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程与流域文化或多或少会产生某种关联。渭河发源于贵州省毕节市境内对坡镇法泥村大娄山北麓，赤水河源出云南境内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长槽以西豆戛山箐，两条河流在滇、川、黔三省交界相遇，这里便是岔河，一个有着可追溯历史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今后会变得越来越富庶和重要的地方。
消失的渡口
2018年春天，镇雄籍诗人成忠义参加镇雄县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后，写下了一首诗——《岔河的阳光》。诗中描写的景致属于一个叫岔河的地方，这个位于滇、川、黔三省交界的弹丸之地，因其独特的流域文化引起世人关注。如果再轻一些，
贵州那边飘过来的云雾，
就会锁住云南耸入云端的山脊。
如果再慢一些，
四川奔突而来的流水，
就会湿润了云南，和贵州的大地。
惊涛骇浪，巨石奔走，
在这岔河里，屏住了呼吸。
三个省的桃花沿着三条河水，
汇聚到这片开阔地，
瞬间！晃眼的春光，
掀开岔河的艳丽。
渭河与赤水河相遇形成一个大大的“丫”字，汇聚之后，“丫”字的底部仍然叫赤水河。以河为界，“丫”字将滇、川、黔划分成三个空间，“丫”字的上部是云南省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丫”字的左边是贵州省七星关区林口镇迎丰村，右边是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河村。“丫”字的交叉处，渭河与赤水河冲击形成沙滩，沿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一直蜿蜒到河底的公路可以直接到达，而在七星关区林口镇迎丰村境内，则是陡峭的岩石耸立。
流程全长37千米的渭河，当地人称之为小河，与之对应的，赤水河被称之为大河。渭河狭窄，赤水河宽敞，这或许是大小称谓的由来。相对于渭河，赤水河源头考证曾经说法不一，可以查阅的资料《新纂云南通志》显示，“赤水河源出镇雄东北三十里，曰罗甸河。东南流左会雨洒河；又东流，左会布丈河；又东南流，右纳母享河；诸河既会，称赤水河。”此外，《仁怀直隶厅志·疆域》说“出镇雄斑鸠井东北”；《贵州地理志·水文》说“源出镇雄大湾之大洞口”；《镇雄县志·水文》说“源出县境西南豆戛寨山箐”。甚至另有资料认为，源头在赤水源镇银厂村长槽村民组滮水岩。
所有可查资料有一个具体指向，赤水河发源于镇雄境内，或许是滇、川、黔三省交界处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纵横河流，让每一个研究者看到的只是赤水河河系的局部。
有河流便有渡口或者码头，流域文化一定程度以渡口或码头呈现，在这里，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经过漫长的积淀显示出不同的一面。
2018年4月8日晚，采风团在离岔河最近的田榜一农户家住了一晚之后，次日早晨抵达岔河。
位于镇雄县城东北方向的坡头镇，距镇雄县城87公里。2005年乡镇撤并，其周围的仁和镇四个村、茶木乡龙洞村、堰塘乡堰塘村、新场村并入坡头乡增至10个村更名为坡头镇。这样的变革给坡头镇带来多民族杂居、地理气候多样、风景迥异、人文资源丰富等旅游禀赋，因此，如何从传统农业转身乡村旅游，当地政府最近正作谋划。
清明时节，午后的阳光将河流、悬崖、峡谷照得通透，离开坡头集镇向岔河出发，沿最高海拔1731米的乌龙山蜿蜒而下，到最低处740米的白车，已行至公路尽头，再沿着青石板铺就的石梯步行到最低处，便是岔河了。
人类的想象力相对自然造化总存在着局限。在悬崖峭壁间奔涌而出的赤水河与渭河相互碰撞、撕扯、交织，绽放出的浪花迸发出的声响，与拂过河岸灌木林的风声及其间的鸟鸣，混合成秘境天籁之音，这是一曲有关回想的音乐，它将每一个光临岔河的人拉回到100年前。
光绪28年，即上个世纪初1902年，德隆乡绅陇庆堂因滇、川、黔交往、互市涉河不便，出资凿石开道造船，在滇、川、黔各招募一名船公摆渡，云南罗吁秀、贵州张炳之、四川赵新和三人成为岔河第一代摆渡人。这一段历史，岔河在云南境内的岸边，曾有石碑碑文《岔河义渡碑记》记录。不幸的是，多年前一次滑坡地质灾害事故，石碑被掩埋，后挖掘出来存于村民李发银家。
早在石碑被掩埋之前，岔河的渡口，随着船公的消失不复存在。
