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海

　　在英国朗诵诗歌

　　我爱写诗，也爱朗诵诗歌。到英国后，最初先是忙于适应环境，当然，我到英国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学术研究，所以，我是尽量地压制住自己的诗情，很少写诗，更谈不上朗诵。尽管有时也用诗歌来排遣乡愁和孤寂，也只是用中文写作而已。后来，随着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以及语言和文化上的适应，我便开始用英文创作诗歌。起初，我并没有什么“野心”;用英文创作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二是用另一种语言寄托自己的失重状态。我的第一首英文诗歌是一首150行的长诗，我写了一个通宵，写到最后，忘记是用什么语言在写作;我也因此感受到用英文写诗的快乐。我把这首诗发给我所在的那所大学的一位老师，她很吃惊，说我是创造性地使用了英语;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将它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她所有的同事：奇诗共欣赏。

　　再后来，我跟当地的一个诗人Jonathan相识，我便把自己写的英文诗以及我中文作品的译文给他看，他很有兴趣，并邀请我参加他们每月一次的诗歌朗诵活动。于是，我开始了在英国的一系列的诗歌朗诵。

　　我所留学的沃里克大学（Warwick）在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离大学最近的城市是考文垂（Coventry）。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们都要在市中心进行诗歌朗诵。在英国的朗诵经历，让我改变了以前对朗诵的认识。通常我们的朗诵大抵上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朗诵带有文艺表演的特点，朗诵者站在舞台上，讲究舞台效果，追求字正腔圆;非正式的朗诵一般是指诗友文朋间的朗诵，特点是比较随便。在英国，我们朗诵的场所主要是在酒吧，朗诵特点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我们事先跟老板说好，晚上要去朗诵。一般说来，酒吧老板都很欢迎我们去朗诵。有时，我们一个晚上要到几个酒吧朗诵。在酒吧似乎比饭店还要多的英国，在酒吧朗诵是最好的选择。夜幕降临，英国人最爱去的地方是酒吧;在酒吧朗诵也就是选择了人气最旺的去处。

　　在诗歌倍受冷落的今天，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英国普通民众对诗歌的热情、认可或宽容。不管我们朗诵什么风格的诗作，大家都能很认真地倾听、欣赏;即使有人喝完了酒要离去，他们也会在把一首诗听完后离开。每次朗诵完一首诗，他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诗人们的朗诵方式也让我吃惊不小。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歌是崇高的艺术，诗歌朗诵同样是崇高的艺术，是阳春白雪。但在英国，我发现诗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很不一样。他们朗诵的诗作，自然绝大多数是出自他们自己之手。朗诵时，他们有的是将朗诵和歌唱融合在一起，把诗歌艺术的音乐美，突出地体现出来;有的还加上一些音响效果，这是在阅读文本时无法领略到的。更主要的是，诗人们的一些作品常常密切联系人们的现实生活;我注意到，每次朗诵时，布莱尔的名字都会被提到。当诗句中出现“我要把布莱尔毙了”的时候，座中总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加入“朗诵团”之后，每次朗诵便多了一重东方色彩。主持人每次总要隆重推出“来自中国的教授和诗人”。我主要朗诵自己的英文诗歌。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的英文诗写得如何，我也不知道我的英文朗诵究竟是好是坏;但我一直坚持参加每一次朗诵，因为我觉得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代表的是一种东方语言的诗人。当地的中国学生、学者很多，他们甚至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社区（community）;有了自己的社区，自然不必麻烦去跟当地人交流。而我觉得，既然是到了国外，就应该学会去跟当地人交流，“深入虎穴”地认识外国文化。总之，我就是这样固执地、不知天高地厚地坚持参加这类活动。有时，我感到很孤单，我相信我的同胞能理解我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那种感受，可是环顾四周，我看不到一个中国人。有时，主持人会对我的诗作本身和朗诵，说一声“Good stuff！”（好！）“Well done”（真棒！）有时，听众当中会有人个别跟我交流对我的诗歌的看法，说他（她）怎么怎么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这时，一种欣慰之情便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每次朗诵时我都有一段开场白，其中往往有这么一句：Poet from China！Poem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诗人！来自中国的诗歌！）我要让China这个词尽可能多地在我所到的地方响起。每次在我朗诵完我的英文诗歌时，我会用中文朗诵一段李白或东坡的诗，让古老的诗句在那岛上响起。我要让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或对中国怀着偏见的英国佬们知道：中国有诗歌，中国的诗歌比他们的要古老。这时，我的心中常常涌动一种民族自豪感;这时，我非常希望有我的同胞在场。然而，环顾四周，我很孤独。

