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尚原

　　2011年11月，我受组织安排，调任都匀市阳和水族乡党委书记。

　　当时的阳和乡是省定100个一类贫困乡之一，远离市区约40多公里，乡境内55平方公里的面积中没有一块如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地，全乡10个行政村中除新民村外，九个村都不通公路。

　　说句实在话，工作环境条件差我并不在乎，主要是组织上的关心和信任让我感到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遇到的压力：吃水不忘挖井人，知恩要懂得回报。唯恐能力、水平与党和人民寄予的期待、厚望相距太远，白白浪费党组织多年苦心培养付出的心血。“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我那时那刻的真实心境。

　　任期不会平坦顺利，前路一定充满曲折。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条件怎样艰苦、环境如何恶劣、问题怎么复杂、担子怎么繁重，都不能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更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失望。

　　“修路才有出路！”经过认真调研和仔细分析，我和乡党委班子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号召全乡党员、干部、群众转变观念和作风，居穷思变，打一场持久的脱贫攻坚战。

　　按照工作分工，我和乡干部蒙光锐、熊育平、蒙文书等连续几个月战斗在修路工地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与落后的思想观念斗，与复杂艰难的问题斗。

　　2002年4月8日深夜十一点多钟，在都匀市阳和水族乡光荣村高坡组旁的一座荒山野岭上，我和同事熊育平拿着手电匆匆行进在漆黑的夜色中。贵州山区的气候确实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临出门时没有下雨的预兆，可刚走一会就见不远处的天空惊吓现闪电并传来雷声，更是给本来寂静阴森的山野带来不可预知的恐怖。

　　“育平，快点走！”我一边借助电筒光在宽约一尺的山路快步奔走，一边与身后相距不远的同事高声打招呼。今晚的群众动员会散的有点晚，但参会的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都统一了思想，同意从明天起组织村民到修路工地投工投劳。多日的进村入户动员有硕果，走路走得脚转筋的辛劳没白费。我一时高兴，想在农户家好好休息一下，也让熊育平陪陪年老的父母，享享天伦之乐。可乡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明天早上州里领导下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这可是“一票否决”的大事啊！作为乡党委主要负责人，我实在不敢怠慢，连夜赶回乡政府的决定把年轻的同事熊育平也拖累了。当时还人生地不熟，我确实没有勇气在风高月黑之夜穿越这段约5公里的高山峡谷。

　　闪电愈来愈频繁，雷声越来越近，稀稀拉拉的大颗雨滴已落在头上、泥土和树叶上，山间开始回响着高低不一、杂乱无章的雨声、风声，山路也渐渐湿滑起来。

　　“啊……”猛然间，我身子似乎被一个外部力量狠推了一把，本能地发出惊恐的叫声，随即滚下山路外侧的陡坡，一下子失去知觉。

　　“高书记！”、“高书记！”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中听到了喊声，大脑慢慢有了知觉，口中机械式发出了回应。

　　熊育平循着声音来到我身边，一边焦急地询问“伤了没有?”一边试图将我扶起来。通过他手里的电筒光照射，我发现自己侧身横躺在一颗碗口粗的树枝与陡坡之间，下面黑黢黢的看不清楚，上面距我滚下前的山路大概20多米。

　　努力在熊育平的外力作用下站起来，可身子似乎不听使唤，僵硬无力，麻木不畅，“难道完了?”一种绝望涌上心头，我差点悲哀失控。

　　“先休息一下，慢慢活动手脚。”熊育平好像也有些紧张，害怕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毕竟此处“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旦惨剧出现，他也难以解释清楚缘由，容易被误解或曲解。

　　休整片刻，手脚可以活动并产生力气，在小熊的帮助下，我站了起来，并借助他的搀扶爬到了山路上。“只听到你喊了一声，我赶过来看不到人，要不是你醒过来我真不晓得去哪里找?”看着我劫后余生，熊育平喜出望外，他还告诉我，刚才躺着的下方是两三丈高的悬崖，假如没有小树阻挡，后果不堪设想。找我的过程花了半个多小时，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回去高坡寨的路程短但缺医少药，我们决定继续前行。山中的四月依然“春寒冷透骨” ，被大雨浇湿的衣服沉重的裹住身躯，肩、背、尾椎等多处被撞击或划伤的地方火辣辣的，迈出的双脚常常不听使唤，难以支撑身体的平衡。