73岁的项仲才是岔河岸边一个苗族村民，其父项云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少时的项仲才跟随父亲在滇、川、黔交界处采药、行医，出入需要经过岔河。在他的记忆里，滇、川、黔三地摆渡的船公，已经变成清一色的赵姓，云南罗吁秀、贵州张炳之两家不知何时退出摆渡行业，四川境内的摆渡人变成赵代恒，贵州境内的摆渡人变成赵老三，云南境内的摆渡人变成了赵东八，他们是四川赵新和之后。在少年项仲才的眼里，赵姓三名船公长得异常彪悍。但是，上世纪的1980年，已经中年的项仲才看不到船公彪悍的身影，这一结果，源于在现在看起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的事件：1976年，项仲才和村民们听见了对面四川境内传来一阵轰隆巨响之后，接着便是岩石滚落的声音。多年以后，村民聚集一起，东一言西一语拼凑出当时的情景，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被告知不能随处走动。后来，通过各种信息加工，村民复原了事件真相，四川方面炸岩筑坝，意欲填平河道，解决川、滇两省通行难问题。
当然，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其结果是满河乱石，岔河已经不具渡船条件，赵姓三名船公另谋他路，不知踪迹。
厘金所与利民桥
“镇雄之百有八十里，下南五甲安德隆属下岔河界河，界连川黔，矗岩深河，峥嵘万仞，中开鸟道，二水中流，春夏雨淋，则洪水泛滥，波涛万顷，汪洋无际，来往过客每有十天半月之阻，若值资告罄，莫不望洋而呼嗟。”据《岔河义渡碑记》序言，由于以上原因，清甲辰年（1904年），陇庆堂开始筹资凿河开径，继而造船招渡，并规定“岔河施渡，由本年起，及五、腊、二月纸香烛之资，但每人只许收二十文”。民国十六年（1927年），岔河义渡碑记录的一段历史，依稀可见乡绅陇庆堂一身蓝衣的背影，他行走在滇、川、黔交界的河流山川之间，留下一个乐施好善的形象，蹚出一个乡村治理模式的开端。这之后多年的时光里，乡绅陇庆堂出资摆渡、修路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当时的他未能料及。将摆渡一事安置好之后，陇庆堂接着修路。这条从岔河往云南境内向上延伸的小路，带给当今镇雄坡头镇德隆村经久不衰的繁荣，包含的献山、公房、田榜三个村民小组德隆白车片区，因其临岔河最近，尽占交通改变带来的先机。
在夜宿的田榜农户家里，镇雄文联副主席龙旅权讲起当地典故，一段历史从他的散文《德隆村记》飘浮出来：岔河是贵州威宁至云南镇雄再到四川永宁的铜运唯一通道，随着古道客商和三省边民贸易增多，清至民国年间，朝廷在安德隆（彝语“安多咯”译音，意思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街上设厘金所。
铜运通道、厘金所、边民贸易，这些透出历史厚重味道的词汇，交织出怎样的一幅历史画卷？那是初春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我们仿佛听见不远处传来的涛声，期待着第二天早上与岔河相遇。
渡口和道路不断改变着一个地方，直到今天，铜运通道变为观光石梯步道，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乡集镇，但从白车往集镇方向依然人口密集，以致在民国年间的行政区域图上，德隆村早就被标注。巨大的物流与人流带来经济崛起，作为蛮荒之地西南地区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岔河开始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
中国税史记录，自夏朝产生的税种并不多样，到了康乾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一度是清政府的税收原则。但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赔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江南财税大省失去税源，在财政极为困窘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普设厘金局，收厘金为军费。白车的厘金所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朝廷的需求不期而遇，在此期间，滇、川、黔三地交界处的弹丸之地由闭塞到繁华，再由繁华到衰退，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很难找到文字记录。