　　2005年7月1日，我应邀参加一个较为重要的诗歌朗诵活动;它是考文垂一年一度的“戈黛娃文化节”的一部分。当晚诗歌朗诵的主題是，诗歌：东方与西方。我和来自克罗地亚、波兰等国，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诗人一起朗诵，给我的朗诵时间是10到15分钟。这次朗诵活动得到了考文垂市政府的赞助，给我12分钟的朗诵所付的报酬是50英镑（约750元人民币）。在英国，我没有打过工，除了获过一次诗歌奖外，这是我在英国所挣的最大的一笔钱。50英镑是区区小数，但它是我靠诗歌挣来的，我倍感珍惜。

　　在英国朗诵，用英文朗诵，让一颗心跳跃于两种语言之间，也给我那孤独的日日夜夜增添了些许彩色的瞬间。

　　一间有收音机的客房

　　——在安徒生的家乡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火车终于驶离奥胡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火车以丹麦特有的慢速度，驶向欧登塞;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坐火车去欧登塞看安徒生。

　　这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朝圣。小雨真好，它是我旅途上清凉的和旋。多少年来，就一直有一个梦想：能去安徒生的家乡，能在他的家乡住一晚，最好是有月光的夜晚。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十五。可是，火车抵达欧登塞时，雨下得更大了，大得不像是抒情，更像是一种撒野。再圆的月亮，再好的月光，也只是意念中的月亮，想象中的月光。

　　穿过密密的雨林，走在欧登塞的大街上，街上没有一个人，这个城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一手看着手机导航，一手牵着行李箱，终于找到旅馆。

　　入住。

　　打开客房，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客房。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小？难道是要以此证明这是安徒生的家乡？这是童话的世界？

　　在小小客房的一角，一台橘黄色的收音机把我吸引。住过各种风格的旅馆，就是没有住过一间有收音机的旅馆。

　　凭着三十年前的经验，我轻轻拧开收音机的开关旋钮——丹麦语电台里正播放一首歌。房间很小，歌声立刻把房间充满。乳白色的墙壁，乳白色的灯光，略带伤感的音乐;仿佛这音乐就是为我写的。

　　撩开窗帘，窗外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雨声淅淅沥沥。一群喝高了的北欧大妈在那里抽烟，浑然不知一个心中怀着乡愁的人，离她们那么近。而我坐在小小的床上，听着那似乎为我写的音乐。一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搁在地板上，这是我现在的所有。我忽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还有地板上我的两件行李，还有从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

　　梦里才知身是客。

　　在一间有收音机的房间里，忽然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城市，很遥远的国度。于是，我在纸上写下：

　　在丹麦

　　在菲英岛

　　在欧登塞小城

　　在安徒生的家乡

　　在一间像童话一样的小小客房

　　客房里，一台小小收音机

　　把我吸引

　　轻轻拧开开关

　　歌声把小小房间充满

　　陌生的音乐

　　陌生的语言

　　告诉我

　　这里不是家乡

　　听着，听着，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一觉醒来，收音机还在唱，陌生的音乐，陌生的语言，喝了一半的啤酒瓶还握在手上。

　　诗人布莱特·福斯特

　　——一封发往天国的电子邮件

　　2015年11月22日，感恩节前夕，正当我在宾州和朋友们期待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收到芝加哥惠顿学院维恩教授的邮件。

　　在这节日的气氛里，这封带来悲哀消息的邮件，令人格外心痛，让人觉得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生和死之间，似乎只是一道随便可以跨过去、但又是永远跨不回来的栅栏;在感恩节前夕，这封邮件将我的感恩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诗人布莱特·福斯特——身上。可是，我心里总是无法接受。布莱特怎么可以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呢？

　　2014年4月上旬，我访问芝加哥惠顿学院时，住在维恩教授家里。好客的维恩知道我是诗人，便在惠顿学院的餐厅里安排了一次午餐，约请了他的两个同事跟我一起共進午餐。其中一个便是诗人布莱特·福斯特（Brett Foster）。我送给布莱特我的双语诗集《迷失英伦》，布莱特赠给我他的新作Garbage Eater。布莱特性情开朗，为人谦和，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对别人充满赞赏的光芒。他说话声音不大，但总是对你所说的加以肯定;跟他谈话，总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只是一面之缘，“好人布莱特”已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可是，这么一个生龙活虎的好人，怎么就在分别后不到20个月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呢？