　　那晚的气候确实特别，距当地以往的雨季到来还有至少一个来月，可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雷电越来越密集。 狭窄、蜿蜒的山路时而从密林里游走，时而傍悬崖峭壁绕行，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当晚的处境一点都不为过，尤其受我拖累的小熊付出更是用语言难以描述。他一边用手电筒探路和辨识凶险，一边架着我小心翼翼越过乱石与泥泞。假如没有他，那晚我肯定走不出来，更没有生还的可能。

　　大约一公里左右的山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凌晨二时许，来到了坐落在半山腰上的潘硐村柿花寨。雷电交加，风雨交融，累痛交织，我打算不走了，找一农户家住下再说。可天不遂人愿，或许是夜深雨大，亦或是山里人家的本能防范，连敲了路边的几家门都没有回应。

　　伤处疼痛的加剧、夜路行走的艰难、加上唯一照明工具——手电筒的电池电量几乎耗尽，所谓“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活生生呈现在眼前。透过闪电发出的光亮，对面山坡上的乡政府大楼若隐若现，彼此相距也就三公里左右，但须走下约两公里陡坡到达阳和峡谷，再爬千米峭壁才至目的地。

　　山洪早已暴发，原来下山的路已变水沟，近在迟尺却又望尘莫及，我的心冷到极致，绝望和悲凉涌上心头。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小时候读过的古人诗句压抑着胸膛似乎喘不过气来，难道前世作孽引发上天震怒?

　　看着同样在寒风冷雨中备受煎熬、疲惫至极的熊育平，我几次叫他“先回去搬救兵，再回来帮助我。”

　　“高书记，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丟在山上！我们一定会平安回到乡政府！”熊育平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

　　真情的鼓舞让我战胜了一时的怯懦，感人的友谊为我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下山的过程基本是行走——摔倒——爬起——行走的循环往复，凌晨五点多天已麻麻亮，我们终于回到了“工作之家”。

　　这一辈子，我也许会忘记自己的出生日期，也许会忘记在阳和乡工作2800多个日日夜夜的某个重要细节，唯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雨夜，也不会忘记那些共同决战扶贫攻坚的同事，更不会忘记那些给予我以无私关心、照顾、支持的莫逆之交。

　　回到乡政府后，很多同事热情帮我找来了中草药，经过十多天的疗养，我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坚持协调指挥修路。当年11月，全乡首条通村公路响起了喇叭声，汽车开进了大山深处。紧接着，我们趁热打铁，持续掀起了修路的热朝，在近八年的时间里，组织群众投工投劳数百万个，新修通村、通组公路百余公里，实现了原来的只有一个村通公路到组组通公路（便道）的巨变，机动三轮车、农用车、面包车“走”进昔日的贫困户家中。

　　在修路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阻碍全乡发展的深层次“症结”：基层组织建设依然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干部思想作风仍需进一步整顿促转变，干群关系有待逐步建立和改善。于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强化内部管理，严肃工作纪律，整顿机关作风。先后牵头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章，做到带头执行，作好表率。甚至还提出了不近人情的“禁止在乡政府大楼内酗酒划拳、打麻将”、“中午午休不能拒绝群众来访”的“土政策”，目的是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架起干部和群众的“连心桥”。虽然遇到了阻力和听到了质疑声，但由于自己克服重重困难带头遵守并督促落实，最后得到了干部职工的支持和理解，“三天半”的上班现象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全乡的干部、职工基本养成“自觉维护整体利益，齐心协力谋发展”的良好行为，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贵州日报》、《农民日报》相继进行了报道。

　　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能反映干群关系的和谐程度。只有把小事做好，才能搭建坚实的、情浓于水的干群“桥梁”。八年中，我始终不忘记自己曾经说的一句话：“群众有困难才来找我们，我们要千方百计让群众满意而归。” 2006年初，翁高村交牛组13户村民发生火灾，在市里报到准备参加市委全委会的我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火灾现场，处理善后工作，并带头捐资200元。而后又组织干部帮助清理废墟，引导村民树立信心，克服困难，重建家园。受灾农户吴朝忠在现场激动地说：“高书记，只要有你们在，有党和政府在，我们都不会灰心，都能战胜困难的”。

　　我至今依然记得，有一年上级组织部门对我进行考察，翁高村党支部书记蒙家柳等村干部对考察组说：“如果把高书记调到市里的部门工作，我们不反对；如果交流到其他乡（镇）任职，我们请求把他留下。”感情淳朴而又真诚，令我热泪盈眶。

