’，则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义。”有些新意。
（二）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朱熹《本义》申《彖传》之义，曰：“复明顺承天之义”。《程传》释“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坤道之顺也。”李光地《案语》：“动刚，释‘元亨’也，气之发动而物生也。德方，释‘利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静者坤之本体；其刚其方，乃是乾为之主，而坤顺之以行止者。故继之曰‘后得主而有常’，释‘先迷后得主’也。‘含物化光’，谓亨利之间，致养万物，其功盛大，释‘西南得朋’也……盖孔子既以《坤》之元亨利贞，配乾为四德，则所谓西南东北者，即四时也。故用《彖传》所谓‘含弘光大’者，以切‘西南’，又用所谓‘乃顺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东北’，欲人知四方四德，初非两义。此意《彖传》未及，故于《文言》发之。”其说《坤·文言》之义补《彖传》之未讲透彻者，是十分准确的，有利于学人对《坤》卦的深入理解。
（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这是在解释《坤》初六爻辞。关于“履霜坚冰至”的大旨，上文已经过很多。此文又在《文言》中出现，并明指“盖言顺也”。因此朱熹《本义》曰：“古字‘顺’‘慎’通用，案此当作‘慎’”，是可从的。《程传》释：“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冰，小恶而至于大，皆事势之顺长也。”其说把“顺事”之理说的很明白。但是尚未把“顺”字说透。我上文说过，“坤顺”有两重性，其一是“顺天”、“承天而时行”，这是《坤》之主流；其二；《坤》阴性柔，有顺随自身柔性之倾向。随性之阴，起于微末，不引人注目，故无“防微杜渐”之知者，难以早辨。西汉董仲舒曾说：“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正因为“积恶”不易发现，所以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正因为春秋时代有这样的历史事实，所以才有《坤·文言》论“阴”的善恶两重性以及阴之恶性可以导致弑君、弑父的惨祸。要求这个时代的家、国警惕“履霜至坚冰”之戒。此是《文言》再讲《坤》初六爻辞之深意。
（四）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这是在解释《坤》六二爻辞。《程传》释：“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孔颖达释：“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朱子语类》曰：“‘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是处此事皆合宜，截然区处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唐宋三位名家释《坤》六二爻辞，从“直、方、大”三德出发，论列《坤》道“直言理正，方言义正，大言盛德不孤”，而且认为大地有心、有思想，能“持守”，能“讲学”，有修养，能践行，完全是一位从人性出发的圣母形象。只有这样的“圣母”，才能匹敌那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实即“圣人”。在《易》学中，它们被称为“乾父、坤母”，也就是“天父、地母”，所以可称之为中国的“圣父、圣母”。
（五）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功。
这是《文言》释六三爻辞。对于这句话，三国宋衷解释得很好，曰：“臣子虽有才美，含藏以从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终天功，臣得终君事，妇得终夫业，故曰‘而代有终也’。”《程传》释：“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从王事，代上以终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犹地道代天终物，而成功则主于天也。妻道亦然。”宋、程两学者皆从《易》“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出发，对此爻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国古代贯彻了几千年的社会法则。其他说法也都尊此为原则，不赘。
（六）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这是《文言》解《坤》六四爻辞。六四以阴爻居阴位，而四爻又近君，是凶危之爻，故宜隐晦不宜动
《程传》释：“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义，故为隔绝之象。天地交感则变化万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际而道亨。天地闭隔，则万物不遂，君臣道绝，贤者隐遯。四于闭隔之时，‘括囊’晦藏，则虽无令誉，可得无咎，言当谨自守也。”其说与释六四爻辞相近。
宋儒张浚释：“‘括囊’盖内充其德，待时而有为者也。汉儒乃以‘囊括’为讥，岂不陋哉。阳舒阴闭，故孔子发天地闭之训，夫闭于前而舒于后，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邪？”从“阳舒阴闭”的角度，说今时之“括囊”，乃为来日之有为，这是天地“生化之功”的必然历程。所以“括囊”之慎，是无害的。其说颇为新颖。
（七）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是《坤·文言》释六五爻辞之“黄裳”。朱熹《本义》释：“黄中，言中德在内，释‘黄’字之义也。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美在其中’，复释‘黄中’。‘畅于四肢’，复释‘居体’。”《朱子语类》又云：“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说，《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则是就他成就处说。所以云‘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宋蔡渊释：“‘黄中通理’，释‘黄’义；‘正位居体’，释‘裳’义。‘黄中’，正德在内。‘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顺之德蕴于内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体’，居下体而不僭，言柔顺之德形于外也。‘美在其中’，‘黄中通理’也；‘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正位居体’也。二、五皆中，二居内卦之中，其发见于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于外，有事业之可观。坤道之美，至此极矣。”对于这段话，各家之说纷然，只有朱熹、蔡渊二家之说简明扼要，故取之以释，大体上能反映《坤·文言》之意。
（八）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这是《坤·文言》释上六爻辞与《象传》。朱熹《本义》释：“‘疑’，谓钧敌而无小大之差也。《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血阴属，盖气阳而血阴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以上申《象传》之意。”其释“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认为“《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似不确。《坤》既为纯阴，又至上六，阴达极盛，当然无阳。《坤》因嫌于无阳，才称龙与阳战。蔡渊释：“十月为纯坤之月，六爻皆阴，然生生之理，无顷刻而息……圣人为其纯阴而嫌于无阳也，故称龙以明之。”但因其受汉代消息卦影响，把坤卦定为“十月”的《坤》则不妥。上文我们说过，《说卦传》纯阴之坤在西南，并非“消息卦”十月之卦。《说卦传》又曰在春分三月，震气主之，乾坤两卦各以阴阳元气交合而产生万物，并非十月。依《易》理“十月”乃冬季归藏之时，不生物也。汉象数学家不明《乾》《坤》两卦纯阳、纯阴之内涵十分丰富，不但代表天地，而且可以代表天、地、人三才之道中的任何阴阳事情物，怎能事事受到什么时间、地点局限，更不用说是什么“消息卦”了。
《程传》释：“阳大阴小，阴必从阳。阴既盛极，与阳偕矣是疑于阳也。不相从则必战。卦虽纯阴，恐疑无阳，故称龙见其与阳战也。于野，进不已而至于外也。盛极而进不已，则战矣。虽盛极，不离阴类也。而与阳争，其伤可知，故称‘血’。阴既盛极，至与阳争，虽阳不能无伤，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谓皆伤也。”此释稍有不简，但在本质上符合《坤·文言》原义。
明儒郑维岳释《坤·文言》这段话说其颇似孔子《春秋》笔法，他说：“阴与阳交战也，交战而独曰‘龙战’者，是时阴处其盛，‘嫌于无阳也’，故独称‘龙’为战。若曰：阴犯顺而龙战之云耳，以讨阴之义与阳，不许阴为敌也。”细审之，此《文言》并无类似于“春秋笔法”的含义。太史公司马迁曾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故有“微言”“隐讳”之说。《周易》乃上古卜筮之书，孔子以义理解之，此“本隐之以显”耳！并无“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岂能用“春秋笔法”？此无根之论，不可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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