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安军

　　腊梅，是家乡河南的省花。

　　他喜欢腊梅花，不仅仅是因为腊梅花与兰花、竹子和菊花并为“四君子”，而是它耐寒，冬天越是寒冷，它却开的越旺盛、艳丽。腊梅花这种“凌寒独自开”的精神，鼓励他走过了许多个无比艰难的岁月。

　　一

　　1929年，是一个令万千股民记忆深刻的年代，就在这一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仿佛进入末日。

　　范官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按照宿命论的解释，似乎一生下来就已注定了他坎坷的命运。这年的农历八月初八，范官山来到了人世间，降临在河南省濮阳县城西大街一户中等收入家庭。

　　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能够有一份虽然少得可怜但有保障的收入，母亲帮富人家做一些针线活贴补家用，一家人能够勉强度日。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年仅8岁的范官山跟着父母开始东躲西藏。日本鬼子的无恶不作和残酷行为，在他小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无比仇恨的种子。

　　

　　▲ 田园春景 /罗宗祥 摄

　　七七的枪声引燃的是中华大地的抗日烈火，这烈火里重生的是一个觉醒而不屈服的民族。自那以后，白山黑水、长城内外、中原大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一个素来温和、敦厚、善良的民族，用以血还血的悲壮方式，拉开了那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

　　范官山的父亲范厚德为人正直，喜欢结交教育界的正义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马明海的，是广西南宁中华书局负责人。由于家乡被日本人攻陷，范官山一家四处逃荒，父亲就打算带着全家人投奔马明海。但此时范官山的祖母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加上正在生病，无法同行。全家人只好一分为二，父亲带着姐姐、姐夫赶往广西，范官山则和母亲、哥哥、祖母留在乡下的亲戚家。

　　一夜间，一个完整温馨的家庭就这样被生活撕成两半，由于父亲的远去，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断了线。在那个年代，亲戚家的生活也很艰难，大家只好找一些野菜充饥。

　　没过多久，缺食少药的祖母撒手西去。范官山和哥哥、母亲不敢回城，辗转投奔了几个父亲的好友，但每一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范官山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弄吃的，只要有东西填满肚子，一家人吃树皮、吃草根，衣不蔽体。母亲舍不得吃，有些吃的就让给兄弟俩，时间不长，就饿得皮包骨头。好不容易熬到1942年，母亲带着兄弟俩回到城里，城里可吃的东西要多些。

　　有一天，范官山听说一个汉奸开办了一所小学，因为管饭，母亲也没有阻拦，让范官山去读书。说是管饭，吃的却是糠、茶，由于家乡缺煤缺柴，到了冬天，也没有火烤，范官山耳朵、手上、脸上不断形成冻疮，他只好每天靠蹦蹦跳跳来取暖。

　　正在长身体的范官山，每天吃下去的东西根本不够消耗。一个同学告诉他，他伯伯想找一个人当差，管吃饱饭。范官山想也没想就同意了，等到以后才知道，同学的伯伯是一个汉奸头子。有一次，范官山给汉奸头子的爷爷洗脚，水太烫，汉奸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乱打，打得范官山头昏眼花，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终于有一次，范官山忍受不住，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母亲手上活路好，就到处找活做，到汉奸家缝棉衣时，偷偷将一些棉花藏在棉衣里带回来，攒多了拿出去卖点钱。哥哥15岁时被汉奸警察局长叫去当警察，吃的是高粱，过后才知道那个警察局长是一名地下党。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地与温饱搏斗中，时间来到了1944年，濮阳县城解放了，日本鬼子跑得无影无踪。受苦受难的人民迎来了曙光，从此以后走出了暗无天日的日子。

　　二

　　赶走日本鬼子后，老百姓欢心鼓舞的画面，深深地烙在了15岁的范官山脑海中，年少的他，在那时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救苦救难的亲人。

　　范官山的母亲，是一位有远见的妇女，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希望，从来没有灰心过。母亲是个老革命，早在1938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母亲就是抗日救国会的群众领袖，假如不是要代祖母尽孝心，凭母亲的能力，可能会在革命事业中做出更大成绩。