　　4月上旬离开惠顿学院后，我和布莱特本可以再次见面，因为我们一个星期后都参加了在密歇根州的加尔文学院举行的“信仰与写作节”（Festival of Faith and Writing）。从活动《手册》上我看到布莱特有一个会议发言，主要是讲诗歌的翻译。题目是《诗歌就是在翻译中获得的一切》（Poetry Is What Is Found in Translation）。只可惜，当时由于活动冲突，我未能去听他的报告，但就从他的这个题目，我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翻译的理解是与众不同的，却是我所支持的。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谈诗歌翻译了！

　　回到国内后，我一边忙于日常工作与教学，一边着手编我的第二本双语诗集《五片叶子》。时常想起布莱特，想起他的开朗的笑，想起他的温文尔雅，想起他眼睛里闪烁的亲和的光芒。我把自己要出版双语诗集的打算告诉了他，他非常支持。于是，我们从6月初便开始了频繁的电邮往来，我分期把自己确定下来的译文发给他，他则在WORD文档上提出他的修订建议。

　　后来，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等我秋天收到他的邮件时，才知道，他患了直肠癌，在夏天经历了一次手术，正在修养中。不过，从字里行间看，他很乐观，对即将开始的化疗充满期待。而我呢，一直以为，美国人对待癌症的态度跟中国人不一样，认为他们只是把癌症作为很多疾病中的一种来医治，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有很大的心理负担。2014年春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或许他已经得知自己的病情，但从他的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事实上，他在每次邮件中都表现出很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在病中翻译了不少但丁的十四行诗，他说，自己“在诗情上非常活跃”（very active with poems）。

　　2015年的夏天，我的这本双语诗集差不多完成了。后记中，我引用了布莱特关于诗歌翻译的观点，他在回信中很是感激。我在9月20日和10月1日连续收到他的两封邮件。从他的邮件中得知，他2015年夏天经受了五次手术，但病情并没有好转。不过，从他还在给我发邮件这点看，我依然幼稚地认为，这些只是治疗的一个程序，凭借美国的医疗技术，布莱特的病是一定能治好的。

　　可是，我也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再去看他10月1日的那封邮件（最后一次邮件），才知道他的境况已经很糟糕了。原话是这样的：I do hope I have better news to report to you sometime soon. For now， though， I am grateful for each day， and take each day is it comes to me， some better， some worse.（我真的很希望很快有更好的消息报告你。可是，现在我对每一天都充满感激，日子每日来过，时而好，时而坏。）

　　没想到，这是布莱特的最后一次来信！我本希望下次去北美时从芝加哥入境，去看他，去把我的新诗集送给他。我甚至希望在感恩节后在芝加哥经停时到惠顿去看望他，可是，他却在感恩节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忽然像个傻子似的再到惠顿学院的网站上去找布莱特的名字——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居然还在！见到它，就像见到他本人似的。

　　于是，我又像个傻子似的给他发去这最后一封邮件。

　　他会收到我的邮件吗？天国用电子邮件吗？

　　当你强烈地感觉到语言存在时

　　——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村里

　　每天生活、工作在自己的城市，似乎并不觉得语言的存在，就像我们生活在空气里，并不觉得空气的存在那样。生活在母语环境中，就像鱼游在水里，鸟栖息在枝头上，踏实而不觉知。可是，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语言存在时，麻烦就来了。

　　不过，如果我们每天都生活得如鱼得水，都像枝头的鸟儿那样无忧无虑，我们的幸福离长茧子也不远了。人，有时需要把他从熟悉的土壤里拔出来一阵子;生活，有时需要把它的节奏适当打乱一下。还是回到语言吧，我们有时需要让自己体验一下张口结舌的感觉，甚至目不识丁的感觉。在语言的张力里，享受某种陌生，让自己变成一个在别的语言符号中的一个不同的符号，在别人的生活中做一个陌生人。所以，我们要远行就是邂逅未知，远行就是体验变化，因为远行可以让我们的幸福与烦恼多少有点弹性，而不至于在时时生活在幸福中而不知道幸福，而不至于天天生活在烦恼中而只知道烦恼。