厘金是什么？清后期大量的军费支出，需要一个征收范围大的税种，于是，厘金作为一种税产生了。其分为四类：百货厘、盐厘、洋药厘（进口鸦片）和土药厘（国产鸦片）。其中，百货厘举办最早，范围最广，凡一切日用所需物品，都在征税范围。百货厘税厘本为1%，故名厘金。但实际上，清朝晚期的战乱导致税收失控，设立在白车的厘金所，税收提高到3%以上。项仲才从上一辈人的口里得知，德隆村白车片区叫三方坝，意为云贵川三方。虽占地利之先机，但过重的税赋让来往客商无法承担，厘金所要收的税收不到，税差往往白走一趟，三方坝就改叫白差，直到后来演变为今天的白车。
项仲才在传说中想象了岔河与白车的繁华，却亲身经历了一个渡口和乡街的没落。岔河停摆，滇、川、黔交界处的交通又穿越到从前，“二水中流，春夏雨淋，则洪水泛滥，波涛万顷，汪洋无际”。穿行在滇、川、黔间行医，项仲才自身经历也看到村民出行之难，枯水季节，村民在横卧于河道的巨石上跳跃、蹚过浅水滩，完成三省之间的行走，如果雨季来临，交往便停止下来。每当此时，多年前那个造船筑路的乡绅身影，总会浮现在项仲才眼前。
在河面跨度500余米的岔河解决通行问题，项仲才想过多次办法后放弃了。在渭河即将汇入岔河不远的田榜村民小组魏家河边，成为他修桥首选地址。这一处河两岸是陡峭悬崖，所幸河道宽仅6米左右，平时过往村民在两岸之间搭一根木棒，摇摇晃晃地从云南走到贵州、从贵州走到云南。
1999年，项仲才为建桥开始在滇、川、黔之间募集资金，壬午年（2002年）冬月初五日，一座被命名为“利民桥”的石拱桥终于将云南与贵州连起来，即便桥长不过7米，宽不超2米。此时，项仲才已近花甲。
4月9日上午，密林间透出的斑驳阳光照射在利民桥云南一端的石碑上：渭水两岸，崖危高悚，岩间流湍，不通人烟；滇黔之道难，难于上青天；滇郡苗裔名项仲才立愚公志，建利民桥，解百姓忧，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项举家室，箪食壶浆，慰劳工匠。
项仲才默默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仿佛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出现在石碑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滇、川、黔交界处村民的普通名字，似乎在述说与一座桥或浓或淡的过往。
石板上的穿青人家
民国时期的一个乡绅，造就了一个地方的繁华。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地图册上，镇雄县坡头镇德隆村早就被标注出来。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使得德隆境内溶洞遍布、沟壑纵横，白鹤洞只是众多溶洞中的一个。当地有一个传说，从白鹤洞中一直往里走，可以走到镇西。镇西就是今天的贵州织金县，实际上，没有人从这里穿越云南与贵州两地。但这个传说对于德隆村李家寨村民李玉贵来说，他相信是事实，因为李家寨李姓家族来自贵州，与贵州织金李姓家族同宗。李玉贵的态度来自家族的认同感。在贵州省织金、纳雍、大方等县，有一个未识别民族——穿青。但是，在当地居民的身份证民族一栏，填写的不是穿青，而是穿青人。
最早记载穿青人这个名称的是乾隆时期的《威宁州志》；在后来的官方史志里，《大定县志》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是因其“衣尚青”，所以“又曰穿青”；把“穿青”作为独立民族载入史册是《镇宁县志》。在民间记载方面，清康熙3年，吴三桂平水西之后流传于民间的木刻唱本《水西传》记有了“穿青”这个民族。由历史文献可知，“穿青”这个名称，在清初就有了。
但在经历了上世纪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1981年的贵州省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直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56个民族，穿青人被列为“其他未识别民族”。
识别一个民族须有两个要素，起源和文化属性。学术界关于穿青人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三几观点。土著说认为穿青人是发源于贵州的原生民族。这一观点可以从1985年《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及2003年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内部著作《穿青人历史与文化》找到；分支说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团体，1955年费孝通《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持有这种观点；混合群体说认为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互相通婚融合后形成的，处于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之间，这个观点来源于最近的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的观点。不管观点如何，都没有否认穿青人的存在。但在云南省镇雄县境内，上个世纪的一些史料记载里，穿青人是不存在的。
