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张光英

　　芒部关口，上千亩的洋芋一眼望不到头，朵朵粉白的、淡紫的洋芋花在绿色的海洋中摇曳。我每天在洋芋地里穿梭往返，陪作家采风，带画家写生，或者领几个摄影爱好者拍洋芋专集……这是我的工作之一，领着他们在时间和土地的缝隙里捕捉诗情画意。

　　我喜爱我的工作。每当穿梭于洋芋地里，看着腰上系着围裙，头上裹着三角巾，在一畦畦、一茬茬齐膝深的洋芋秧间穿行的女人时，我总是想起母亲来：头上裹着青丝帕，穿着一件打了无数补丁的对襟衣裳，一双青筋纵横的手，时而在拔草，时而在培土……

　　小时候，我们家土地不多，稍微肥沃一些的地块必须用来种玉米，方能勉强养活七八口之家，因此只有边角土质较差的砂砾之地，才能种我最爱吃的洋芋。身为石匠妻子的母亲，在父亲外出给人砌墙修房以挣钱补贴家用时，独自在家领着五六个孩子，喂猪种地，没有半刻空闲。每年春节一过，母亲就背上大背箩，我和哥哥们背上小竹篼，用撮箕铲起一堆堆农家肥，蜗牛般攀行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有时候我背不动了，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下背篼歇口气，便只能咬着牙，在心里默念“一、二、三……”，数字越数越大，越数越多，背上的背篼也越来越沉。终于找着个勉强放下的地方，赶紧把身子往下一蹲，扶着背篼搁在地上，长长地“吁——”出一声，再用袖口往大汗淋漓的额头上一撸，就算是最好的解乏了。歇了一会儿，又背起背篼上路，继续一遍遍数“一、二、三……”好不容易捱到目的地，脑袋一低，腰一弯，背篼里的粪肥便“哧溜”一下滑进地里，便可以种洋芋了。挖好沟，洋芋已经沿着芽眼切成了小瓣,把它们扔进垫上了粪肥的沟里，再撒上一点点化肥，盖上厚厚的土，就算大功告成了，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了，等着这些小洋芋块从土里冒出芽来，然后开花，然后在地里结下一堆堆又圆又大的新的洋芋来。

　　饥肠辘辘的等待中，只有一天天吞咽着没有除去种皮的苞谷饭，有时就着没有油星甚至连红豆都少得可怜的酸汤喝下去，只觉得硌得嘴里像是撒了一把砂粒，实在难以下咽。挑食的我怎么也不肯吃，母亲便黑着脸说：“不吃，你想要饿死啊！”母亲怕她唯一的也是最小的女儿会死去，在我之前，我的两个姐姐和哥哥也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母亲害怕命运的魔咒会再次把厄运降到我——她的“独姑娘”身上。为此，她请了端公先生算命，那端公先生说，只要给我弄个剃头仪式就可长命百岁，母亲满怀虔诚地一一照做，只怕还有什么程序上的遗漏，便又是焚香又是许愿，请求阎王手下留情，不在生死簿上划去她“独姑娘”的名字。但是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母亲只有恶下脸来，连哄带骗，连骂带吓逼我吞下这些砂粒般的苞谷饭，以悬吊着我的生命来等待洋芋的成熟。

　　端午未到，地里的洋芋小花儿陆陆续续扬起来了，早已等不及的我飞奔到地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起一茬茬洋芋杆儿，迫不及待地扯下一个个如老母鸡肚里未成形的蛋卵儿般大小的洋芋，三下五除二扔进撮箕，飞奔回家，找几块破碗片儿，“嚓嚓嚓”一阵刮皮儿后，或大或小的洋芋便躺在笨重的木桶里了。母亲把刮过皮儿的洋芋清洗干净，捋一把嫩花椒叶，大铁锅里放上丁点儿油，把切碎的辣椒和花椒、大蒜一起炸香，再掺入水、放进盐，最后把白花花的洋芋倒进去，盖上锅盖儿，不一会儿锅里就响起“咕嘟咕嘟”的响声，香气四溢，我们也跟着“咕嘟咕嘟”吞口水，迫不及待地去揭锅盖，哈喇子和眼珠子都似乎要掉进锅里去了。母亲说：“盖好盖好，要焖干水了才能吃。”于是又只有眼巴巴地等着，终于锅里的水干了，几双筷子一拥而上，各自穿起几个放进嘴里，烫得呲牙咧嘴也不管，只管朝着嘴里塞……

　　油是金贵的，我们吃不起，所以一直用白水焖洋芋，直到吃到后来每天肚子都在“叽咕叽咕”叫唤，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便听到此起彼伏的“叽咕叽咕”的声音，像是肚皮在唱一场热闹的戏。到这个时候，连焖洋芋也觉得不好吃了。母亲便变着法子做新花样：把洋芋裹上面粉放在甄子里蒸，或者扯上几把野棉花和着包谷面焖……总之，她用了一切能保住孩子们小命的方式做着一餐餐饮食。

　　可是因为地少，洋芋很快吃完了，吃洋芋又变成了“打牙祭”，我继续在母亲“不吃饭，会死掉”的絮叨中不情不愿地吞咽着苞谷饭，一心盼着哪天父亲能从街上买回点洋芋来解个馋。再后来，我读五年级的时候，辍学的哥哥做起鸡贩子。每次卖鸡前，他都要用洋芋来喂过鸡，这样鸡会重一点，可以多卖一点钱。所以每次煮洋芋喂鸡时我总要蹭几个吃。一天夜晚，我在火炉边看书，等着洋芋煮熟，忽然板凳一歪，撞在了炉子上，我摔倒在地，炉上滚烫的水也倾在我的身上，我被烫伤了，伤好了一点后，只有天天拄着木棍去上学，直到过了那个学期。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终究熬不住贫穷的煎熬，精神失常了，家里的生活更没着落。只是到种洋芋的时节，她仍然不忘用烧过的炭灰代替农家肥来种上点洋芋，但她那时也不能精细耕作了，收获便也微薄得很。有时我痛恨老天，觉得它给予母亲的报酬远远不及母亲此生付出的辛苦。

　　哥哥们长大各自成家后，我也总算熬到师范毕业了，洋芋在我们生活里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深加工过的苞谷饭也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而我的孩子们路过街边的洋芋小摊，偶尔也禁不住刮得亮铮铮炸得黄灿灿的洋芋诱惑，嚷嚷着：“妈，我要吃烧洋芋！”我住进了大房子，餐桌上吃的也是五花八门。只是，一个家，一张餐桌，缺了最重要的角色——我的母亲。

　　…………

　　回忆纵然苦涩，希望却不断延伸，沐在这芒部关口洋芋基地的洋芋花香中，有时我会觉得我长眠于地下的母亲似乎正站在绿油油的地里，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不再有愁苦和哀伤，而她脚下成片成片的洋芋，也正集合着所有的希望与汗水，卖力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