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

　　凌晨四五点，泉州蟳（xún）埔码头早已是灯火闪烁，人声鼎沸了。

　　蓝色船舷的闽狮号和闽丰号渔船先后靠上了码头。各色海鲜便顺着滑索不断地降到岸边，几名女子迅速围拢上去，分类、上冰、码放……不一会儿，一溜新鲜鱼档便排放在了海岸。天色放亮的时候，顺着岸线，几十个鱼档已绵延成千米鱼市了，其场面蔚为壮观。

　　顺着档口走过去，可见各色品种的海鲜。有的档口鱼虾蟹贝，甚至乌贼海鳗和奇形怪状的三角鲎，五花八门玲琅满目。有的档口则专卖各色海鱼。码头上，到处都是头戴花环、身着艳丽服装的女人。她们承担着上货、议价、拖车，清洗打扫，收档等各种活儿。

　　前天晚上在这儿散步，不时遇见头插花朵的老妪坐在路边兜售零散海鲜，起初60元一斤的大个红蟹一路喊价到15块一斤也没人问津。虽然街区两边的海鲜酒楼是自家的，老公或者儿子也许就是海船上的船老大，但她们依然习惯于在风中吆喝。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使她们历尽幸苦，而这个千年遗留下来的古风早在她们的心中扎下了根。

　　这些身着彩装头戴花环的女子便是蟳埔女了。她们与惠安女、湄洲女并称闽南三大渔女。

　　泉州市东南的丰泽区有一片唐宋就集聚起来的渔村，千年来一直被唤作蟳埔村。蟳是一种带有大鳌的绛红色浅海螃蟹，应该就是前晚所见老妪叫卖的那种，埔则是闽粤人所说的水边平坦沙地。如今的蟳埔村，大约有7000多居民，不少老人和孩子依旧保留着老传统，住在老村庄，而绝大部分年轻人已经陆续搬进相邻的新型住宅小区。

　　生猛海鲜和花枝招展的女人们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制冰车队已经驶离，各种小货车、边三轮、摩托车也满载而归，码头只剩一些零星的生意了。喧嚣渐渐消去，蟳埔阿姨和姐妹们也很快就要转回到自家的院落。

　　姐姐绣珠和妹妹跃卿一边清扫着鱼档，一边等着姐夫过来把剩余的海货拉往菜市场。姐姐绣珠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妹妹跃卿的普通话也带有非常浓厚的闽南腔。聊天很吃力，但10多分钟的交流，还是让我对蟳埔文化有了直接的印象。作为“海丝文化”重要组成的蟳埔习俗共有三件宝：头戴簪花围、身着阔脚裤、住在蚵壳厝。

　　蟳埔女独特的头饰被称为“簪花围”，她们从幼时起，就将长发盘成海螺状，用淡雅的含笑、白玉兰、柚子花的花苞串成花环，随后点缀上鲜艳的粗康花、素馨花或者绢花，最后再从中横上一根象牙筷。据说，蟳埔村许多居民都是古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虽然已经完全汉化，但女人们依旧保持着这种中亚的装扮风格。

　　妹妹跃卿介绍说，蟳埔女头戴的鲜花多来自附近的云麓山。山下有一家姓蒲的阿拉伯后裔，种植了一山的各色鲜花。每天清晨，爱花成痴的蟳埔女就赶到村内市集，抢购云麓山中的鲜花。

　　当然也不一定什么时节什么日子都有鲜花，所以潯埔女的头饰分为生花和熟花两种。生花就是鲜花，娇嫩美艳，往往是小姑娘新媳妇佩戴，熟花则是指手工的绢花绒花，多是在外奔波操劳的阿姨大妈们佩戴。每年三月，妈祖巡香和祭祖的大日子里，蟳埔女会不分老幼，全体戴上生花，每个人头顶都像一片小花园，巡香的队伍便成了一条流动的花海。

　　天已大亮，姐夫开来一辆满载牡蛎的小货车，三人又齐力将剩余的海鲜搬上车，疾驰而去。我记住了姐妹俩的话，去村里看看她们的蚵壳厝。

　　村子距离码头不过2公里，传统的民居错落有致。巷弄里随处可见老阿姨坐在屋前娴熟地撬着海蛎，面前是一大盆新鲜的海蛎肉，身后是一堆剥落的牡蛎壳。和我搭话的老阿姨看起来有70多岁了，她16岁嫁到村里时，便头戴鲜花，接续上了蟳埔民俗，最初几年还陪着老公下海，后来就在家里挑海蛎卸海货干家务，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如今还能挑起几十斤重的海蛎。