1986年出版的《镇雄县志》是这样描述镇雄穿青人的：镇雄白族，自称“民家”、穿青，其他民族习称他们为“民家”。其风俗习惯和来源与大理的白族完全不相同，而与贵州的民家却是一样，境内民家祖籍多为江南，有来自南京者，有来自江西者，时间都是“靖乱之役”因避祸乱，迁徙贵州贵阳、平远、黔西、大定一带，然后散于毕节，清末由贵州进入镇雄。
李玉贵认为，明朝时期，他们祖上从江南迁徙至贵州，后进入云南镇雄，由于镇雄汉族大多由明代从江南迁入，有的是明军征讨云贵时屯垦戍边的军人后裔，有的是避祸或商贸进入云贵的汉人后裔，而穿青人则是军队征招的民夫，为了与“军籍”镇雄人区别，这些穿青人后裔便自称“民家”。
李玉贵提供的《李氏族谱》有记载，公元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在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李代龙出生了。公元1412年（明永乐十年），李代龙入黔，居住贵阳马篷街，生有三子名李千一、李千二、李千三。1629年（明崇祯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反明失败，李千一、李千二部分后裔迁入水西腹地，即今天的贵州省织金县一带。迁入水西的李氏族群，属于当地土司的佃客，开荒种地，依附土司谋生，战乱时要为土司打仗。李氏族群在水西居住时间长了，或分房分支，或辗转迁徙，杂居于少数民族地域，婚配各异，故出现民族自立与同化。自立者为穿青，同化者为布依族、苗族、黎族、彝族等，族别虽更改，但其信仰始终没有变。
公元1862年（清同治元年），贵州苗民起义，穿青、苗、彝百万之众参与，在之后，清政府限制贵州少数民族入学读书，迁入水西的李氏家族，社会地位黯然。
每一次人类的迁徙或者个体离开故土的出走，或许都源于外界带来的种种不适。李千二之后李永富不甘不公平待遇，从贵州平远红岩迁至云南省镇雄县母享镇红岩，后又移居坡头镇德隆村李家寨。母享镇毗邻坡头镇，母享镇红岩其实属于今天邻近贵州省七星关区的黑树镇碗水村，如果从这里往贵州方向，经过七星关区，很容易到达贵州省的纳雍、织金和大方，约70万的穿青人，主要居住在这个区域。
筚路蓝缕的李永富最终选择李家寨定居下来，什么理由不得而知。甚至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一次迁徙的记忆，关于李永富，生卒年代不详，迁入德隆的时间不详，只是在几十年的口语相传里，李永富从贵州到云南，随身带着一根铁拐杖，插入走过地方的泥土里，插入越深，土地越肥沃。李永富最后在德隆这个美丽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定居下来。
李永富选择定居的地方多年前不叫李家寨，叫石板上。迁入德隆的李氏家族在一块巨大的石板上建房、生活、繁衍，这块巨石板上，最多时候居住了十多户人家。也许，经过颠沛流离之后，李永富需要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在牢固的巨石板上建房就成为一种象征。
2017年，李家寨通过改造，寨门口写下了“穿青人家”几个字。即便如此，在李家寨，穿青人的口语已经消失，服饰已经消失，建筑风格已经消失，作为识别一个民族的特点已经找不到，但正如《李氏家谱》里提到的信仰始终没有变，村里77岁的老人李隆发说，能够看出我们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就是信仰五显神坛。每个穿青人家里都有五显坛，里面放着五谷、金银等。分坛是穿青人最重要的仪式，穿青人分坛，要等到家中最小儿子结婚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父亲将全部家产，包括家里的五显坛一并分给儿子们，要求儿子们从此自食其力。儿子拿到五显坛后，必须要供奉在家里，直到自己的儿子举行分坛仪式时，才能打开。
一个家族的归宿感与繁衍或许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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