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用在办刊半辈子的编辑身上也是很恰当的。当《西江月》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当年的风风雨雨、峥嵘岁月又一一在眼前掠过，古稀之年，尤觉感慨万分。《西江月》杂志办刊之路，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与时代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回顾《西江月》杂志的办刊路，可以窥见时代的风云和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迁。

　　一

　　《西江月》杂志的前身是1972年5月创刊的《梧州文艺》。1973年，我调到苍梧县文化馆，任《苍梧文艺》的编辑。其时，百花凋零的文坛开始复苏，随着《广西文艺》的恢复出版，广西各地市纷纷创办文学杂志，互相交流，十分密切。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梧州文艺》的杨剑峰编辑。《梧州文艺》是梧州市文化局主办的文学刊物，承担着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本地作者的责任。当时，活跃在《梧州文艺》的有严佳宜、吴江、韦王成、罗马丁、罗戈鼎、谭智基、潘宏生、谢小莹、林国强、区震泉等，也有广西当时的文坛名家柯炽、林玉、农冠品等，还有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叱咤广西文坛的名家李栋、祖慰、黎国璞等。

　　1980年，我调到梧州市文化局文艺创作组，参与《梧州文艺》的编辑工作，从此，我把自己的大半辈子交给了出版事业。1981年，随着文艺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图书、杂志陆续出版发行，社会大众如久旱逢甘霖，饥不择食地涌向新华书店、图书馆，排长龙买书、借书。连《梧州文艺》也一时洛阳纸贵，每期出版后，文艺创作组的同事们把杂志放上板车，运到中山路原梧州市人民礼堂大门口，引得读者们蜂拥而来，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纷纷掏钱购买，杂志很快就抢购一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杂志出版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二

　　随着全国各地文艺刊物蓬勃发展，国家出台了规范出版行为的方针政策。1981年3月，《梧州文艺》改刊名为《西江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批准在国内公开发行。时为季刊，16开本，64页。当年出春季号、夏季号、秋季号、冬季号共4期。此前，《梧州文艺》向社会各界征集新刊名，在众多的应征刊名中，选中了诗人陈侃言提出的《西江月》。

　　1983年，《西江月》秋季号刊登了小说《獭兔皮的毡帽头》（作者郑万隆），被同年的《小说选刊》选载，成为当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候选篇目。为此，自治区文联发来贺信。

　　1984年1月《西江月》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以总期数为杂志期号，总第12期刊登了小说《我是来当儿子的》，被《小说月报》选载，并荣获首届百花奖，责任编辑梁振伟应邀赴天津参加颁奖大会，荣获优秀编辑奖。

　　1984年，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热潮终于降温了，代之而起的是武侠小说热潮。为顺应潮流，《西江月》总第13期刊登了韦镇寰写的武侠小说《峨嵋剑影》（同年《传奇文学》选载），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批武侠小说，发行量大增，《西江月》发行量因而如火箭般飙升，有一期甚至发行80万册，承印厂要加班加点连轴干。1985年1月16日《梧州日报》对此事进行了采访报道。我国著名文学家秦牧在1 9 8 5年第1期《报刊文摘》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之为地市级刊物中出现的奇迹。这是《西江月》出版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三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家规范期刊出版法规的出台和国家版权法的完善，广西各地市的文学期刊进行整顿和清理，各地市只能保留一个，《西江月》刊号得到保留。《西江月》从梧州市文化局分出来，改由梧州市文联主管，成了独立的法人单位，没有文化经费的支撑，实行自负盈亏，开始走向市场。当时，国内书刊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武侠小说热降温，引来的是通俗文学热，与此同时，国内期刊的多样化，使读者的眼光转向了传播知识和介绍国内外社会动态的期刊上，《读者》《海外星云》等期刊发行量大增，而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开始下降。为谋求新的出路，《西江月》开始以通俗文学为市场主攻方向。当年的广州大沙头形成了一个国内最大的图书期刊集市，各种图书期刊在这里百花齐放，争艳斗丽，各显风骚，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西江月》在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发行《西江月》外，我们还联系各地图书发行商进行合作，以及收集期刊的动态、读者的意见、发行商的倾向。由于图书期刊市场竞争激烈，《西江月》要在夹缝中生存，有如走钢丝，步步谨慎，这也是当时国内大部分文学期刊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各省的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及一些行业期刊纷纷将旗下的期刊改头换面，改变办刊宗旨，以贴近生活，反映民众心声的社会纪实为特色，于是，一些生活类的期刊异军突起，如湖北的《知音》、广东的《家庭》《家庭医生》等，很快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期刊市场，文学类期刊日子更加艰难。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新闻出版署为了加强对报刊的管理，出台了报刊审读制度，各省新闻出版局纷纷设立了报刊审读部门。因此，《西江月》必须在坚持办刊宗旨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寻求新的出路。

　　四

　　进入2000年，一些发行量较大的文学期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广东的《江门文艺》《佛山文艺》，这些期刊抛弃纯文学，面向当时新兴的打工一族，以打工群体中的大纪实、小故事为焦点，赢得两广越来越兴旺的打工群体的喜爱，发行量稳步上升。我到深圳、东莞等打工群体聚集的地区进行调研，并与合作单位达成共识，把《西江月》定位在打工一族，以纪实文学为主。梧州市委宣传部、梧州市新闻出版局、梧州市文联非常支持《西江月》的改版，并和西江月文艺杂志社在深圳组织了与打工群体的见面会，我们还与深圳市政协常委、中国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先生见面，争取实力企业的支持，还在特聘副主编张国奇的介绍下，陆续会见知名的打工作家、打工群体的代表，互相沟通，加强联系，收集意见，倾听呼声，找准焦点。然后，《西江月》进行改版，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旧框框，学习文化生活类期刊的板块结构，重新开设各种具有现代气息的栏目，面向打工族，发表的作品更加贴近打工生活，使杂志从包装到内容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的特色。

　　《西江月》的改版初战告捷，期刊质量、知名度和发行量慢慢上升，获得打工群体的喜爱，在龙源期刊网上曾冲上国内期刊阅读量排行榜前100名，也得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的关注和好评。《西江月》在2001年的一期《报刊审读》中，被誉为“打工族的良师益友”。2001年，被评为第四届广西优秀社科期刊。

　　2008年9月，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从《西江月》主编的位置退下来，离开了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岗位。这时候，由于互联网的冲击，《西江月》陷入了困境。幸好在2013年，梧州日报社接管了《西江月》杂志，为杂志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打开了一条新路。

　　当《西江月》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编辑来电约稿，不容推辞，欣然命笔，以记录《西江月》杂志50年的风雨路。

　　

　　2000年7月，梧州市委宣传部、梧州市新闻出版局、梧州市文联、西江月文艺杂志社、深圳市富源集团的领导与打工作家代表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