　　从哥本哈根到奥胡斯，从奥胡斯到欧登塞，从欧登塞到巴塞罗那，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语言问题。丹麦和西班牙的公共标识的国际化，似乎都不如中国。比如，“出口”处在中国的建筑物里都是和exit同时出现的，可是，在哥本哈根的地铁里，就是看不到英文的exit，所以，从地铁出来时，我得十分小心地找Udgang（丹麦语“出口”），在西班牙同样要十分留心地找Salida（西班牙语“出口”），在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巴塞罗那，则要十分留意Sortida。不过，只要懂英语，看其他西方语言多少能猜出几分，一般不会影响行动。更何况，在丹麦，只要你懂英语，简直跟在英国、美国旅行一样：几乎每一个丹麦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正当我以为只要懂英语就能畅行天下的时候，我的旅行在法国南部的小镇Tautavel被语言狠狠地卡了一下。

　　在佩皮尼昂市刚下火车时，我兴奋得不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双脚踩在法国的泥土上（虽然不是巴黎也不是里昂），第一次看到现实中的法语;对于一个20多年前爱法语爱到走火入魔程度的人来说，能在法国见到真实的法语，其兴奋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年，一遍又一遍地背、默的单词gare（火车站），而现在我能讀懂那建筑物上写着的Gare de Perpignan（佩皮尼昂火车站）时，颇有文盲看懂了自己的名字的那种兴奋感。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法国人彼此不断地说着bon jour（你好）。

　　可是，我的法语毕竟有20多年没有上过“油”，早已生锈了。我是下午1：30左右到Tautavel村的。一早在巴塞罗那吃的4片面包夹火腿早已烟消云散，一进村子便急着找餐馆。可是，中午时分村子里空空荡荡的，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后来才知道，村子里开店的人，除了周末要休息外，周三还要给自己放假一天。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院子门口写着叫LEtape的小馆子，走进餐馆的小院子回头一看，是一行自己认识的字：Merci de votre visiter（欢迎您的光临）。再看院子里，正坐着3个人，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和一个扎着红头巾的女人;另一张桌子坐着一个形象怪异的男人，狠狠地抽着烟，面前的烟灰缸是一只贝壳。老板娘看到我戴着墨镜、拖着行李箱、戴一顶牛仔帽，更是用一种奇异的眼神打量我——这场景，恐怕只有在一些电影里才看到：一个背包客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别人的空间，在场的人本来欢声笑语，但现在忽然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背包客身上：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干什么？——这感觉太好了！这种忽然“降落”到地球上的某个角落的感觉太好了！而石头垒成的院墙的月季花在中午时分的地中海阳光的照耀下，红得近乎透明。这让我略带紧张的情绪安静了下来：这是在法国，不是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不会有人拿着左轮手枪对着我。

　　还是吃饭要紧。从院子里走进小馆子，老板娘把餐单拿给我，可我几乎全都不认识。费了很大的劲，总算点了一盘子“东西”：一块牛肉饼上加一只煎得很嫩的、蛋黄明晃晃的鸡蛋;一堆生菜的旁边撒了一大把炸薯条，外加一大杯黑咖啡。喝了一口，觉得太苦，便端着咖啡到柜台前找老板娘，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那个法语词lait（牛奶），又想了半天才想起了sucre（糖）。切了一小块牛肉饼送到嘴里，觉得很淡，便想去跟老板娘要盐，可是，始终想不起来“盐”在法语里怎么说。

　　就在这时，一对母女进了院子，在我窗外的那张桌子上坐了下来。她们向老板娘比划了半天，查了半天词典才点了两杯饮料;看来她们跟我一样，是在陌生语言里挣扎的“外国人”。看她们手里有《英法词典》我便走出去向她们求救：“劳驾，请帮我查一下salt（盐）在法语里怎么说。”得知“盐”是sel后，终于向老板娘要到了这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调料。

　　我这才明白，语言是什么：语言就是可以使你吃不上饭;语言就是让你成为一个陌生人;语言就是把你变得连婴儿都不如。

　　在这个六月的阳光明媚地洒遍法国南方的葡萄园的下午，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语言真的存在，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

　　到处都是瓦尔登

　　如果说，河是流动的诗歌，湖则是诗意的水。美丽的湖，期待诗人去发现;而诗人，总能找到这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丛林间的水的隐士。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巧合，美丽的湖边似乎总是诞生伟大的诗人——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的湖区滋养了华兹华斯，而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则成就了梭罗。

