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峰

一、《梧州文艺》——《西江月》的前身

1973年3月，我到梧州市文化局报到。因为我曾在梧州市文化局分管过社会文化，梧州市文化局便分配我到文艺创作组。文艺创作组以前印过两本《梧州文艺》，但只是偶尔为之，没有专人负责，也不定期。我到来后，领导指定我一人专门负责出版《梧州文艺》，一季一期。领命后我便找了一间空室作为编辑部，就这样单枪匹马、披挂上阵了。

　　《梧州文艺》不但要有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还要有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作品，稿件比较繁杂，但都是我一人审改。审改后送市文化局领导定稿，之后便找人设计封面、插图，划好内文版面，然后校对、付梓，印好后也是我一人把刊物扛回，分别寄给有关领导和作者。一部分《梧州文艺》拿到南环路市邮电局报刊零售处出售。当时不是全国发行，没有稿费。一期刊物的出版周期到此结束。

　　寒来暑往，秋去冬临，一季一季就这样轮回。我大概当了两年的“孤家寡人”。

　　后来，《梧州文艺》的编辑队伍增到五人。人多了我们就把名号叫做“《梧州文艺》编辑组”，隶属文艺创作组，但是文艺创作组并不管我们，而是直接由市文化局管。市文化局一位副局长还兼《梧州文艺》主编，但一切具体事务都是我负责。

　　一天，来了两位《广西文学》编辑，说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后改为广西作家协会）打算发展一批新会员，要求最好是工农作者，叫我推荐，我就提名了曾在市级、省级、国家级刊物发表过诗歌作品的船厂工人何德辉，以及曾多次在市级、省级刊物发表过小说作品的电磁线厂工人吴江等人。不久他们就获得批准成为了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后来吴江跟我说，他想来《梧州文艺》工作。我便向市文化局秘书提出把吴江调来的要求。

　　吴江到来后，编辑事务、杂务什么都干。他表现积极，头脑灵敏，改的稿件也不错，且工作能力较强。我感到自己没有看走眼。后来，吴江由一个普通工人最后当上了主编，这是《梧州文艺》栽培的结果。

二、《西江月》——《梧州文艺》的继承者

1981年，《梧州文艺》更名《西江月》并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批准，向全国公开发行。我们成立了编辑部，自立门户。

　　2 0世纪8 0年代中期，是《西江月》的鼎盛时代，每期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最高一期高达80万册。由于发行量大，一个印刷厂难以按时完成印刷工作，我们便找多个印刷厂同时印刷。我们曾在广东广州、开平和江西南昌等地印过，印好后派员到当地发货。

　　《西江月》的作品还被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受到《新民晚报》和《天津日报》以及全国著名散文作家秦牧的称赞。

　　业务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重，光我一个负责人有时感到力有未逮，便找梁振伟、王炬组成一个核心组，有事大家商量，共同决策。

　　当时，我们办刊的宗旨是：“立足本市，面向全国，培养作者，繁荣创作。”就是说本刊主要是发本市作者的作品，市外各省市作者的作品也发。重点是培养本市作者，繁荣本市创作。

　　我们培养作者有三个方式：一是编辑部办学习班，由我主持和辅导；二是请外地的作家讲课，如广东著名诗人韦丘、《广西文学》编辑李竑、广东花城出版社编辑黄伟轩、上海作家仇学宝、来梧探亲的上海《文汇报》编辑，都为梧州市作者讲过课；三是我们“走出去”讲课，我曾应邀给一中学生、七中学生、刊授大学学生、图书馆读者等讲授文学创作课。

　　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关爱，密切彼此关系，我们每年大都有两次茶话会。一次是春节，一次是中秋节，中秋节茶话会多在“鸳江春泛”举行，每次都有食品招待。

　　有一年去南宁开期刊工作会议，在会上我作了题为《试谈文艺刊物的三重性》的发言。在座的《广西文艺评论》编辑要了我的发言稿，并在当月的《广西文艺评论》登了出来。我那篇稿主要是说，文艺刊物是宣传品，是艺术品，也是商品，兼具三者的属性。因为是宣传品，就要激励人们向上；是艺术品，就要注意艺术质量，不能粗制滥造；是商品，就要考虑顾客（读者）的爱好和需要。这关系到办刊的方向和如何办好刊物的问题。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广西文学》的一个编辑发文批判，说把文艺刊物叫做商品，就是搞刊物商品化、庸俗化。我们编辑部的梁振伟马上写了一篇很有水平的文章回应，就这样持续地争论起来。这个争论随着这本杂志传到各省市和中央期刊管理部门。

　　各地也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文艺刊物是否能叫商品。因为以前多次批判过刊物商品化的问题。这是指一些文艺刊物不顾政治影响，发表一些低俗作品，以吸引读者，扩大销量，牟取暴利。所以大家对“商品”这个词特别敏感，甚至把商品和商品化等同起来。

　　后来我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的《新闻出版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意思的话：关于文艺刊物可不可以叫商品的问题，在各地都引发了争论，我们也讨论过，现在已基本达成共识：凡是拿到市场出售的刊物、报纸、书籍等文化产品都是商品。这个争论至此终于结束。

　　

　　2000年7月，《西江月》杂志百期庆典茶话会。