　　那时候，经常有“当官”的来到范官山家，他们或是避风头，或是与母亲商谈事情。记得一位叫安发乾的专员就经常到家里来，还认范官山的母亲叫干妈。多年以后，范官山听说这位安专员当上了国家粮食部部长，后面还专程从北京赶到河南看望他的干妈。

　　虽然从1937年起，范官山三娘儿就和父亲、姐姐分别了，但在范官山记忆深处，父亲的许多事情依然记得起。父亲作为一名教师，有文化人的骨气，几十年来，范官山至始至终没有怀疑过。后来有人诬蔑父亲是通国民党的特务，范官山打死也不会相信。父亲经常给学生们揭露日本人的暴行，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做事，由于父亲刚正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他结交了很多有正义感的朋友，学生们也很敬重他。父亲有一位叫刘燕成的学生，是一名地下党员，后来当上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还常和别人提起父亲。

　　在父母的熏陶下，范官山从小就接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特别是在那些困难的时期，母亲经常对他说，共产党一定会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总有一天会迎来光明。

　　1944年家乡解放后，范官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组织儿童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协助救抚伤残军人，做了大量工作。并且踏进了梦中的课堂，成为抗日小学的一名学生。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从那时起，每月能够领到补助的50斤小米。哥哥此时也成为抗日小学的一名教师，全家人有了固定的生活。

　　1945年，范官山差点投入党组织的怀抱，抗小的一位老师想发展他入党，不过不久后随着这位老师的调走，这一夙愿最终没有实现。

　　就在这一年底，范官山在抗小的学业尚未毕业，党组织把他保送到华美中学读书，1946年1月，他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年全校入党的两名学生之一。

　　一切都好像充满了阳光，然而，不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1946年的春天，解放战争打响了，形势突变，国民党疯狂反扑。一夜间，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汽车开进了范官山的家乡。

　　无奈间，大家只好纷纷撤离。虽然生活很困苦，每到一处，革命同志仍然坚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为群众宣传解放形势，让群众相信国民党的进攻只是暂时的，形势一定会有好转。

　　果然在过完春节后，国民党就撤退了，范官山也回到了濮阳，组织上很快分配工作，安排他到晋鲁豫边区第四地委上班，地委书记是赵紫阳。

　　这个时期，党组织和国民党搞起了拉锯战，敌人一来，大家就往后方撤退，敌人走后，大家又马上回来，有时一晚上要行军6、7华里。

　　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组织上把范官山安排去出报纸，负责《豫北人民报》的文印工作，每天刻钢板，写腊纸，忙得有滋有味。休息时间，他还刻出了惟妙惟肖的毛主席像以及设计了党费证等。

　　1948年，敌区整顿党的组织，组织上派范官山前去参与，就在这时，他经历了一件人生难忘的事。有人站出来说他与父亲勾结，说他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革命，破坏刘邓大军南下。

　　一直以来都根正苗红的红小鬼，一时间就成了大坏蛋。范官山无比愤怒和伤心，他无力辩解，也不知如何辩解，那样的年代，经常发生黑白颠倒的事情。紧接着，他的党籍也被开除了。

　　范官山请求到前方去，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寨里工作时，范官山听到有人喊，敌人来了，他连忙躲进牛圈里，敌人到处搜寻，他屏住呼吸，听到敌人用枪挑动草帘的声响，还有骂骂咧咧的喊叫。敌人走后，地下党的干部给他送来饭，告诉他敌人已经走了，于是吃完饭他又和群众一起计算工粮。

　　三

　　1948年，中央决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发出干部南下的号召。许多县有至少近一半的人加入了南下队伍，范官山思想一直很进步，听到这个号召，他第一个报名南下。地委却没有同意，原因是他还小，仍然让他到地委机关工作。

　　上了几天班，范官山坐不住了，他又一次找到领导，提出南下的请求，他对领导说：革命同志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内心里，他想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从来都没有通敌这种无稽之谈。

　　在范官山的坚持下，他的南下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他由此踏上了南下之路，并且一去不回头。

　　1949年10月20日，蒋介石不答应中共要求，我党决定强行渡江，撕破整个国民党的防线。中央指示各路南下大军在长江战役前到达长江。

　　范官山这一支南下人马赶到合肥后，就开始急行军，一下子走了十天十夜，冒着大雨，吃的是干粮，加上走的是田坎路，北方人很不习惯，行军的日子异常艰苦。年轻力壮的范官山却没有感觉到太累，每到一处，他还帮助司务长烧洗脚水，给大家洗脚。