　　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与贫困户蒙时昌的结缘。那是2008年的凝冻期间，我到翁高村走访，那天村组干部把我引进他家里时所看到的一幕令我今生难以忘记：年已四十多岁、反应迟钝、不善于交流的蒙时昌正和年近八十、满脸沧桑和凄凉的老母亲在舂米（当时没电碾稻谷），屋外积雪寒冷，木板房内四壁透风，母子俩冻得发抖。一种失职的内疚让我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至今想起来仍觉有愧。

　　安排乡民政办送去粮食后，我又自己出钱买木炭送到他们家，并带去了御寒的棉被、衣物。由此和蒙时昌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9年3月我调离阳和乡的时候，我专门为他们家购买了春耕所需的化肥，并将部分自己的棉被、衣物等送给了蒙时昌，表达我对他们家的牵挂。

　　2010年5月，我带着市总工会发的200元劳模慰问金去看望蒙时昌时，才知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已去世。想到他一人独自生活的艰难和辛酸，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愿他过好今生。

　　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蒙时昌是生活中很不幸的人，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之一。我虽然有固定工资收入，但家里也不宽裕，可每次去看望蒙时昌，我的灵魂都会得到一次新的洗礼，更加懂得什么叫做知足、怎样才会珍惜，更加感悟如何行使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使命，更加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与贫困户蒙时昌的结缘将会让我今后的路走得坚实、无愧、无悔！

　　“视群众为‘衣食父母’、甘当‘人民公仆’不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也不是台上台下用来作秀的空话、套话，更不是两面三刀、作奸犯科的挡箭牌、遮羞布。群众需要求真务实、吃苦耐劳、公正坦荡、勤政廉政的好干部，不欢迎油嘴滑舌、作风漂浮、阴险狡诈、贪婪无度的‘干儿子’。只要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丁点有益、有用、有价值的好事、善事，他们会长久记住和褒扬你的善举；如果你把老百姓当作可欺、可骗、可压的愚者、弱者，那么他们将永远记恨和唾弃你的恶行。得民心者得天下！千古不变的铁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逆。”在阳和乡工作期间，我写下了这段自我警醒的话语。

　　

　　▲ 桂花新韵（瓮安江界河） /张 岳 摄

　　八年任职的时间里，我和乡里的干部、群众充分运用党的“八七”扶贫攻坚和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机遇和政策，把抓好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如福庄村利用其海拔低的地理优势发展早熟蔬菜种植；潘硐村利用其政府所在地的优势，围绕乡政府在潘硐村打造水族旅游村寨的契机，利用其特有的青山秀水引导当地群众发展农家乐等；富裕村大力发展茶园经济等等。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农历正月初八，已调入城里工作一年多的我应邀去富裕村竹细组农村党员杨兆培家作客。 傍晚六点走进大山深处的杨兆培家，映入眼帘的是餐桌上摆放的青椒煮土鸡、白菜炒腊肉、香肠、腌制的萝卜丝和油炸干辣椒，旁边小桌上还有一盆自家磨制的酸汤豆腐，份数不多、花样不杂，但色、香、味诱人眼馋、食欲大开。乡里的包村干部和寨子里的几位村民等一起走上了饭桌。喝土酒，吃土鸡，拉家常，话发展。

　　“高坡脚下竹细寨，生活全靠烧炭卖。姑娘不嫁寨门外，近亲联姻生怪胎”。这是十多年前竹细组的生活状况。

　　“以前生活确实苦，全寨150多户近600人耕种着不足400亩的田土，吃不饱、穿不暖，长大以后取不进老婆，只能与寨子的异姓姑娘联姻，辈辈相传造成近亲结婚，生的娃娃智力低，有的还有残疾。”年过五十的杨兆培深有感触。

　　年纪30多岁的村民李兴龙接上话茬：“现在好了，已有外出打工的小伙子相继把四川、湖北、贵阳等省内外的40多个靓妞领回家过日子。当地姑娘嫁到外县、外省的都有不少，陪嫁品1万、2万都出得起。”

　　村民李兴中、李兴顺也纷纷谈起寨子的大变化，感言党的政策好：通车路修到家门口，喝上干净的自来水，街道路面水泥硬化，种粮还有钱补贴，住院能报销药费，政府号召种植的800多亩茶叶每年为村民创收10多万元，家家户户自发找到发展的门路，种海花草、养肉牛、肉鸡外销，买50多万元的大货车跑运输……

　　杨兆培最后告诉我们，昔日的贫困山村在党的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支持下已发生了大变化，过年才大吃肉的习俗成了往事。今晚的饭菜不是刻意准备的，只是和平常差不多的农家菜。

　　离开阳和乡的时间又是八年，工作单位已换了三、四个，可植根在灵魂深处的初心将伴随着我至永远，不想改变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