　　眼前就是蚵壳厝了。建筑形制同传统的闽南红砖厝（厝，居家民宅）一样，花岗石的墙基，上下红砖砌出门窗内框，与之不同的就是蚵壳（牡蛎壳、蠔壳）的墙表。蟳埔当地有“千年砖，万年蚵”的老话，蚵壳厝冬暖夏凉，墙体坚固。海边多风潮湿，长年累月的风雨将它们洗刷得格外明丽。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过去大部分载满丝绸、瓷器的商船从蟳埔起航，沿着闽南沿海航行到达南洋，经印度洋到达非洲东岸。商船卸货返航后，如果是空船，则重心不稳，不利于远航。渔民们就将散落在海边的蚵壳装进船舱作为压舱石，回到泉州就随意堆放在蟳埔海边。

　　聪明的蟳埔人就地取材，拾起蚵壳拌上海泥筑屋而居，就这样，世世代代的蚵壳厝，无意间成就了一处建筑奇观。

　　泉州丝路萌起于商周，发展于春秋，定形于秦汉，昌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扬天朝国威，国家依然只许官商，严禁民间出海贸易。随着明末倭寇患甚，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保护海疆的作用，但严重阻碍了海丝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

　　离开蟳埔，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没有明清海禁，蟳埔，这个海上丝路源头的小渔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香港或者另一个上海呢？而蟳埔女。恐怕早已见不着了。

　　海蛎煎

　　牡蛎也叫生蚝，海边人习惯把生长在岸礁上的小个头牡蛎称为海蛎子。我出生在青岛，自然对海蛎子非常熟悉，栈桥边没少过我儿时敲食海蛎子的身影。

　　上初中时远离了大海，莫伯桑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又勾起了我对海蛎子的回忆。“一位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子撬开了牡蛎，他把牡蛎递给两位先生，他们又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了，蛎壳扔到了海里。”

　　小時候，家里日用的小金属散件都上缴了国家用于炼钢炼铁，自然少有于勒叔叔的坚硬小刀，撬开海蛎子的家伙只能选择手边已经开壳的大海蛎。海蛎子在平常人家里是上不了餐桌的，它们只能充当孩子们解馋的零食。小家伙吃海蛎子可没有贵妇人那么优雅。撬开一只蛎壳，极其迅速地俯下身子，趴在礁石上，努嘴对准，“嗞”地一声，鲜美的汁液连同蛎肉和散碎的壳渣被一口吞下，全然不去顾忌晚上会肚子疼。

　　海蛎煎的美味，却是多年以后在厦门的第一次品尝。那年一个初夏的午后，湖里特区的街边树荫下，年轻的我正和朋友用啤酒打发着无聊的时光。这时，一位姑娘提着一只餐盒走了过来，说“刚才路过，见你们就叫了一份空心菜，太抠门了吧，正巧回去没什么事，就做了点小食给你们下酒。”这盒小食便是海蛎煎了。

　　姑娘名叫萍儿，长着闽南人少有的高挑身材，淡眉杏眼，一条又粗又长的马尾辫尤其惹人。不需过多描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写的就是她了。

　　当年的我大学尚未毕业，就和几个兄弟姐妹跑去了厦门，与其说是打工，不如说想体验一下经济特区火热的生活。萍儿成了我唯一称为师父的女子。和她相识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其实她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因为年纪相仿，我们之间一直像朋友般相处。她宿舍里几个女孩子都是闽南籍客家人，客家女人的标志性品格就是简朴和勤劳，在她们身上都有最鲜明的体现。女红自然不在话下，衣服破了扣子掉了都是师父们亲自织补，更令我赞叹的是，她们能用最简陋的厨具做出一些极其美味的小海鲜，沙茶鱿鱼仔、姜汁土笋冻、葱花爆花蛤，至今犹在眼前，海蛎煎更是其中最美的滋味。

　　海蛎煎起源的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当与郑成功抵御荷兰人有关，猜想这不过是想借名人造势，更易于推广流传吧，而我宁愿相信此菜出自后梁闽王王审知的庖厨，毕竟五代十国在唐宋之間，时间更早些，也正值海上丝路鼎盛之时。据说，闽南姑娘们都精于此菜，虽是小食，但海蛎煎在选料、火候和形质的把握上很见功底。而新媳妇的入门考验就是制作一份海蛎煎。如果端出的成品能让老婆婆满意，新媳妇就很容易赢得家中的地位。

　　晚春初夏，正是韭菜上市海蛎肥美的季节，和上厦门特有的薯粉、酱料，很方便就能做出一份海蛎煎，点缀着两朵火红的木棉，美女师父端入堂上，美色美味，鲜香滑嫩g，吃罢口留余香，实在叫人终生难忘。

　　此番鹭岛重游，又一次吃上海蛎煎，自然睹物思人。1990年初，在我离开福建时，萍儿曾带我去了她家，在漳州铁路职工宿舍周围转悠，当地特产片仔癀和水仙花完全没有见到。漳州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望不到尽头的铁轨，和铁道边我俩散步的身影。两天后的清晨，萍儿把我送上了返程的火车。挥手的瞬间，定格成了终生的想念。

　　后来听说她经历过一段坎坷的日子，最终嫁人去了台湾。希望当年的她曾经为老婆婆做出过上等的海蛎煎，祝愿她的一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