　　同年10月20日，就在长江全线渡江战役打响前，范官山这支人马终于赶到了安徽省会安庆市，积极准备，于次日渡江。10月21日，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长江全线渡江开始，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南京解放。

　　紧接着，建立了地方政权，范官山所在的晋鲁豫边区第四地委接手了鄱阳专区，他仍旧负责文印工作。大好形势鼓舞了同志们的信心，大家干劲都很足。

　　到了秋天，中央决定解放大西南，整个南下支队又变成了西进支队，范官山所在的这一支接管了贵州。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翻开了新的篇章。

　　四

　　解放以后，范官山随着南下大军辗转来到了贵定，1950年9月，任贵定团县委副书记，享受正科级待遇，参加了第一届团县委的组建工作，为共青团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此期间，范官山积极号召青年参军，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各方肯定。

　　1952年，范官山又带工作队到甘溪、陇冒，建立了当地政权，53年底调到中共四区任区委书记，55年调到贵定专署粮食局，当时领导找他谈话，准备提拔他当副局长，不久后专署搬到安顺，考虑到家人都在贵定，范官山就留了下来，改为在贵定党总支担任副书记。

　　范官山喜欢和老百姓打交道，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对于当官，当多大的官，范官山并不热衷。要说想当大官，像一些人削尖脑袋搞钻营，他的“条件”比较优越，当时许多省州领导都是他的同乡，关系很好，但为这事，他一次也没有去找过。

　　政治风云变幻，大跃进、浮夸风，让很多国人困惑，一些领导干部明明知道是在浮夸，但为了官帽违心说假话。范官山是一个心直口快，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在党校学习期间，带头写大字报批评浮夸风，批评瞎指挥，批评脱离实际，批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言论。在一个只容许讲假话、空话的时代，讲真话的人无疑是另类。1960年春，范官山背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划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只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开除党籍就开除，没有什么大不了，又不是贪污腐败被惩处。

　　1961年，韩德林同志从省里调到贵定担任县委书记，韩书记了解真相后，没多久就给范官山平反了，调他到党校任负责人。1963年，范官山被任命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恰逢中央开展“四清”运动，他被抽到“四清”工作队，由蓝建民带队，这个工作队一搞就是四年，家里也顾不上。

　　工作队的纪律很严格，要求不准吃主人家的肉，哪家最困难就住到哪家，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没有一点油星。几年来，他没有在家好好呆过一天，每次请假按时归队，儿子生病都没有能好好照顾，过年回家看到儿子病得只剩皮包骨，他难过得自顾哽咽。

　　和群众打交道，范官山有一套，特别是和苗族同胞能够打成一片，虽然讲话不太听得懂，但很快就能够和他们建立起感情，主要是诚心交朋友。贵定摆城吴明川，是一户最穷苦的农户，几支工作队呆不下去了，就让他去。吴的妈妈和哥哥会讲汉话，范官山很快就和他们接触上了，赞成他们扩大开荒的做法，告诉他们只有多种地才会有饭吃，这家人听了很高兴，前面几支工作队都不赞成他们这样做。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时范官山还在工作队，但工作队的人不久都跑光了，他也只好回到贵定。1970年造反派夺权，建立了贵定县革命委员会，另一派叫联合造反派，处于劣势，范官山因为没有参加那一派，但看不惯掌权派对联合造反派的打压，有一次与几个共产党员陪同联合造反派去省里申诉，掌权的造反派就把他划分为联造派的人，对他进行了打压。1970年初，把他调到总后第八医院当营业员，这样一干就是两年。

　　1972年初，已经调走的县委书记韩德林又调回贵定，仍任县委书记，没多久，又派车到总后第八医院把范官山接了回来，并任命他为民政局长。

　　1972年到1985年，范官山作为民政局长，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在局长办公室呆过几天，局里的工作由一名副局长主持，他一直带工作队下乡搞中心工作，哪里边远就安排他到哪里去，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干工作一丝不苟，对自己严格要求，1985年，他被明确为民政局调研员，仍然关心局里的事，直到离休。

　　回首过往，范官山说，这一生经历了太多，但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忘记，那就是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让我一辈子记住了，那就是：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