　　走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我忽然觉得：梭罗就是这个地区的“土特产”。盘根错节的丛林，清澈深邃的大河，晶莹秀丽的湖泊，这些都是诗情的温床。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诗人，如果不抒写自然，就像生长在海边的人不吃鱼而想吃牦牛肉，所以，梭罗注定是一个“自然之子”。我不知道19世纪中期的康科德镇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今天的康科德依然被丛林包围，瓦尔登湖仿佛是林叶上的一滴露。

　　是梭罗找到了瓦尔登湖，还是瓦尔登湖使梭罗有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梭罗生活环境不了解的人很可能认为，是瓦尔登湖成就了梭罗;如果没有瓦尔登湖，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梭罗。以前我也曾依稀这么认为，但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后，我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叫梭罗的人写瓦尔登湖，一定会有另一個诗人来赞美它;如果梭罗不在瓦尔登湖边自建一个小木屋住下，并写下被很多热爱自然的人当成“圣经”的《瓦尔登湖》，或许，他会在另一片湖水边住下，并以另一个湖的名字写出一本类似的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梭罗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同样，瓦尔登湖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

　　不得不承认，瓦尔登湖是世界上最美的湖之一。但是我说瓦尔登湖“也是偶然的”，是指就算梭罗没有“遇见”瓦尔登湖，热爱自然、热爱漫游的他，也会在新英格兰的大地上邂逅一个同样迷人的湖。因为，在新英格兰地区，与瓦尔登湖一样美的湖其实还有很多;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新英格兰，到处都是瓦尔登。

　　从地质学讲，瓦尔登湖属于冰穴湖（kettle hole），这类湖是冰川运动造成的。简单地说，在冰川时期，一块巨大的冰块在地质运动的强大推力下，嵌入到土地里面。冰融化后，留下一处不规则的深坑，而融化下来的冰水便成为湖水。“冰穴湖”的英文词很是形象，kettle hole。Kettle是“壶”的意思，hole是“洞”的意思;所谓“冰穴湖”，就是由于冰川运动而形成的壶状的湖。瓦尔登湖就是在10000到12000年之间，由于冰川运动而产生的冰穴湖。

　　冰穴湖在北半球分布较广，而北美地区包括新英格兰更是常见。从新罕布什尔州到维蒙特州，到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克州，一路上我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冰穴湖。新罕布什尔境内有湖费尔布里克湖（Philbrick）、普纳马湖（Ponemah）等;马萨诸塞境内有新湖（Fresh Pond）、牙买加湖（Jamaica Pond）、间谍湖（Spy Pond）、瓦尔登湖（Walden Pond）。其实，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的不仅是瓦尔登，还有另外几个湖，比如弗林特湖（Flint Pond）、鹅湖（Goose Pond）、白湖（White Pond）。

　　从体量来看，瓦尔登湖在所有的湖中算是中等的，大约两千多亩的样子。在汉语中，“湖”的概念过于“包容”，水面宽广如太湖的，称为湖;庭院中一亩地那么大的水塘，有时我们也称之为湖。而“瓦尔登湖”，在英语中只是一个“池塘”（Walden Pond）;可是，特别讲究装饰和优雅的汉语，是不会直接把它翻译成“瓦尔登池塘”的，那样未免太没诗意，于是，英语中的很多ponds都被我们翻译成了“湖”。

　　湖是镶嵌在地上的水晶，大地上有了湖，就像人有了灵性。在从新罕布什尔到马萨诸塞的路上，给我开车的Zachary知道我对湖情有独钟，一看到湖他就停车，让我有机会欣赏风光各异的湖。虽然我惊讶于瓦尔登湖的纯净之美，但客观上讲，那些散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冰穴湖，其实各有各的美。特别是在新州基恩市的郊外，好几处湖都令我流连忘返。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在基恩市所住的东山农场客栈边上的那个湖就是瓦尔登湖，我真的愿意相信，我真的不会失望，因为它也确实非常美。跟瓦尔登湖相比，东山农场客栈边的那个湖（它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由于水面较小一点，似乎更宁静，更安详，周围的环境也更“野”一些。它比瓦尔登更别具特色的是，它用平和的胸怀，拥抱着莫诺山的倒影。我永远不会忘记Zachary开着车绕湖寻找拍摄水中莫诺山倒影的那个黄昏。

　　从一处冰穴湖到另一处冰穴湖，让我对新英格兰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特别是它们的原生态得到了保留。Zachary给我讲了当地政府的一个规定：你可以在湖边钓鱼，但不能把这个湖的鱼或者水草，弄到另一个湖中去。这是一种生态平衡意识。或许因为这样的保护意识，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看到与19世纪、18世纪一样生态的湖。

　　这些美丽的湖，就像是镶嵌在新英格兰大地上碧蓝的眼睛，世世代代凝望着天上的行云，让所有的热爱自然的人驻足，在湖水中窥见人性的倒影;这些美丽的湖，也像丛林中光洁的脸，永不长出皱纹的脸，宁静又安详。于是，便有一个叫梭罗的诗人遇见了它们当中的一个;于是，瓦尔登湖让千千万万没有见过它的人记住了它的名字;于是，我要说，瓦尔登湖是幸运的，因为从马萨诸塞到新罕布什尔，还有许多它的堂兄堂姐、堂弟堂妹，唯有瓦尔登湖得到了神圣的名分。

　　如果那天梭罗散步时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如果那年梭罗选择了另一处湖边住下，或许文学史上就不会出现名为《瓦尔登湖》的书。

　　跨越重洋的玫瑰

　　诗情不需要翻译，但诗歌需要。“巴比塔”之后，诗歌——这人类最美好的玫瑰，翻译能焕发她更美的姿容。

　　诗歌翻译，让翻译家们伤透了脑筋，但读者还是不满意，被翻译的诗人同样不满意。于是，翻译家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一般认为，那些跨越重洋的玫瑰，在她们漂洋过海之前是玫瑰，到了我们这里大概就成了月季。为了让这些“玫瑰”始终是“玫瑰”，近几年诗歌界不断组织中外诗歌互译活动，试图让翻译诗更加接近作者原意。

　　2018年的秋天，在美国双语诗人徐贞敏（Jami Proctor Xu）女士的努力下，在《扬子江诗刊》同仁的组织下，“跨越重洋的玫瑰：中外诗歌互译沙龙”在昆山郊外张浦镇诗意地举行。

　　所谓互译，就是中外诗人、译者面对面，将外文诗歌翻译成中文，将中文诗歌翻译成外文。这是令人鼓舞的活动，作为诗人兼译者，我的心自然向往之。

　　受邀的外国诗人有印度诗人高比（N. Gopi）、美国诗人舍温（Sherwin Bitsui）、丹麦诗人辛迪（Cindy Lynn Brown）、德国诗人罗恩（Ron Winkler）、南非诗人恩塔比桑（Nthabiseng JahRose Jafta）。中国诗人方面有小海、老铁、叶丽隽、夏杰、李南。徐贞敏跟我有点相似，她是美国人，但汉语很好，而我呢，也算是双语诗人，我们的任务则是“自己翻译自己”，同时做中外诗人的“协调人”。

　　中外诗人终于在秋日的黄昏相遇，开启了两天的诗意旅程;虽然说着各自的语言，但诗情是永远不需要翻译的国际语言，至于酒，那更不需要翻译。

　　第二天下午是翻译沙龙主题活动。到了现场我乐了：连在一起的五个会议室已经布置整齐：每个会议室的门口放置着包括两位互译诗人的照片和简介的展板;进了会议室，则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插两面国旗，像要进行跨国谈判似的。而我除了“自己翻译自己”，还要翻译印度诗人高比的诗。

　　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重点挑选一首诗作为翻译、研讨的重点。由于作者就坐在自己的对面，译者可以逐行逐句地与诗人讨论，最终形成译文。高比的诗，除了当中有些印度教的一些神祇我觉得陌生外，语言上难度不大，所以进展比较顺利;中途我们还可以串门到别的房间看其他各组热闹的讨论。约三个小时后，各组的翻译活动终告结束。当然，我始终认为，有一个人坐在我面前，是很难把一首诗翻译好的;真正的好诗，不管是创作还是翻译，必须是在夜深人静时才能诞生。

　　我还甚至认为，通过互译最终能译出什么样的作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诗人之间有了更多地彼此的了解，增添了友谊。第二天下午，作为中外互译活动的尾声，一场未经彩排的露天朗诵会在锦溪镇外的神骥感知农场进行。那天下午，晚秋的阳光艳丽得像阳春三月，中外诗人的即兴朗诵把双方的热情点燃。大洋此岸的玫瑰，大洋彼岸的玫瑰，在风中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